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26日，梅朵来信：
这次到沪，感到你怨气冲天，情绪很大，这怎么行？如果你这样，别人怎么办。杂志是党的事业，你作为党员、支部书记，应该有任劳任怨的态度……也许你又要讽刺我什么“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你不应该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吗？如果你不是力争做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你的报告文学又怎样向前大踏步的发展呢？写体育健儿终究只是一个方面，你的眼光必须宽广些。我觉得你的理论书读得太少，你似乎瞧不起理论，这是绝对不对的。读理论也主要是使自己观察生活能更深入、更尖锐些。现在你应该开始一个新的起点，更加沉着地跨出自己的步伐，切切不可再有摇摇摆摆的现象，切记！切记！
张晓明调来月刊事，我与马达同志谈了两次，他已一口同意。周玉明则慢慢再说，两个一起提，反而一个都不成。等我回来工作后再与领导商量，你应该与小周讲，让她沉住气。
别的不多谈，保重身体，因为你的担子很重，更要注意身体。
梅朵一连两封信，结尾都是要我保重身体，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这纯属纸上谈兵。事实上，工作操劳太过，加上“失实”问题纠缠不休，晚上熬夜写作，超负荷的运转，我已无法保重了。七月间在体检中发现，我五年前查出的一个肺部阴影，大了三分之一。医生说需要休息，也可能需要手术。梅朵知道我查出问题，但不愿放过我，因为另一位副主编谢蔚明也在住院做手术，我留着还能帮助运转。他也知道，非常时期，我尽管有病有牢骚，但为了他，为了刊物，绝对不会贸然抽身养病。
北京的前辈和朋友也知道《文汇月刊》三员大将都病了，给以深切问候。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的头头殷之慧，是《文汇报》老人，梅朵、谢蔚明的老友，又是我们的作者刘进元的顶头上司。其时，我和《体育报》记者吴晓民合写的关于中国跳水队的一本书稿，已经刘进元编发后送她审稿。
殷之慧来信说：
八月二十五来信收悉，得知您真的患了良性肺瘤，十分挂念。这次您来北京，日夜兼程地赶跳水一稿，这种苦差使，特别伤神。您的病不一定种因于它，但加快了病程是毫无问题的，为此，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歉疚与不安。
改稿看了，印象还是好的，比初稿充实多了。问题是这次比赛成绩不好。作为编辑的我，处理问题更应“谨慎而稳健”。我对年轻作者感情很深，十分关切、爱护，对他们作品，严格而柔情。在这一点上，我与年轻的进元，时常有分歧。他年轻、热情，好朋友，讲义气。
老梅的病，主要是心情不好。您要好好地劝劝他，已经六十二岁了，现实一点算了，何苦与自己过不去呢。老谢的病，叫人担忧，盼望手术后是个良性瘤就好了。如见到他俩，千万替我问好！问唐海等同志好！
与之同时，收到了好朋友陈祖芬的信，她问候了我和梅朵的病情。这位堪称中国稿债最多的大忙人，信写得很长很动情，让我很感动：
从吴晓民那儿知道你病了，你是太拚了！在上海时我就觉得你“形容枯槁”了，我就觉得你要榨干了！你伴随着足球队和跳水队在突飞猛进！你的报告文学有着令人目眩的进步！梅朵更是经常夸耀你！我预感到你的报告文学将要震动文坛，可惜，我的另一个预感捷足先登了——你病了！
真是不幸！对于又要上班，又要写作的人，只能把健康化作时间来用！但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你毁掉身体的同时也是在毁掉你的报告文学！无论如何你要停笔休息一个时期了！我今年亏得听从别人劝告，休养了三个月。所以我“五一”后才得以写了几篇东西。你也必须忍痛停笔了！退一步，进两步呵！
