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志 六月四日
梅志的《胡风传》，如带着血泪的重锤，敲击着巴金的心弦。没等连载的最后一篇文章正式刊出，巴金就急不可待地致电梅朵，索要校样，他已经按捺不住，急于倾吐自己读了《胡风传》后沉重的反思和感怀。巴金这篇卓有影响的 《怀念胡风》，刊登在《文汇月刊》10月号上：
胡风逝世已经半年，可是我的脑子里还保留着那个生龙活虎的文艺战士的形象。关于胡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已经有好几年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来，总感觉到透不过气。
从我认识胡风到“三批材料”发表的时候，大概有二十年吧。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了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
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我是个衰老的病人，思想迟钝，写这样的文章很困难，从开头写它到现在快一年了，有时每天只写三五十个字。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文汇月刊》上《胡风传》的最后部分我也找来读过了。文章未完，他们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写到，我请求梅志同志继续写下去。梅志称她的文章“往事如烟”。我说：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巴金的文章，使梅志的《胡风传》更具影响和穿透力，而《文汇报》对这篇回忆录破例给以摘编、转载，使更多读者得以含泪听取梅志关于胡风案真相的倾诉和控诉。《文汇报》转载**的《胡风传》，很有风险，几年前，报纸转载刘晓庆的《我的路》，就曾触怒**，《文汇报》为此写了多次检查。这次，常务副总编张启承对“连载”审定后，又送请总编辑马达拍板。
《文汇月刊》把关责编徐凤吾的珍贵日记，记下了那段时日：
5月22日，张启承说，《胡风传》很好，《文汇报》拟转载，问了老马，也同意了，预备分两天登两个版面。
7月25日，《文汇报》转载《胡风传》，今天见第一个版面，很突出（原稿有十个版面，删至两个版面，真是割爱啊）。
7月29日，梅朵从北京回来，说梅志将续写，她很感谢《文汇月刊》。
对于《胡风传》，梅志开始时，显然并没有一气呵成的打算，仅仅连载了四期，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也许，这是梅志考虑到自己精力有限，资料寻找困难，写作进展缓慢的缘故吧。而且，已经刊载的这四篇“往事如烟”，也是在梅朵“一再鼓励和督促之下，才得以完成”。
梅朵少有的全程担任了《胡风传》的组稿责编。他没有要我们接手，也只有他有资格有交情去“鼓励和监督”梅志。我们没有勇气，也没有资格去插手，能忍心像平时组稿那样，去催逼这位可敬的命运坎坷的老人吗？
梅志原本想暂时鸣锣收兵，说“当待诸来日”，但巴金的公开请求，梅朵一次次上门恳请，无数个电话催促，终使梅志鼓起勇气往下写。五个月后，1987年1月号的《文汇月刊》，又开始连载续篇《胡风传·在高墙内》，这是写胡风、梅志1966年至1977年在四川的生活。
因为仓促上马，边写边发，梅志压力很大。她不能全力以赴地赶稿，除因写作所需搜集、整理纷繁的资料，进展艰难又缓慢，而继续为胡风的彻底平反奔走、申诉，也时常将她的计划打乱。《胡风传》的续篇连载约十四万字，一共十四篇，原本十四个月可刊登完，却从1987年1月一直绵延到1989年1月，整整花了二十四个月时间。
梅志尴尬的是，有三次刊物到了截稿期，她却无稿可交，而刊物更尴尬，因为中断突然，无法事先告知读者。第一次一中断就是五个月，第二次中断了两个月，第三次又相隔了五个月。连载最怕中途搁浅，而《文汇月刊》从创刊以来，几乎从未发生过连载中间断档，而且是断档很长时间的“事故”。梅朵和无数读者一样，心急火燎，翘首以待，但他依然没有对梅志采取“狂轰滥炸”，而是只催不逼，并一次次转告了圈内外读者的热切期待，给以特别的理解和宽容。编辑部给来电来信催问的读者，则耐心地作了解释，吁请他们能跟刊物一样，给心力交瘁的梅志更多时间。
续篇是从“茫茫前程”开始的。1966年3月15日，当梅志和胡风带着和家人再次分别的哀伤，茫然地听任列车向成都驶去，“我们的心情就像这荒凉的大地，一望无垠！面临我们的将是什么？何处是我们的归宿”？
梅志由成都开始的“伴囚记”开篇很好，超出她的意料。他们被安顿在闹市区一个闹中取静的巷子大院里，院子有五六间房，给了梅志、胡风西边的两间，前后厅可以用，还告诉梅志：“东边的后房娃娃来可以住。”等锅碗瓢盏到齐，梅志还可以自己烧饭做菜。几天后，公安厅的人又开始领着他们游览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等名胜古迹。
