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朵是个工作狂，无论在医院，还是疗养院里，依然给作者写信、打电话，组稿、催稿，几乎从未中断过。生病两年，他给作者写过的信，至少有六七百封，而信末“梅朵于病中”这行字令人动容，友情加悲情，使作家们无不从命。当刘宾雁、黄宗英、理由等大牌名家的报告文学，由他转寄或直接寄到我手上时，我心中每每充满感动，这是梅朵在帮我“输血”呵！
其间，梅朵除每隔一两个月，回编辑部看望个半天，还先后给我打过三四十个电话，写过四五十封信件和便条，我是他的重点谈话对象和帮助对象。可惜，我手头保存下来的信件只有六七封了。
我对梅朵的认识，从这些信中得到了升华，由敬重而敬畏，他是我编辑生涯中的楷模和精神支柱。至今重读我所保存下来的这几封信，依然感慨不已。梅朵在信中谈稿子，谈构想，谈人事，对我有热情赞赏和鼓励，也有严厉批评和责备。他的信中充溢着对我的信任与厚望，以及让我难以承受的重托。梅朵不仅一直指引我的编辑道路和创作道路，还在调教我的为人处世，指引人生道路。
梅朵的信都是对症下药的。当时，我很想写东西，稿约也多，常常为挤不出时间写作而痛苦、烦躁。1981年下半年最忙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要让我请三个月假，将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改成电影剧本。没吃过改编苦头的我，不知成功率低如流星落入手中，心向往之，跃跃欲试，却又不能从工作中抽身，时不时有点闹情绪。
梅朵在电话里已经劝慰过我，1982年元旦那天又来信敲打说：
达成兄，新年好：
一定要把编务工作做好！写剧本事，我自会关心的。
我觉得你与小肖应该把杂志看成你们的事业，因为我等都已经老了。切切不可把它当作跳板，而要全力以赴地把杂志办好！
做编辑的，与搞创作的还有不同，趣味要宽广，要能兼容并蓄，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而搞创作的则总首先欢喜自己这朵花的，不然，他也不会去栽培她。你说是吗？
小肖忙时，要互相帮助。你们两个是杂志的未来，要全心全意地放在杂志的工作上。
《文汇月刊》在报告文学篇目大幅增加后，因“失实”而带来的麻烦也越来越多。洋洋万言的文章，一个细节一句话，都有人给刊物写信来要求“更正”，有的合情合理，确属作者失误，有的则吹毛求疵，无理取闹，不达目的不罢休，到《文汇报》党委告状，甚或上门吵闹。
1982年伊始，“失实”问题接踵而至。先是1981年10月号发表的赵丽宏、乐维华的《太阳在呼唤》，说到陈喜德在研制太阳能高温炉过程中，受到一位连英语ABC都不认识的工程师嘲讽、训斥，而在试验成功后，这位工程师却高调在发明者下面署上公司名字，合影时居中站立。文章刊出后，他的上级单位来函称报道不实。但事实确凿，我们未予理睬。
1982年2月号发了三篇报告文学，竟有两篇被告到《文汇报》党委。一篇是北岛化名李平写的《在帷幕后面》，其中有一处写到崔美善曾遭遇家庭生活的不幸，“那纯洁真挚的感情曾被残暴地践踏过，最后离异才使她得到安宁”。崔的前夫写信来，说作者偏听一面之词，要求更正，但又未提到具体事实。报社总编马达批示：“进一步了解。”另一篇是张挺、吴晓民写的《爱，在冰球队翩翩降临》，文中写到运动员杨某与女朋友分手前，女朋友曾说过，“要么结婚，要不就吹”。女方所在单位的校刊编辑室，为之出头，要求刊载他们近万字的澄清文章，并威胁，如不刊登，将采取下一步行动。
而1982年8月号，郭宝臣的《责任》中，写到一位外地作者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寄送苹果，被韦君宜严厉批评。这位外地作者说韦没有批评过他，文章失实。而郭宝臣本身就是韦的部下，这细节则是韦的子女提供的，但稿子未经韦君宜本人审查，我们作了更正。继而，总编辑马达又批示：“一定要送审。”难怪马达盯着我们一定要送审，他和《文汇报》党委也被告状者弄得头痛不已。
报告文学影响极大，一有差错就会造成伤害，所以报刊领导一再要求送审。但报告文学作家主张文责自负，认为保证真实性，主要仰赖作家的深入采访和自身责任感。他们对送审的态度是反感和反对的，因为“送审”常常是稿件有去无回的代名词。许多单位领导和审稿人，在真实性这个扯不清的问题上横生枝节，经常用莫须有、让人哭笑不得的意见，对稿件予以否定或拖延，以致作家的艰辛成果付之东流。