我今天与此同时发一信给梅朵。吴晓民说你天天去看梅朵，我很感动。我知道你和梅朵之间的真挚的、难能的友谊，所以我希望你收到我这封信后，好好劝劝他。我给他的信，他明天傍晚能收到，我怕他看了这封信受不了。我一直赞赏梅朵的魄力和拚命精神，他极率真，我也不会绕着弯说话。我给他写了封直言相劝的信，但我心里又很担心他的身体。你是他的好友，我希望他看这封信的时候，或者之后——反正，是明天傍晚——你能在他身旁。我是真诚地希望他一切都好的，他又一向对我那么好！千万请你劝慰他！只要他能把身体搞好、家庭搞好，那么你，作为他的挚友，便是真正地救了他了！我若在沪，我可以当面和他说，现在写信总写不清，只能求助于你！望你让他冷静地、客观地看待事物！
我给梅朵写的，我想你若在他身旁，他或许会告诉你的，你便可以劝他。人只有在事业中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命，才能体会到生活的实际意义，才能过得充实而免去一切烦恼——世人的误会、非议等等。只有闲人才有时间去为了琐事喋喋不休，一个忙于事业的人是可以置一切于不顾的。除了事业其余一切都是虚幻的。梅朵的工作是众所周知的，无人不感佩的！他必须自拔，振奋起来，以勃勃的精神去获取博大之生命！请你在这个时刻，他为难的时刻，多多帮助他！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又有着难得的精神，你好好照顾他吧。你自己也是病人，千万珍重！
祖芬 匆匆不尽
1983年元旦，梅朵来信告诉我，为解决报告文学人手问题，他已使出浑身解数，在找总编马达后，又找报社常务副总编陆灏。他还提醒我，要正视劲敌北京的《时代的报告》改组，为“报告文学专栏”竭尽心力：
我已经给陆灏同志写了信，谈到了你的困难，特别是《时代的报告》改组后，有了一个劲敌，必须有人帮你一同搞“报告文学”，希望他能同意把张晓明调给月刊。我谈到你既要负责报告文学的栏目，又担任党支部书记，让你更要去处理一些复杂问题，确有困难，希望领导能体谅这一情况。同时，我又给马达同志写了一封信，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是尽我之力所能及了。说实在的，我对月刊这种情况，也很想离开。我的年纪也该做些研究工作了，如要继续搞刊物，也不是无处可去。只是自己对月刊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
我希望1983年成为你创作上的新的起步，一定要写出有些分量的作品！对题材要努力开掘，展现思想上的光芒！
现在“报告文学”一栏，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在《时代的报告》还没有打开局面之前，要巩固我们的阵地！你应该有坚决使月刊立于不败之地的信心，而且把自己的心血扑在上面，使之实现！
《时代的报告》来势凶猛，报告文学的编辑抓稿全是这么虎视眈眈。我敬重的朱宝蓁大姐，是从《人民日报》文艺部调来担任《时代的报告》编辑部主任的。在梅朵来信后二十天，到上海组稿的宝蓁大姐来访未遇，在我办公桌上留条：
刚才来看你，等了你一个小时，你还没来。你的办公室也没人。
梅朵同志回来后，请你无论如何为《时代的报告》写篇报告文学。
你手边是不是有一些你们不准备用而有一定质量的报告文学，可转给我们考虑。
《时代的报告》由著名报告文学家黄钢创办、主编，几乎与《文汇月刊》同时面世，但命运迥异。1981年，文艺界出现“极左”倾向，《时代的报告》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太阳和人》作品，引起了极大争议，报告文学作家对他们敬而远之。之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人民日报》、安全部三家联合下达文件，正式通知改组《时代的报告》，聘请《人民日报》原记者部主任、著名战地记者兼作家田流出任主编，《人民日报》的著名诗人程光锐任副主编，并重组编委会。1983年1月，《人民日报》正式接管《时代的报告》。
宝蓁大姐就是在刊物改组的背景下，到上海组稿来的。我们是对手又是朋友，冲着宝蓁大姐的人格魅力，和我对她的敬重，我给她一些备用稿，并替她请来一批上海作家开组稿会。
十一月间，宝蓁大姐又来信问：“不知你是住院还是回家了。胸膜肿块观察、治疗的情况怎么样？念念。等你身体好了，一定给刊物写篇报告文学，我们盼望好久了。”
