我是1980年八九月间，离开《笔会》到《文汇月刊》的。随后，我这个新上岗的报告文学编辑兼诗歌编辑，揣着《福建文艺》发给“老东家”《笔会》的会议通知，却代表“新东家”《文汇月刊》去福州参加“朦胧诗讨论会”，并组织了第一篇报告文学，请人写饱受争议的朦胧诗代表人物舒婷。
如果说，结识舒婷，是我主动找上门去的，那我最初“认识”理由，并留下深刻印象，则是完全被动的——因为理由因故突然爽约，让我们1981年1月号上等用的一篇重头稿落空了。那天，我一进办公室，就看到梅朵从我的坐椅上“蹭”地起身，他要我赶紧去北京“救场”！梅朵急切地说，理由原先答应给我们写李谷一，因为有特殊原因说不写了。而我们下一期刊有李谷一的封面已经在印，这篇配发文章12月5日前一定要发稿。“现在，再另外找人顶替，来不及了，你去写吧！回去拿点衣服，赶紧去机场！”梅朵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也没跟我商量的情况下，给我订好当天去北京的机票，连五百元出差费用都让人替我到财务科借来了。我对梅朵一厢情愿的仓促决定很不满，有这么“强征暴敛”的？连带对理由也心生不满，事情皆因他而起。
如梅朵所愿，我抢出一篇《你好，李谷一》，反响不错，引起关注也引起争议。事情有得有失，因为理由的爽约，我得以“替补”上场，磨练了自己，也证明了自己，但因此错失了一次跟理由对话的机会，我深为惋惜。“你是负责《文汇月刊》报告文学专栏的，认识理由，不就是迟早的事。”不知为什么，老梅又补充了一句：“理由可是帅气又牛气呵！”他大概是在提醒我，理由不太好打交道。“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我没在意，因为觉得理由有资格，也有本钱牛气。
不无傲气的我，对理由却心怀钦慕，他是那个时间段里，除了几位前辈报告文学大家外，最具影响的年轻报告文学家。我读过理由1978年以来发表过的二十多篇报告文学，有些还当作范文来读。而我最早读到的，是他的成名作《扬眉剑出鞘》。我在《笔会》时，就听说理由是抓住机遇，一战成名。他靠才气，也靠运气。不过，详尽版本是后来听同是报告文学作家、时任《报告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之后又担任副主编的傅溪鹏亲口告诉我的。他说，1978年春天，他在《新体育》杂志竞赛组任组长，当时中国花剑运动员栾菊杰荣获世界亚军，震撼了世界与亚洲，需要约请一位作家写一篇人物报道，便专程前往《北京文学》，结果，巧遇年轻作家理由……他做了一次伯乐，改变了理由的人生，成了理由命运里的贵人。傅溪鹏还曾不止一次地撰文，追述这段难忘时日。
不过无论是在我后来和理由的交往中，还是看他关于采写《扬眉剑出鞘》的随笔中，均未提及过傅溪鹏这位“贵人”。而2015年5月，在写《我在〈文汇月刊〉十年》时，我打电话到北京昌平王府家庭农场书香园，想跟在田园生活中悠哉游哉的傅溪鹏，查对关于理由的几个细节。孰料，说及《扬眉剑出鞘》时，年近八旬，无所顾忌的傅溪鹏，有些“愤愤不平”地脱口而出：
理由这个人没“记性”。当时他一点名气也没有，我给了他机会，让他写栾菊杰，机票都是我们准备好的。但理由后来到处说，这是他自己碰上的，与我无关。你想想……
我不知道，是傅溪鹏“贪天之功”，还是理由“没记性”，不过，即便是前者给后者以机会，倘使《扬眉剑出鞘》仅由《新体育》杂志发表，影响却也有限。更重要的是，是谁促成了《人民日报》转发？那才是居功至伟。我曾听北京圈中朋友说，文章在《新体育》发表后，是理由的前妻胡蓉亲自替他送到《人民日报》的。当时理由刚出道，识人不多，而胡蓉已是北京出版社的老编辑，人脉广泛。
确实，那时是时势造英雄。在那个强调体育运动要振奋国威、恢宏民气的非常年代，宣传报道也动用了非常手段。当时，党中央总书记**及其他中央领导均在国家体委上呈中央的简报上“画圈”，指示要大力宣传为国争光的栾菊杰。所以，才会出现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倾巢出动的空前盛况，让大江南北、千家万户的人们在记住英雄般的栾菊杰的同时，也记住了理由的名字。因而，连傅溪鹏这位“伯乐”，也明白自己的作用有限，理由躬逢其盛，才气有了用武之地。
