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1980年秋，我到《文汇月刊》后，我们的选题会上经常提起胡风，提起这位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具悲剧性和传奇性的人物。我们跟千千万万读者一样，很想知道这位文化巨子出狱后的近况，早日看到他重获自由后写的文章。而1981年1月号，是刊物由过渡性的《文汇增刊》，正式定名为《文汇月刊》的第一期。我们很希望这位具有极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文坛标志性人物，能在这期刊物上亮相。
不过，我们在选题会上说着“希望”时，心里并不抱很大希望。因为当时胡风精神病发作，正在北京治疗，他的身体状况极不稳定，还可能给我们文章吗？梅朵对亦师亦友的胡风，充满关切和敬仰。无论是在他去北京看望胡风时，还是在跟胡风、梅志打电话时，梅朵完全抛却了他惯常的咄咄逼人的霸气，换之以轻声细语，问长问短，几十年积淀的友情在话筒里流淌。
梅朵在组稿上，有其特殊手段，或“穷凶极恶”，或“死乞白赖”，而更多时候，梅朵靠的是以情动人，让对方在动情中慨然许诺。十月间，我受命去福建采访朦胧诗会和舒婷，十一月中旬，又赴京采写李谷一。回到编辑部时，梅朵不无兴奋地将一份用回形针别着的原稿及小样，在我面前晃了晃，接过一看，竟是胡风的《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胡风的署名，字体有些颤抖，但很见功力，显得坚韧而刚毅。我不知道，梅朵是怎样将百分之一的可能，转化成百分之百的现实，居然奇迹般地拿到了这篇稿子。
这是“又老又病”的胡风，在劫后二十六年首次公开亮相，抱病为报刊写就的第一篇文章！1981年1月号的《文汇月刊》，胡风的文章《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赫然与丁玲的《胡也频》，以及一位报告文学大家的《好人呵，你不该这样软弱》，放在前面最显要的位置上——
二十多年来，我与世隔绝，恍如过世之人。如今拿起笔来，要与千千万万的读者见面，心情是复杂的，那感慨就更多了！
我想到了党，二十五年前，我曾写过这样的话：“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gcd，我个人三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一些牺牲的先烈和一直忠贞战斗着的同志们引导我、教导过我……”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这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支撑我活下去的，就是对党的信念。我相信，党有这胸怀，也有这魄力，审慎而又全面地检视一切的历史事件，对任何人，即使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普通劳动者，也定将给以公正的符合历史的评价。
我想到了鲁迅先生。三十年代，我曾经幸运的工作在先生身旁，亲聆过先生的教诲……先生是逝去了，永远逝去了，但后死者的我们，在今天的中国，不是还有学习先生的精神，振兴中华民族灵魂这样的任务吗？所以，先生虽然逝去了，但他还活在我们中间。
我想到中国的新文学……今天中央提出的文艺方针展开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只要摒弃“棍子”、“帽子”、“辫子”，真正的解放思想，发展下去一定会一天好似一天。
……今天，想到那些曾经见过及从未见过，但都因我而受株连的朋友们，自惭之情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但我深知，这种谢罪是他们所不需要的，这些劫后余生与死者需要与我的，是鼓起余勇，继续前进！
上面这些话，仅以告慰关心我的朋友们。我虽又老又病，但我仍愿与大家共同努力，为繁荣社会主义新文艺，贡献自己的余生！
胡风这篇千字短文，却蕴有无限容量，昭显无边胸怀。很难想像，经历九死一生的胡风，竟如此宽容，如此淡定，没有哀怨，没有愤懑，没有痛诉。字里行间写着，枯树逢春，犹思奋发向上。
胡风的文章，为无数读者，特别是知识阶层和文化人的强烈关注。它让一颗颗含泪的心灵苦痛地抽泣着、震撼着，沉重地陷入反思，提出发问：“人在做，天在看！”胡风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反革命集团”？这样的大冤案，是怎样发生的？
一篇千字文太不解渴了！《文汇月刊》在发表胡风的《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后，许多读者和知识界人士来信来电，希望能看到胡风和梅志回忆他们蒙难日子的文章。而这，正是梅朵之夙愿。编辑部的同人，也在选题会上频频催促梅朵，赶快动作！