1984年后，《时代的报告》改名为《报告文学》，这大概是要跟过去的名声彻底告别吧。而且，他们大手笔地改组编委会，阵容堪称豪华，有他们编辑部的头头脑脑，有操持国内最具影响的《新观察》、《人民文学》、《文汇月刊》杂志的实权人物，也有一批第一流的报告文学名家。
编委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是：戈扬、田流、刘宾雁、乔迈、朱宝蓁、李延国、陈祖芬、谷桦、苏晓康、周明、张锲、林里、罗达成、祖慰、袁鹰、钱钢、理由、黄宗英、程光锐、傅溪鹏。我每次参加编委会，都有一种胆战心惊之感，要是这么多名家都给他们稿子，我们就岌岌可危了。《报告文学》对编委逼稿甚急，我一拖再拖，直至朱宝蓁大姐退休后，升任副主编的傅溪鹏一催再催，才给他们一篇近三万字的报告文学《闯荡在太阳旗的国度》。傅溪鹏很满意，稿子做了当期头条。“小气”的梅朵不乐意了，批评我肥水外流，竟给人家送头条。
其实，在报告文学风起云涌，受到民众强烈欢迎和关注的时代，我们要警惕和竞争的对手何止《报告文学》一家啊！当时，所有的大牌刊物都在下大力气抓报告文学。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当数中国作协的嫡系刊物《人民文学》。北京的朋友、报告文学家们不断给我送来消息。
1982年10月31日，还在国家体委宣传司岗位上的鲁光，在寄来为我们新辟的《报告文学讨论》赶写的创作谈时，写道：
让你焦急了！实在抱歉！
这段时间，忙于去印度的准备工作。“谈”一直在写。但我不会写这类文字，苦煞人了！现寄上，不知合要求否？
26、27、28日，作协开了个报告文学座谈会，在和平宾馆八楼开的。你的朋友们几乎都出席了。又是差了你这员干将！人们说，你晚走几日，也就赶上了。会议内容，一言难尽，得花千把字才能说清。下午还有别的会等着我，时间已到，只好先不写了。估计，别的同行会函告你的。
12月20日，陈祖芬在退回《人生的抉择》小样时，附信说：
是明年第1期发还是12期发？我可能元旦后就走了—— 一过元旦就走。因近期政治学习、编辑约稿太多，我根本无法写作。所以，原计划月中写出的报告文学要拖到月底了。
现在各报刊都重视报告文学，《人民文学》14日在新侨开一天报告文学座谈会，王蒙主持，冯牧、袁鹰、刘剑青等都参加了。王蒙说现在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说报告文学题材的领域可更为宽广。冯牧谈到报告文学的政论性（我没去，会后高远来对我说的）他们希望每期至少发一篇报告文学。参加会的有蒋子龙、张洁、韩少华、韩静霆、王宗仁、杨匡满、郭宝臣……
虽然，我把报告文学当作事业来做，全力以赴，把“心血扑在上面”，但我的状态是累并埋怨着，感到吃亏。我理想中的报告文学事业，应当包含编辑和写作两部分。而现状是写作愿望、写作才能全被编辑工作吞没了，我怎么有“新的起步”？
放不下心的梅朵，1983年伊始，1月15日又来信给我“洗脑”了。而且，在关键语句下还画线强调：
这一阵，你是辛苦了！但绝不能有任何感到吃亏的情绪。你当然有创作的才能，却不能因此就轻视编辑工作。不是有很多人，一辈子就扑在这工作上吗？当然，你有写作才能，将来不会埋没你的，你放心！但是作为一个工作者，干任何工作，都必须有一个高尚的境界，这绝不是什么教条，而是必须如此。
我听师大的一位教授跟我说，他们有位学生投了一篇关于王申酋的报告文学。过去市委由于五票对四票不同意刊载有关他的报告文学。但这些投反对票的人，已离开上海，因此这篇报告文学所写的对象是完全可以登的。这样一个坚持真理的人正是党所要树立的榜样。孙治方同志的事迹不是广为宣传吗？王申酋的精神与孙治方是完全相同的。特别他作为一个年轻人，更是难能可贵。这样的烈士不宣传，那宣传谁呢？我希望你们考虑刊用。如果艺术质量较差，可让作者修改，或由你加以润饰。此事切切给我一个决定的回音。
我的小信封已用完（我虽在养病，却一直在继续组稿），希望让小胡再寄一点给我。
有很多事，我已在电话里讲了，这儿就不多讲了。小肖如果来上班，让他给我来信。
梅朵让我赶快抢出关于王申酋的报告文学，但北京的杂志消息灵通，下手比我们快，他们让理由这位高手来采写，而且稿件马上就要刊出了。我们只能放弃，《文汇月刊》也有打败仗的时候。然而，之后我始终未见“王申酋”刊出。直至2005年，才在理由的一本集子中看到《倒在玫瑰色的晨光中》，和他写的让人唏嘘的“题记”：