不怕没机会，就怕没本事。从1977年开始转向写报告文学的理由，之前是写小说的。如他自己在《她有多少孩子》这个集子“后记”中所说，“我在前些年写的小说，现在拿来不忍卒看，当时也不忍卒看”。而理由从前的“麾下”，在他之后也成为报告文学名家的肖复兴，曾对我追溯往事，为这“不忍卒看”做了注脚：
“文革”前，理由在少年宫当航模教练，“文革”后期到丰台文化馆，搞业余创作组，他是组长，主办了一个《丰收》内刊，组织我们写稿。有时，理由还骑摩托车到我们学校，帮我请创作假，参加创作活动。他初始时写小说，大部分是“三突出”，大家都不认可。后来，他开始写报告文学，重视结构，运用小说手法，取得成功。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虽说，《扬眉剑出鞘》是理由最初的成名作，但似乎不是他最好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2005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他的集子《扬眉剑出鞘》时，经过十七年的沉淀，理由特意为这篇文章加上一段题记：
此文已被转载过数百次且屡屡获奖，再提它我已觉不好意思。偶有聚会，主持者在向众人介绍我时总要提及此文，而我的心中似有灼痛之感，它真能代表我吗？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理由朴实如土的代表作《中年颂》，写了一位普通的纺织女工，却让我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感动而又引发深思。我也喜欢理由的《痴情》，动情处不由得泪水盈眶。那感觉，如同之前我看徐迟写敦煌常书鸿的《祁连山下》，像是在读情节起伏、感情跌宕的小说，然而恰恰又是真实的生活。《痴情》引起读者和评论家一阵“痴情”的冲击波，许多人盛赞乃至痴迷于《痴情》的痴情，也有人痛批作者自身太不痴情，“个人生活未能始终如一”……
理由与梅朵和《文汇月刊》，有着很深的友谊。从1980年至1986年间，他先是给梅朵，后来是给我，写过散文式随笔《钓鱼台小记》，为《文汇月刊》发起的报告文学讨论，写了洋洋万言的《报告文学的遐想》，还写过四篇报告文学——《弹丸之地》、《湖滨梦》、《真正的球迷》、《九七年》。作品虽有高低，但理由每一篇都倾尽心力，他很珍惜自己的名声和品牌。
1981年8月号上，发表了理由的《弹丸之地》，写他专程前往甪直千年古镇和古刹保圣寺，却是一见不如百闻，败兴而归……就在这时候，梅朵的心脏病第一次爆发，住进了医院。而两个月后，梅朵吵着出院，并且不顾医嘱和我们的劝阻，强行要去北京，为《文汇月刊》的第一个“报告文学特辑”组稿，他念念在兹的就是把“报告文学”做大做强。十多天后，疲惫不堪的梅朵回到上海就再度病倒，不得不老老实实在医院和无锡华东疗养院里养息了两年。
1982年夏天，梅朵在疗养院里运筹帷幄，要我在刊物上拉开声势很大的“报告文学讨论”。梅朵气魄大，心眼“小”，他就是想跟北京的刊物，特别是《人民文学》争夺报告文学的“话语权”。他也料定那些刊物，不可能像我们这样，肯投入这么多版面，花这么大力量。不安分的梅朵，在疗养院往北京写信、打电话组稿。他很看中理由的影响力，第一期“讨论”就请他开头。理由不辱使命，给了我们一篇长文《报告文学的遐想》。谈报告文学的特征与特色，谈什么是报告文学的一流题材，谈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文学性、典型性和批判性……
说来也怪，在梅朵生病、疗养期间，我在北京的人脉迅速扩张，抓稿也日趋“疯狂”。但因种种原因，我跟很忙很难找，且较长时间陷入感情漩涡的理由，交往却是慢热，不温不火。我1980年初秋到《文汇月刊》，梅朵养病期间，我单打独斗，给理由寄过小样，写过信，通过电话，但直至梅朵1983年夏秋归队，我跟理由还从未谋面。记不清楚，我和理由的最初见面，是在他1984年“取道上海”时，还是在这前后，我先去北京拜访他，抑或是在其他会议场合？印象中，从1984年直至1987年后他淡出报告文学圈，弃文从商去香港发展前，我跟理由总共见面次数也只有个位数。
