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20日，文汇报社推出了《文汇增刊》创刊号。刊名原本一开始就叫《文汇月刊》，但因当时纸张限量配给供应，刊物所需纸张全靠文汇报印刷厂节省下来的一点余量，供不应求，不得不权且定名《文汇增刊》。这一年出了七期，第二年才正式改为《文汇月刊》。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创刊号还没上市，但仅从《文汇报》头版刊登的目录，已然强势吸引住众多读者和文学界、艺术界的眼球。已经九十四岁高龄、《文汇月刊》三位创办人中仅存的老编辑徐凤吾的日记，简略地记下了新华书店以及读者的那份狂热——
1月10日：“唐海（当时分管这一摊的《文汇报》副总编）说，新华书店看了目录，他们包下了开印的十万册《文汇增刊》。”
1月20日：“《增刊》上市第一天，南京路新华书店挤坏两块玻璃。”
读者对“创刊号”的感觉是喜出望外、爱不释手，人们竞相传阅、交口称赞。在20世纪80年代——乃至之前许多年，大概没有一本杂志的“创刊号”能像这样光彩夺目、一鸣惊人，文学性与艺术性兼容，十多个栏目丰富多彩，内容厚实可读。而它的最大卖点，是文章作者名家扎堆，豪华至极：撰稿的五十多位作家、艺术家，都是我国当代的一流名家，其中有不少还是享誉世界的大名家。他们当中许多人，因为“胡风案件”、“错划右派”、“‘文革’浩劫”的冲击和折磨，在文坛销声匿迹十多年、二十多年，作品与读者阔别已久，现在，全都聚集在这本有九十六页的刊物上，怎么能不引起全国读者和知识阶层的极大关注和阅读热情呢？！
读一读这分量厚重的第一期刊物，确实让人激情难抑，心潮跌宕。在“心中的花圈”里，有巴金怀念老舍，唐弢追怀冯雪峰，以及冯亦代的“哭姚平”等重磅大作。有茅盾、叶圣陶、姚雪垠的“作家书简”。在“探索者的足印”中，有王蒙的《文学与安定团结》、刘宾雁的《爱，是不可缺少的》，以及白桦的关于《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等探讨文章。有陈虞孙、冯英子的“杂文”。有董鼎山、吴祖光、徐铸成、萧离的“随笔”。有刘心武、於梨华的“小说”。在“一束鲜花”中，是大诗人艾青、公刘及程光锐、邵燕祥等的诗作。在“绝望的海底”、“万顷波涛中”历经磨难的艾青，《虎斑贝（外二首）》依然饱含激情、脍炙人口，贝壳和诗句都依然辉映着“美好阳光”。
而在“读书札记”一栏中，还有曾卓、舒芜、杨宪益、戴乃迭，以及姜德明等名家。翻译大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关于《红楼梦》的文字，特别是英藉汉学家戴乃迭的《一个西方人对〈红楼梦〉的看法》，笔力非凡。曾卓的《笛声（外一章）》和舒芜破解《红楼梦》的《说“梦”》都不过四五千字，内容也不含冲击性，却因他们是1955年“反胡风运动”后在文坛首次亮相，引人关注。
《文汇月刊》不仅是文学的，还是艺术的，是高品位、全方位、大容量的综合性刊物。在这一期里，有着许多关于中外电影、音乐、美术的文章。电影专栏里，有电影评论家梅朵、导演谢晋、主演祝希娟等对刚上映的影片《啊，摇篮》的一组讨论文章，以及牧君、成谷推荐、评点美国好莱坞新片，并穿插十余张镜头照片的文章。在“戏剧欣赏”、“音乐之声”里，则由吴小如、舒巧、朱逢博等人撰文。“画廊”里有吕蒙、何振志的文字，而四个精美插页分别是程十发的国画、林风眠的水粉画，陈逸飞及埃德加·德加的油画，封一到封四则是文学家或艺术家的生活照和舞台照。
这期创刊号，让人爱不释手。栏目丰富、琳琅满目，名家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真不知先从哪一篇看起。不过，最具看点、最有分量的力作，当数“心中的花圈”一栏中，巴金赶写的怀念老舍的《“我爱咱们的祖国，可是谁爱我呢？”》，以及唐弢撰写的《追怀雪峰》，堪称难得的名篇。这些由大名家缅怀大名家，有血有泪有真情的纪实文字，是名头更大、层次更高、影响更深远的“伤痕文学”。
“文革”中，一些大师级人物被批判、被打倒、被压抑，有话不能说，有话无处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文汇月刊》开设“心中的花圈”这个悼念文章专栏，让名家们一吐为快，显示了刊物与当时时代的契合，及文学与万千读者的共生与共鸣。“怀念老舍”，是“创刊号”上最让人心灵震撼的文章（后收入《随想录》中），也是巴金先生复出后所写的追怀篇章中，最具影响的作品之一。与他两年多前，“文革”刚刚过去，冻土消融方始，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一封信》一样，有着满腔悲愤，有着深情呼唤，令人动容，发人深省！不过，《一封信》是由《笔会》主编徐开垒编发的，而怀念老舍的这篇文章，是《文汇月刊》主编梅朵偕夫人，以及副主编谢蔚明三人一起登门求稿的。