报告文学名家肖复兴，是我们的骨干作者，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不止一次地在信中对那些“领导意见”不以为然，言词激烈地敦促我们不要搞送审制度。
1982年5月5日，他来信：“陈爱莲一文，我以为可以收到你们编选的集子中。中国歌舞团内部来信的指责，我看无关大局。”
1982年12月5日，肖复兴自中央戏剧学院来信：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报告文学弄得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了。前些日子《文艺报》、《人民文学》召开座谈会，我因事没去，但听说是刘宾雁的《千秋功罪》惹了漏子，有告状的，中宣部要起草个文件：以后报告文学送审。大家都不同意，文件未发成。不过听《北京文学》的同志讲北京市委自己立了个文件：要送审。不知你处如何？如果这样的话，报告文学无法写。光是围绕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就会有扯不完的皮。
你身兼作者和编者，两者之苦，均都尝到。看了你的信后，很是感动。我无力相助，只是以后凡需要我做的，尽请吩咐，我定当鼎力。
他还说及正在采写的《宋世雄，该给他一枚金牌》：“宋世雄稿写成后，我请电视台的那位陪同我采访的同志看一遍，他没有提出意见。宋世雄太谨小慎微了。本来还有些材料可用，无奈和宋世雄达成协议，只好割爱，剩下这一些宋本人大致同意的了。不必给他看。”
1983年12月末，我催促肖复兴将下期要发的《草原》改样赶快退我，他回复道：
为了使信早点寄到你那儿，小样我不寄了。
内蒙古刘钟龄本人及单位，我看不必寄小样了。你们现在怎么了？胆小了？怎么又要恢复送审制度呢？这可太不利于报告文学创作了。前些天，《人民文学》召开报告文学座谈会，有人就又提出送审问题，大家都反对，《人民文学》亦不这样做，你们怕什么？
在内蒙古时，我曾和刘本人讲过一些具体想法，他也表示同意，你尽可放心就是了。否则寄去，年底他保证寄不回来，不知一耽误要何年月了。
希望你们不要来这一制度。否则，这报告文学可就难写了。我上封信提及的两个题材，有何意见，盼告。
肖复兴多年后，才先后出任《小说选刊》副主编、《人民文学》副主编，这时还是纯粹的作家身份，站着说话不腰疼。梅朵这堵挡风的墙不在，稿件出了问题，《文汇报》党委唯我是问，“罪责”难逃呵！我最大的能耐，也只能“阳奉阴违”，来得及就送审，来不及就拉倒。
我常常网开一面，特别是对有影响的名家，我相信他们的认真、负责和严谨，能够坚守道德底线。如果要求一律送审，有些报告文学就不可能问世了，1984年4月号上发表的孟晓云的《胡杨泪》即如此。这篇文章影响极大，冲击了人们的心灵。李锐同志还热情地加了按语，由中组部批转全国，掀起一场学习运动。刊物供不应求，我们只能加印了十万册简装本《胡杨泪》。
《胡杨泪》在1983年年底寄我，作者自身不很自信，写道：“时间仓促，写得粗糙，如不满意请不要转其他刊物，直接用挂号寄还给我。”我看完稿件，感到极好，极具震撼力，要求孟晓云马上送审。1984年1月20日，孟晓云回信说无法审稿：
来信和清样收到。钱宗仁的采访除了与他本人谈了，还找了阿克苏地委宣传部长谈过。此线索是新疆新华分社的记者提供的。《光明日报》曾在去年发过他事迹的简短消息，后来湖南省引起重视，派人调查写材料证明当时整他是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老家整他的人不是“文革”中死了就是犯错误开除党籍。新疆自治区常委汤文（名字两个字看不清）对他写的自传（较长）确有批件，这些都有复制件，可以多方证明，他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不是编造的。送审往哪儿送呢，没有一处是全部了解他的经历的，因为他走的地方太多，经历太坎坷，塔里木农大对他以前的经历也不会调查。如果一定送审，是否寄到阿克苏地委宣传部部长宣惠良处呢，他肯定不会有异议，因为他一直是帮助和支持钱的，给他送审不过是走过场，还不知道他是否在阿克苏，他是新疆文联的，常去乌鲁木齐等地开会，能否在短期内寄回来，我不敢保证。我看送审的意义不大，你意如何，请来电告知。
收到你信的同时，收到钱宗仁的一封信，寄去供你参考。