急性子的梅朵，显出少有的犹豫与迟缓，他自己也被流放二十多年，身心受到折磨，对这种苦难感同身受。如今胡风重病在身，根本不可能做这件事。而梅志不仅要恢复心灵上的重创，还要全天候、全身心地照料胡风。她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更没有心境去写作。固所愿也，不敢请耳。这不是时候，梅朵开不了口！
1985年6月，胡风因病情恶化而撒手人寰。在胡风去世后，梅志为“悼词风波”而奔走、申诉的艰难日子里，梅朵爱莫能助，只能在赴京看望时，在多次通话中，给梅志以真情问候和深切安慰，要她自己多保重。审时度势，梅朵只是几次跟梅志提及，有可能时想请她写胡风回忆录。这个话题并未展开，梅朵暂时也不抱幻想，只不过是给梅志先吹吹风，让她有所准备而已。
而在1986年年初，在那场隆重的、足以告慰胡风英魂的追悼会后，梅朵觉得时机已到，急切地把设想化为行动。他恳请梅志给《文汇月刊》写回忆录，追忆胡风和她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梅朵说，必须让千百万读者知道这个惊天冤案和苦难，也必须给后人留下完整历史，而做这件事，非你莫属！
其实，梅朵所提请的写回忆录之事，也正是梅志时在念中的一桩大事，她太想完成这个心愿了！梅志在胡风弥留时曾应允过，一定要为他说清楚，一定会还他清白，要把一个真实的胡风告诉国人，告诉党中央，现在是自己兑现承诺的时候了！不过，她需要一点时间来完成心理准备和资料准备。
对梅志来说，这两个“准备”都是她难以迈过的坎，资料早已散失一空，时间跨度极大，搜集工作量之大之难之费时，是难以想像的，而心理准备也远远不足，她和胡风心灵上、肉体上所受到的漫长、深重、痛苦的折磨，是她一直在苦苦摆脱不堪回首的噩梦！而现在，她却不得不听任自己的思绪和灵魂，在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里，重新日夜浸染于苦难与恶梦中。
在梅朵的催促下，梅志最终还是答应了梅朵的稿约。已经七十二岁的梅志，深知一动笔就不得安宁，而不动笔就更不安宁。为了胡风的亡灵得到安息，为了让世人了解历史真相，她不能不竭尽余生，去完成这个回忆录！
千呼万唤始出来。梅志的《胡风传》，终在 1986年5月号的《文汇月刊》上，以头条位置刊出。这是《文汇月刊》刊登的最具震撼性影响，敲击千万人心弦的传记文学！梅志的“前言”感人肺腑：
胡风离我而去已快一年了。现在，我一个人来回忆那掺和着泪水的往事，心情是沉重而凄凉的。
但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胡风的追悼会召开了，悼词中明确推倒了过去的一些不实之词。这可以告慰胡风于九泉。
近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我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段经历是朋友们和读者们较为关注的，在有生之年将它如实地写出来，是我无可推卸的责任，我当勉力为之。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胡风亲眼看到自己的名字后面又有了同志这两个字，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三十年的禁锢后又重新出版，他亲身经历了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作风的伟大时代。但回望那二十多年的难忘岁月，又令人悲从中来，感慨万分，衷心希望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永不重演！
《胡风传》开头第一小节，梅志就写到她始终无法获知胡风音讯，陷入无奈而无助的窘境：
1965年，胡风从家里被拘捕押走，已经整整十年。我恢复自由，也有四年多了。但是，这十年来，我和他一直未见过面、通过信，甚至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我刚出来时曾向公安部询问他的情况，回答是他很好。提出想送些衣物给他，回答是没有必要。想请他们转封信，回答是别影响他的改造。
梅志毫无办法，唯有等待和忍耐。到1965年四五月间，她突然收到一封信，信封上的字是用毛笔写的，字体端庄老练，而且一定是一位老熟人，因为写的是梅志的本名。下面没有地址，只有“寄自北京”四个字，梅志实在想不出来，老朋友还有谁会知道这个地址。而信的内容，有如解放前地下工作者用的暗语：“琪兄， 日下午三时，请你到和平餐厅吃咖啡。”
梅志去了。冒着风险约她见面的，是他们的老朋友聂绀弩。老聂向梅志转达了另一位老朋友、全国人大代表熊子民的意见，要她积极打听老胡的情况，要求见面，并转述熊子民气愤的话：“旧社会我们为革命坐牢，还准许探监送东西呢。”梅志为两位友人的态度所鼓舞、激励，在给公安部门写信并上访，坚决地提出要求后，反反复复，层层上报，终于同意让她跟胡风见面。梅志第一次探监，无限喜悦中交织着无限辛酸：