我和理由有许多共同的作家朋友和编辑朋友，我们同属报告文学圈，即使在不见面的情况下，也会意想不到地在朋友们那儿交集、“见面”。1980年代初，地处偏僻，却有大手笔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来，很快改为四川文艺出版社），准备连续推出一批报告文学集。1981年12月，他们率先出版了理由的《痴情》。其中，除收有《痴情》，还有原先刊登在《文汇月刊》上的《钓鱼台小记》和《弹丸之地》。
意想不到的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一年，仍渺无音信的报告文学集《中国的旋风》，被这个“系列”看中了。责编曹礼尧让我终身感念，她之前在杂志上读过我的大部分作品，在只看到“目录”的情况下，便让出差上海的丈夫带信给我：“你的报告文学集我们决定列入计划，你可以找人设计封面了（大32开本）。封面一定要搞好，反正你满意了就可以寄来。”三个月后，曹礼尧又雷厉风行地告知结果：“此书我们出定了，没有任何问题。我现在是稿件已看完，等待封面、插图、照片及你的‘后记’，这些东西何日到手，我就何日发稿。对你这本书，我们编室的领导也很重视，我们会尽力将它搞得漂漂亮亮的！”九个月后，曹礼尧又来信告诉我，终审通过：“稿子刘令蒙副主编刚才给我，他看了，已签了字，但抽下三篇文章……他说为了使这本书的质量能够与理由、柯岩和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平起平坐，抽下这几篇是有必要的。”我不敢也无意跟他们“平起平坐”，我的第一本书能够与这几位名家进入同一个“系列”，已经深感幸运和兴奋。
1984年4月初，我和理由的共同朋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谢大光，给我一封充满友情的信，还说及理由的书稿，又让我和理由在无意中“交集”：
这次上海之行，还是很畅快的。朋友之间，经过了一些事，会更加了解的。你目前的处境很有利，一定不要退缩。不知老梅回来没有？
你的第二个集子，不论何时写出，我都等你，来了就是我的事了。当然，我希望能比第一本更好，相信也是可以的，因为你第一本集子的后半部，已经大大超过了前几年的水平。
理由的稿子我回来收到已经看完，四月底可发稿。处理老兄的稿子，我不会慢于这个速度的。
理由这本《纯情》出版后，大光赶紧给我寄了一本，接着理由又送了我一本，我两本都一直留着。我留着《痴情》和《纯情》，是为自己树起一道标杆。
1984年起，我和理由见面的机会多了些，而创造这机会的，先是时任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很快又调任《体育报》社长、总编辑的鲁光，随后是《报告文学》杂志的两位编辑部主任——朱宝蓁大姐及傅溪鹏。1983年年底，鲁光就在信中打招呼：“体育报告文学研究会，体委领导首肯了。明年上半年开个会，正式成立。你虽在上海，你也应该是此会的‘创业者’。望多出主意，我洗耳恭听。”一年多后，体育报告文学研究会成立，鲁光任会长，理由、李玲修和我等人任副会长，且每年都要开会、碰头、搞活动。
而1984年后，田流、程光锐两位新当家接过《时代的报告》，似乎要脱胎换骨，决意告别1980年代初落下的“左”的名声，将刊物改名为《报告文学》。与之同时，以大手笔改组编委会，居然约请到十五六个名头大能量也大的“社外编委”：有刘宾雁、袁鹰、黄宗英、理由、苏晓康、陈祖芬等一批一流作家和报告文学名家，还有操持国内最具影响的《新观察》、《人民文学》、《文汇月刊》杂志的实权人物，如戈扬、周明等，我也有幸入列。