安定的日子很快过去了。五月上旬，公安部来人，告诉他，“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展开，要胡风表态。胡风表态拥护这场革命运动，愿意在运动中接受教育。随后，成都也是满街大字报。九月初，公安厅来人下达了命令：“立即做好准备，随时离开成都。”不久，他们被带到芦山县山区的苗溪茶场，这是公安厅下属劳改茶场。胡风在这里大病一场，还中了风，去医院医治回来后养病，被安排到山上小房子里，有炉子，可以自己烧，还允许他们在院子里一块地上，学着种番茄和蔬菜。
这种相濡以沫的日子也很短暂。十一月初，公安厅一位处长陪着三个陌生人来找胡风，其中一个开口就问：“你最近怎么样？”胡风回答：“没什么怎么样。”
“没什么怎么样？你认为你就没事了吗？嘿！”他们接着说，“这次来就是要带你走，你们准备一下吧。”胡风问：“是去审问吗？还让不让我回来？”那些人回答说：“去了就知道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无法说。”他们把胡风带走了，还不让梅志送。梅志望去，他们带着胡风上了坡，到马路上停着的吉普车里。车开走了，但后面跟着一辆大卡车，上面坐着一车的解放军。
梅志哪会想到，胡风这一去就是五年，还被加判为无期徒刑，不准上诉，关押在数十人的大狱里。胡风的心灵和肉体，受到难言的摧残。他因为绝望，用大石头撞击头部，自杀未遂，但精神完全崩溃，得了严重的精神病。
直到1973年，梅志才被公安部门押送到川东一所监狱与胡风重又相见，去照顾这个已经被监狱迫害、摧残得不成人形的“疯人”、“废人”，再度共同生活在五米的高墙之中。
梅志所写的关于到监狱，重新见到胡风，却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他，“真的是他吗？”这一章，是《胡风传》中最撕心裂肺的段落，让人痛苦得无法往下卒读——
那黑棉衣转过了头，偷偷地瞄了我一眼。是他！真是他！但一点过去的神采都没有，简直认不出他了，我呆呆地立在门口。这时，那位负责同志对他说，“你就和她一起去吧”。他站了起来，佝偻着背，看去比我都矮了。他的行李在地下放着，他只茫然地望着。干部们都尴尬地望着。我一鼓劲就把它背起向小院走去。好一阵他才随干部们进来。干部们又是一番嘱咐，他只是双手垂直地听着。他们走了，他仍在阶沿上垂手而立。
一向挺直腰杆，轩昂豁达，压不倒、摧不垮的我的亲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儿？我真不相信面前这人就是他……
忽然，他抓住我的双手，用哭声说着，“我该死，我该死！我已经判了无期徒刑！”说着就向我跪了下来。
“我快要死了！我对不起你呀！你知道他们定了我什么罪？滔天大罪呀！什么重罪都加在我身上了，我承担不起了啊！你这一来，可更不得了啦……我害了你啦……”
他断断续续、含糊不清的话，不但吓坏了我，也引起了我莫大的悲痛：好生生的一个人，几年不见就被弄成这样了！我忍不住俯在桌上失声痛哭了起来。
……看着他那样儿，我很不忍心，就赶快擦干眼泪，拉他坐下。一边就忙着生火做饭，因为已快十二点了。我想起带的有鲜鸡蛋，就往挂面里打了鸡蛋，作为久别后我给他做的第一顿饭。我想，他会高兴的。谁知他端着碗只是望着，不敢动筷子。我推他，叫他快吃。他却胆怯地说，“我不敢吃，这不是我吃的东西。将来会斗我的。”我忍不住生气了，“你大胆吃吧，要斗你我担着！”“真的？你承担？”我点点头。于是，他就迅速地，像过去一样地将一碗面吃得精光……
下午，我烧了水正帮他洗头，监狱长来了。胡风连擦都不让我擦干，就一下子站了起来，恭敬地垂着双手。倒是监狱长很和气地说，“坐下嘛，把头擦干。”然后我又将找出的帽子给他戴上，他却像被火烧着似的立即把帽子取下。监狱长又说，“戴着吧，不要着凉。”他一走，胡风又把帽子取了下来。我问他为什么不戴帽子。他说，犯人不能戴这种干部帽，要将帽檐剪去。还有，不能穿四个口袋的干部服，也要将口袋剪去。我说，“你呢子制服上的口袋不是还在吗？”他说，“哼，你不知我为它吃了多少苦头？同牢的犯人就常常因此而骂我，甚至……”他不往下说了。
我感到他经历过很不寻常的生活，但还是宽慰他，“现在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把你当犯人，你不必怕。”可是，到晚上，我就几乎拿他没办法了。先是坐在床上不肯睡，不久就惊慌地说一会儿就有人来叫他，“你看，门都没关。”我说，“昨夜就没关，你安心睡吧！”“真的？昨夜就没关？”这样，他才睡下。开始还不敢脱衣服，硬说半夜里会来叫走他的。
半夜里，他一下就坐了起来。我被惊醒了，按住他没让他跳下床。他两眼发直，嘴歪扭着，全身哆嗦。我怕他倒下，就抱住他，用手抚摸着他的大额头。他仍然在哆嗦。我将他的头放在自己怀里，像哄孩子似的安慰着他。慢慢地他才安定下来。不久，他似乎清醒过来了，第一句话是，“真是你吗？不是在梦中……太可怕了！”我说，“今后我一直陪伴着你，你别害怕。”“能这样，就好了。”