一直被全家尊敬的一家之主，现在被人押着站在我面前，我真想抱着他痛哭一场！但有四只眼睛正盯住我，我强忍住了自己的感情。他很平静地走向我，伸出了手，我也只好伸出手，他用劲地握了我的手一下，之后用闪着光的眼睛望着我。是他，仍旧是过去的他，他的手仍然那么有力，他的眼光仍那么坚定。这时我们无言地对望着，十年后第一次见面地对望着，望不够地对望着……
管理员让我们进了接见室……两人都不知道第一句话该从何说起，又开始了对望。最后，还是我第一个开口：
“身体还好吧！带的东西都收到了吧！”
“身体很好，东西都收到了。”
“孩子们都向你问好。”
“噢！”他眼睛一下子睁大了，放出了光芒……
当梅志说：“他们都希望你能早日回家，你要好好地加强改造，争取早回家呀！”不改桀骜的胡风，反诘道：“噢，你说我应该怎样改造？关在独身牢房里能改造好吗？”这时，坐在一旁监视的干事“哼”了一声，以示警告，胡风才没继续说下去。
胡风转移了话题，告诉梅志：“我在这里写了不少诗——呵，不是写，是在心里默吟了不少的诗。有写给你的，写给孩子们的。我念给你听，你会理解的……”正当胡风念得兴起，梅志听得泪眼模糊时，监视的干部忽然不近人情地发出了命令：“不要再念了，有话就快说。”胡风茫然地望着他，转而向梅志摇了摇头表示不可理喻，他感到受了侮辱，站起来就要走。梅志怕弄僵了，赶紧按他坐下……
这是梅志第一次见到胡风，之后她又获准几次来探监。但从1965年岁末起，公安部的举措变化莫测，胡风的命运也随之一波三折，大起大落。十二月间，梅志被叫到公安部，交给她一份判决书，后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判处被告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
监狱当局要胡风写对这个判决的感想，他用“心安理不得”五个字来概括。胡风决不会为了求得“宽大”而承认加在他头上的罪行，但他不会上诉，也不愿辩解，这是“为了维护党的威信”。而无可奈何的梅志唯一可做的，是抓紧为胡风去劳改农场做御寒准备，她找出早已做好了的布底厚棉鞋和棉马裤，还要给胡风做件厚实的棉袄。
梅志怎么也想不到，公安部忽然又打电话把她叫去。一位主任对她说：“经上级研究，我们不准备送他去劳改。让他回家，怎么样？”还说：“我们党的政策，向来是从宽的。宽大与严惩相结合嘛！所以我们准备释放他，并且还为他创造改造的条件，这需要你和我们合作。”这个决定，让梅志觉得太突然了。
准备好坐牢，却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被放回来“监外执行”。胡风能与梅志和孩子们团聚，真算是喜出望外。随后一段时间，公安部又派人派车，让梅志陪着胡风在北京四处参观。胡风十年以来第一次置身在人群中，置身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一连几天，他见到了王府井大街、北京饭店、东安市场，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第一机床厂、国棉三厂……胡风感到很新鲜，很兴奋，他心境大好，不仅写了公安部让他写的感想，还写了许多诗。
谁知好景不长，晴天霹雳。春节后，公安部两位干部就来看胡风，说了几句“过节好”之类的寒暄话后，即直奔主题，通知他们离开北京去四川安家。胡风不愿意去，希望留在北京，哪怕是到劳改农场去。但对方不容商量，抛出重话：“这些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这是中央的决定。”胡风感到沮丧。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呵！他深重的痛苦和沮丧难以言尽，无法表达。
3月15日，公安部派来了一辆旅行车。胡风与梅志上了火车，告别亲人，又一次尝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火车向前奔驶，他们倒在铺位上失声痛哭。
梅志《胡风传》的第一阶段，在《文汇月刊》连载了四期，约七万字，时间跨度从1955年到1965年。梅志写了艰难时日，写了悲欢离合，却没有去正面展开胡风这十年牢狱生活所受的折磨：他被关在独身牢房，曾受过几百次审讯。而只是简要地引述了胡风在假释出狱后告诉她的一点情况：“老是要我交代交代，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是你们应该明确地为我作结论的时候了。但没有人理我，于是我开始了绝食。当然，他们是不能让我死的，一些细节就不谈了……这门牙就是为了灌我食物而被敲掉的。”
在1986年8月号《文汇月刊》上，刊载的最后一篇《胡风传》文末，附有梅志简短的《作者的话》：
这篇小文，是在《文汇月刊》编者一再鼓励和督促之下，才得以完成，在此特表谢忱。但它仅是我和胡风在1955-1966年的十年回忆，我原用的题目是“往事如烟”。“胡风传”的标题系编者所加。全面地为胡风写传，当待诸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