这两个会，尤其是《报告文学》编委会，成了我和理由及一批报告文学名家聚会的好机会。虽然，《报告文学》节俭办事，开会就在杂志社，编委住宿就安排在人民日报招待所的简陋平房里，但到场编委的规格，以及两天会议热烈、认真的气氛，是让人终身难忘的。田流、刘宾雁、袁鹰、戈扬、黄宗英这些大名家，没有一点架子，为人热忱，谦和可亲。理由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很有才气，也很帅气，思维敏捷，思想活跃，但并未感受到他有多少傲气和锋芒——可能是跟梅朵一样，只是“偶尔露峥嵘”吧。
梅朵从疗养院回归未几，1984年初春起，就盯着要我做一套关于理由的“组合”：做他的封面，找人写“印象记”，同时配发他的报告文学。做一套“组合”是难事、烦事，少则三五个月，多则两三年，甚或更久。因这个“催化剂”，我给理由的信比之前频密多了。给他打电话，十有八九找不着，唯有写信或发电报，不过，我从没给理由发过那种夜半惊魂的加急电报。我知道理由很“挑剔”，要他自己提供满意的照片，找他看得上的人写“印象记”，再给我一篇能有些声响的报告文学。
经过将近四年的酝酿，又见过几次面，我和理由的友谊，也开始水到渠成地升温。之后，又全程处理过他的三篇报告文学《湖滨梦》、《真正的球迷》和《九七年》。我们之间往来信件以及通话次数多了起来，质量也大为提高，称兄道弟，彼此间客气话少了，直白、友好而坦率。“理由组合”因“印象记”而搁浅。自从我把写“剪影”的球踢给理由，他老兄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反倒是像欠了我一笔债。6月间，理由给了我一篇一万五千字的《湖滨梦》，以作慰劳。收读《湖滨梦》，至感快慰、兴奋，作品写得相当感人，理由的小说功力和魅力，在这篇报告文学中又一次恣意展露。我让梅朵先睹为快，他也大为称道。如后来理由在将此文收入集子时，所加的“题记”中所说：
此文应冯基平的几位千金之邀而作。冯基平在“文革”前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这个强力部门的要职与女儿们柔情似水的述说形成鲜明反差。我觉得，女儿们对父亲深情的追述本身就蕴含着诗的意境，遂模仿她们的口吻，以第一人称写就。
理由构思谋篇，将这“强力”与“柔情”的“鲜明反差”，作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冯基平原本有“几位千金”，也被理由浓缩为一个女儿在深情追述、倾诉。这诉说中，既没有交代年份，也没有说明所涉及政治运动的名称和背景，但经历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浩劫和审判“四人帮”的读者，对这一场场民族历难了然于胸。而“爸爸”这位神秘人物的忧国忧民之心，他的脾性和身影，也在这叙述中栩栩如生。
我知道理由不喜欢磨蹭，将“文汇速度”发挥到极致，收到他的《湖滨梦》，两个小时后即发到排字房，隔天就将小样用“航空”寄给理由。谁知，好事多磨，十多天过去了，迄无回音，理由没将小样退回。电话也找不到他，我赶紧发信催问。1984年7月5日，理由回信着急地说：
达成：你好！收来信，得知校样已发出，到处去找。北京作协那里没有，万寿路这里也没有，问过收发，都说没有见到。看来不能再等了。我想请你校对后直接发排吧。这篇报告文学，不会出现事实上的出入，行文上的改动，请你做主。
我的地址，是北京万寿路甲15号东院 楼 ××× 室，今后联系请以此为准。如有机会来京，欢迎做客。
百花出版了我的一本报告文学集《纯情》，不知寄给你没有？我当奉寄留念。
《湖滨梦》原本我想在7月号推出，这一来只能放到8月号上了。谁知，梅朵又出来“作梗”，觉得《湖滨梦》这样单用可惜，希望能催促到“印象记”，并配理由封面，以完成他所期望的“组合”。理由的态度很友好很配合，他很熟悉梅朵那种得陇望蜀的“贪婪”。10月上旬，我去信要求他对《湖滨梦》的主人公——“爸爸”隐秘的身份加个注解，仅仅交代他“身居要职、工作性质特殊”似不解渴。10月12日，理由回信对此表示同意，在信的末尾，还正面回应了“印象记”的事：