在梅志无微不至的照料、陪伴下，半年多后，胡风的身体和精神都有了明显恢复。梅志感到庆幸和安慰，胡风已从年初她来时的那种惊恐万状、坐立不安，到头脑又渐渐清醒了过来，有了对生的欲望，能够安静地和她一起读书读报了。
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明显改善了，从先前那个巴掌大的小院里转移到了占地四五分，有四间房的“大”院了。自己能有一间房子，这是多么奢侈的享受！她和胡风都有了一处窗明几净、看书写字的地方。而且，还有几分荒地做劳动基地，让他们除草、种菜、种苞谷。
胡风读着梅志放在他桌上的“毛选”和几大本马列著作，有时会突然合上，“不要读了，我的问题不是弄通马列主义理论问题。谁来同我谈理论？别花这工夫了。人家要你交代的是事实。老是问我反革命事实，我哪来的事实？”
他们的心情也比过去好多了。在报上时不时可以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名字，有的还恢复了工作，邓小平也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了。梅志和胡风猜测，“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即将结束了？
十一月中旬，他们看了电视台转播的话剧《于无声处》，非常感动，还读了报上的评论员文章，着重指出，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几天后，管教干事将一张《中国青年报》交给胡风，那上面有报道他儿子晓山考上大学的一条新闻。这条几百字的新闻报道，破天荒地没有对胡风加上帽子，而是用了跟普通人一样的称呼，真是个喜讯。而1979年1月3日，**总书记在文联茶话会上的讲话，表示党中央一定要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梅志与胡风，急切盼望着拨乱反正的那一天！
1月11日下午，公安厅一位处长当面通知胡风说，省公安厅已接到北京公安部电话通知，释放他出狱，其他情况到成都后再谈。这一喜讯，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意料之中，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胡风与疯狂时代的终结》是梅志《胡风传·在高墙内》续篇的最后一篇，让读者揪心地苦苦等待了五个月。人们强烈期待梅志，写出关于他们结束黑暗的监狱苦难，重新获得自由和光明的那个伟大时刻。
1979年1月14日，上午8时，我们到办公室去告别。政委、狱长、股长、医生和干事们都在，胡风感谢了他们对他的耐心帮助……
9时出发，医生和管教干事同行。走出监狱大门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在这里六年，而胡风就整整九年了。别了！我们总算都活着出了高墙，获得了自由！
真难得，即便是在书写这样的时刻，梅志的文字依然平实而不煽情，更没有泪水纵横。但人们读着这个尾声，无不感谢这个伟大的女人，没有她的陪伴，胡风的狱中生活不可想像。女儿晓风在《我的父亲胡风》中，曾如是评价母亲：
正是由于对父亲深深的理解、信任和爱，这么些年来，母亲顶住了种种压力和与子女别离的痛苦，与父亲相濡以沫，照顾备至。如果没有母亲的呵护和支撑，父亲不可能活着见到我们，更不要说后面的活着看到平反和恢复名誉了。
梅志的回忆录分《往事如烟》、《伴囚记》、《在高墙内》三部分，在《文汇月刊》前后连载了三年，反响强烈而绵长，读者纷纷来信，对胡风和梅志表示同情和敬意。梅志将这三部分合成为《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在大陆、香港和台湾相继出版。不过，梅志“为胡风说清楚”的承诺，并未因此而结束。她从1988年开始到1996年，用八年时间为胡风写了一本全面的传记《胡风传》。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的梅志，在《后记》中写道：
这个承诺一直在我心中激荡，我深感到我有责任将一些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为他洗刷干净，同时也应将他真正的为人，他真心实意为革命文艺所做的工作，全盘如实地写出来，以留给后人去评判。我觉得，只有后人才能更不带个人恩怨，不计个人得失，定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判。于是，我选择了写本全面的传记这一方式。
梅志《后记》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就此结束吧！”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