此文历经一番坎坷。一个震撼性的采访线索吸引我直奔上海，遇到许多新闻界同行，也遇到明星记者金凤大姐，从她口中得知，这一题材遭到封杀。然而，我已箭在弦上，心有不甘。遂将此文寄给湖北的编辑朋友，隐去主人公姓名以及虚化事件发生的地理背景，得以发表在武汉的报刊。如今恢复原貌，但收集时犹感历史之残酷！文中主人公的全部行为止于思想，但杀戮思想的先驱者，似乎是人类社会之恶癖。
1983年2月初，梅朵又来信要我们明确分工，制定、落实新一年的工作计划。而且，他提出了十分详尽的具体设想：
达成：据说老陆（灏）找你们少数人开了一次会，要做出一个改革的计划来，我认为极好，是到时候了。
我以为，把工作落实到每一个负责人的身上，订出努力目标非常重要，但还要在栏目上有新的设想，要有一点新气象。
关于定人定工作的问题，例如说报告文学：参加这一栏目的人，可以是三个人，他们每期应组织高质量的报告文学四篇，每年至少应有六篇被人选载，最好能达到十二篇这个理想的数目。负责这个栏目的人，除了组织报告文学外，应负责有关报告文学的作家介绍及评论。
例如说，小说，参加这一栏目的人，可以二至三人。他们应每期组织高质量的小说三至四篇（总数20页）。每年至少应有八到十二篇被转载，因为小说转载的杂志比报告文学多，因此相应地转载的数目应该增多。此外负责这一栏目的人，除了组织小说外，应组织作家介绍及作品评论。
这是刊物的两个重点，应该全力以赴地搞出个特色。
其他栏目如何分工，则要参照编辑部现有的具体编辑来考虑，不能死硬规定，本来应该是戏剧、电影、音乐、舞蹈归一人至二人负责。理论、杂文、自由谈归一人负责。但看来小余既然已经对电影比较熟悉，电影还是应该划给他分管。
这是我初步的设想，主要看你们弄出一个具体计划来，我再来加以补充。这个初步设想也仅仅供你及楚良、老徐、小余、小肖等商量，暂时不要公开，不然计划未定，又造成许多矛盾。
另外，陈祖芬同志来信，她希望《最佳年龄》及《中国牌知识分子》被推选参加评奖，我已给信周明同志，因此你准备的复印稿，就照这两篇准备好了。
这两天身体又有些不适，我就不多写了。但身体总的情况已大有好转。
梅朵这计划，虽则详尽、周到，但人手不到位，设想终成无米之炊。我苦苦支撑着，熬到1983年7月梅朵归队，才去彻底检查病情。七月底，我曾给部队诗人、老友李松涛回过一封信，说及病情和心情：
你信来得正好，我刚刚病倒了。五年前，我右肺查出的一个肿瘤，我一直没在意，这次拍片一对照，大了三分之一以上，医生一定要我开刀。我还幻想能否做做气功稳定住，我就不开了。但恐怕可能不大，我现在是走投无路了。
前天接《北方文学》信，要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笔会，我还在犹豫，虽然去并不影响病情，缓缓长大的瘤，还是良性，但太吃力了不行。
我已不上班，每周去两次拿拿信而已。工作已交掉了。我要爱惜一点自己了。
但我只对自己“爱惜”了一个星期，就在家待不住了。我牵挂工作，更牵挂梅朵，他刚养病回来，有一大摊子的事，怎么能把“报告文学专栏”完全扔给他呢？我又恢复了边养病、边工作状态。九月间，我借去北京组稿之机，还特意赶到通县，那里的鹤翔庄疗养院，正在办一个全国辅导员学习班。我不想手术，傻乎乎地想请这些被吹得神乎其神、能肉眼看到肿瘤的“鹤翔功”大师，判断一下病情。谁料我一问三不知，发现他们完全是在做糊弄人的把戏。我对气功的信念，就此成灰了。
奇怪的是，梅朵回来，如定海神针，有他的支撑和借力，我压力骤减，心情放松了许多。而我肺部的阴影，似乎也怕梅朵，居然停滞下来。医生也同意我保守治疗，但让我休息数月，定期复查。我阳奉阴违，一个多月后，就完全恢复工作。不过，我尽力遵守医嘱：不能太累，不能写东西，而且绝对不能熬夜。我忍痛调整了生活节奏，之后有八九个月只当编辑，不写东西。
三十多年过去了，读着梅朵的信，依然心潮难平，总觉得他还在身边——身子佝偻却有神，清瘦的面容漾着热忱笑意。不管我听得心服，还是心烦，他照样絮絮叨叨、苦口婆心地给我做思想工作，“一定要牺牲‘小我’，为《文汇月刊》的‘报告文学专栏’全力以赴！因为你是骨干，是党员，是支部书记……”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