所幸，这个没有送审的稿子平安落地，孟晓云也因这篇成名作在报告文学界一炮打响，《胡杨泪》毫无悬念地获得了1983-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不过，后来在1986年5月号上，我们发表她的一篇只有四千多字的《“百万富翁”和“牛”》，还是踩到了地雷。这篇写广州“周生记”太爷鸡的报告文学，说及主人公周德良的人生坎坷，曾一次次被“权力”扼杀。文中并未点名，但其中一位“权力”还是来信抗议了。
1987年2月，我们把抗议信转交孟晓云，她多次写信解释，对方不仅将复信复印张贴，还提出：“在《文汇月刊》上就报道失实的那一段文字发表‘更正声明’，说这是他厂党组织，也是他个人对解决此问题的起码要求。”九月间，孟晓云告诉我最新发展：
今晚和周德良通了电话，他不同意发“更正”，他表示至今认为他讲的都属实，如果这个人告到他所在党组织，他可以向组织写书面说明，告到哪儿也不怕，他们相距三公里，为什么她不告他呢？周意别理她，没必要和她纠缠，你越写回信，她越觉得你有负于她，越没完。
我看别理她算了，又没有点她的名，谁让她对号入座呢。由她告去，告不出什么名堂（周德良说，如需要他出庭，他也无所畏惧）。
贵刊也没有必要再写信给她，也不要向她许愿什么，反正我是不准备写信给她了。
虽然事情不了了之，我和孟晓云却都被纠缠了七个月。这还不过是许多纠缠中的一件，而比这惨烈的纠缠一年至少有两三件。一个“失实”，少则纠缠个把月，多则半年、一年，让人不堪其扰。我组稿已经来不及，哪有精力反复给告状者耐心答复，并给党委写问题的处理情况汇报。
我还留存着一份1982年11月28日给报社总编马达写的“经过与教训”：
作为经手稿件的报告文学编辑，我应负较大责任，本人要引以为戒，吸取教训，加强责任感和审稿，涉及批评一方或可能毁及他人声誉的情节，尤需慎重。万一发生失实，应敦促作者及有关人员抓紧更正，不能拖拖拉拉。
除我主观的原因外，我也觉得忙得团团转，也是出差错的原因之一：每期要发三四篇报告文学，都是“热炒”，小样来不及寄还作者过目、审读，核实工作较粗。同时，我还要看一般来稿和外出组稿，我已多次提出，一个人不行，而月刊目前忙闲不均现象较为严重，恳请调整力量，加强报告文学一栏。
任劳容易任怨难，我觉得吃力不讨好，忙得四脚朝天，还要写这种违心的检讨，心里弥漫着消极情绪。“检查”交了三天后，收到梅朵的安慰信：
现在你是重担在身，切切不可表示任何消极情绪，因为影响不好。“报告文学”出现一些小问题，应在意料之中，根本不必为此而忧心忡忡，只要以后特别注意，事后对作者再三交代，坚持事实的真实就可以了。如果因为出现小错而就灰心，那么“报告文学”这一形式又当如何呢？
虽然现在我不在岗位上，真有什么责任问题，完全由我承当即可。如有什么情况，请告诉我，我可以写信跟马达同志等领导同志说明，不能因为一点小错，而对同志责难过分。
我总觉得你正在事业发展的时机，因此对人处事，应该谨慎、周到，不可完全凭个人感情用事。对朋友（对同志也是一样）宁可别人负我，不可我负别人。在这方面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人一定要做到忠厚待人，这样自己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切切不能责人太过，原谅自己太宽。什么事都应想前、想后，想想自己。这样什么事就都会有一个好结果了！
我总以为真诚两字是做人的准绳。就我自己来说，我宁可失掉一切，但决不做伪善之人。
这些我都说远了！主要你一定要振奋精神，而又要能够团结同志，现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担一份领导工作，但担子既已加在身上，则必须全力以赴。
别的不多谈，请保重身体。
随后，梅朵在回来探视时，给我打气，但我听不进去。于是，他之后的几封信，不断提醒我记住自己党支部书记的身份，甚至引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大道理，激昂、高调。这些话，如果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我会很逆反，当作耳边风，但出自梅朵口中，虽然缺少吸引力和说服力，但我还是能感受到他的拳拳之心，他的真诚。为了能说服生性执拗的我，激励工作情绪起落不定、任劳而不任怨的我，他才不惜动用马列主义“重武器”，像给孙猴子套上“紧箍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