关于恢复文中冯基平的名字，我没有什么意见。原来的考虑，他是我哥哥的朋友，他的孩子也熟悉我，但那些孩子不是一个母亲生的。他死后，孩子们之间的矛盾已到戏剧化的程度，以致用任何一个（或一拨儿）孩子的角度来回忆他们父亲的追念文章都会使矛盾加剧。因此，在指出冯的名字时，请仍按原来的叙述语气，即不具体写明说话的第一人称是哪一个女儿。主人公的名字是实的，叙述者的名字是虚的，这样较好，以免引起那些孩子间无谓的纠缠，不使我哥哥为难。
如能恢复一些所谓“阴暗面”的描写，最好不过。因为对那些东西大可不必讳忌的。
关于采写我的“剪影”，我手头正忙，有一建议，我将于本月25日取道上海，再向南行。请你可否从上海物色适合的作者，我在上海可腾出两天时间见面详谈，提供资料。我希望把我写得真实些，褒也好，贬也好，文笔真实而生动，以悦读者。如可，我行前电告你。当否请复。（此行路费我自有出处）
显然，理由觉得自己耽搁了我们，才出此下策。我清醒、迅速又直截了当地否定了这个友好方案。非不为，乃不能为，以我对理由的了解和理解，他看得上的作者为数不多，对写自己的文章也必定较真而苛求。倘使贸然找一个不熟悉理由的上海作者采写他，最终可能会弄得三方都很不愉快。我不想冒险，坚持让理由自己找合适的人，哪怕因此要多花很多时间，并计划在12月号上，将《湖滨梦》推出。不过，因为解除“捆绑”，梅朵所期盼的“理由组合”，又整整等了两年，直到1986年10月才算大功告成。
之前几年，尽管梅朵强势组稿，也只指望每年从理由手里拿到一篇报告文学，因为知道他产量不高，且索稿者众。倒是我的“怀柔”手段比老梅奏效，随着我和理由友谊加深，见面、通电话，或是写信，都相谈甚欢，颇为相契。《湖滨梦》发表近半年，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5·19”球场暴力事件后，我又催来了理由一篇反映这场事件的《真正的球迷》。文章于平实中见功力，大事件，小切入，理由在众多球迷中选取了三个人，让他们用白描式的口述，将中国队在跟香港队争夺世界杯分组赛小组出线权中，意外失利后，引发球迷骚乱的过程与心态，展露无遗……
理由做过报人，他对我们以办报的作风和效率办刊物，大为赞赏。但我对理由关于“5·19”的稿子并不满足，因为他“一鸡两吃”，分别给了《人民文学》和《文汇月刊》，而《人民文学》又先于我们发表，一时占尽风头。
遗憾的是，我以最快速度处理《真正的球迷》，也只能赶上1985年8月号；而在这过程中，《人民文学》7月号已经强势推出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当我读着文章的第一段，就觉得他们这“半个鸡”，要比给我们的那半个分量重得多，它更正面地直击和碰撞了“5·19事件”，一开始就让赛后成为悲剧人物的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曾雪麟粉墨登场：
五月十九日晚，曾雪麟率领器宇轩昂的中国足球队踏进北京工人体育场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就是三十多年足球教练生涯的悲惨终结……
同一个作者，同一个事件，《人民文学》比我们早出来一个月！不过，平心而论，我们是没有资格埋怨理由和《人民文学》的。《人民文学》占有天时地利，时任主编的王蒙和编辑部主任、我们的老对手和老朋友周明，抢先一步，最早找到理由，而理由劈了“半个鸡”给我们这个晚了半个身位的“第三者”，已经很够朋友，很给面子了。理由在打电话和通信中，感受到我的醋意和不爽。他在1985年7月23日寄回清样的信中，很友好地打招呼，并淡化两篇稿子间的差距：
清样看过，有两三处错字，如“辩（舆）论”，“窝大（火）”、“片儿警”，其余没有改动。请付印前再校一遍。
《人民文学》发在前头，真抱歉。不过，两篇都有词不达意的东西，当初两篇合为一篇写就好了。
这篇东西老兄处理得很利索，多谢。
1986年伊始，我开始认真催促理由，早点儿完成梅朵关于他的“组合”那个梦了。直至接读理由6月26日来信，我心中一块石头才算基本落地：
达成：你好！遵嘱寄上几张照片，不知可否，如需用请来信告之，可把底片取来寄上。
已与徐刚老弟接头，稿子的事看来八月份才可完成。
祝好！
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