谢蔚明曾几次著文追忆这次组稿经过：“当时办刊，组稿对象是尽可能邀请著名作家、艺术家。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中外闻名的巴金。有一天，梅朵、姚芳藻夫妇和我直奔武康路巴金的家，一按门铃，开门的正是巴金。芳藻向巴老介绍我，巴老说，‘我们早就认识的’。就这一句话，使我受宠若惊。他指的是二十多年前我对他的采访。当时我刚刚步入中年，巴金因为赴朝、访苏，先后路过北京，我和他也不过短暂的接触。经过二十多年的时代风霜，我想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如今重理文字工作，编刊物，才来到大师家里造访。想不到大师还能记得我，一种欣慰之感顿时涌上心头。”
“梅朵、芳藻和我请巴老为《文汇增刊》写稿，他满口应允，这就是发表在《文汇增刊》创刊号上的长篇《“我爱咱们的祖国，可是谁爱我呢？”》，文末注明稿成于‘十二月十五日’，符合我与梅朵、芳藻走访巴老约稿的时间，显示巴老援笔立就的非凡记忆力，天纵奇才，显示巴老译著等身的功力来源。”
巴老自己也很在意这篇文章，他在1980年3月6日给李健吾的信中说：“我写了篇怀念老舍的文章，为知识分子讲了两句话。我这样想：要实现‘四化’，就离不了知识分子。一般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好的，老舍是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这篇长文，岂止是为老舍呐喊，也是在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呐喊呵。这篇放在刊物头条的《“我爱咱们的祖国，可是谁爱我呢？”》，真不知震撼了多少读者的心弦！
梅朵家住在美琪大剧院对面的江宁大楼，这是一幢聚集着文化界、文艺界众多名流的大楼。谢晋、白桦等人都是梅朵的邻居。近水楼台先得月，谢晋拿到“创刊号”先睹为快。“激动型”的谢晋兴奋不已，击节赞赏，但也担心梅朵“人来疯”，弄成虎头蛇尾的“一锤子买卖”。看完杂志，他就闯上门去，以特有的大嗓门警告道：“梅朵，你疯了！怎么能在一期刊物上用这么多大名家？！简直是挥霍！像你这样办杂志，稿子肯定接不上，最多办三期就得关门！”谢导一直为寻找名家的电影文学剧本而犯愁，有时简直弄得焦头烂额。现在，眼看梅朵这么大手大脚，他怎么能不早早给老朋友敲警钟呢？
虽说梅朵因多年饱受折磨，面容瘦削，身子有些佝偻，比不上人高马大的谢晋，但他们性格相近，做事追求极致，都是认定目标不回头的人。梅朵笑着让老朋友放心，“多花点力气，稿子总会有的！”不过，梅朵没有告诉谢晋，他办《文汇月刊》就是准备要“挥霍名家”，每一期都把手头的好东西倾囊而出，要让读者深感满足，深受触动。
“吾道一以贯之”。梅朵的目标简单而又坚定：第一，一定要走名家路线，每期要有几十个，而且其中要有几个大名家；第二，不仅要拿到名家稿子，而且一定要抢到他们最好的稿子，每期要有几篇能产生轰动效应；第三，不满足“创刊号”的一鸣惊人，还要一鼓作气，一定要让《文汇月刊》成为全国最有档次、最具影响、最受欢迎的综合性刊物。看看第二期刊物，依然是风头强劲、名家云集：丁玲、周扬、陈企霞、郑振铎、周而复、王朝闻、唐挚、叶君健、林放、柯岩、黄宗英、碧野、雁翼、张洁、秦似、陈原、罗洛、肖离、吴小如、张骏祥、白扬、韩尚义、王云缦、许姬传、陈钢……目录上，一长串名单，又是四五十个名家。
名家的作品确实是一稿难求，有那么多家杂志的编辑为此磨破嘴皮、望眼欲穿。他们——包括占有天时地利、之前一家独大的《人民文学》都不能不望而兴叹，乃至“羡慕嫉妒恨”。为什么抢稿子每每抢不过《文汇月刊》，抢不过梅朵？为什么有那么多名家——包括丁玲、周扬这样的人物都会对梅朵主办的刊物极尽支持，几乎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呢？
搁笔多年的文豪大家，之所以肯应允动笔，肯把重出江湖、呕心沥血的东西放心地交给你，无非冲着两条，而且这两条缺一不可：一是你这个刊物受众甚多、影响极大，二是跟组稿者关系很铁，交情非同寻常。《文汇月刊》横空出世，好评如潮，有足够的知名度，好文章一经刊发，就能产生爆炸性影响，而出于历史性原因，梅朵和这些大名家关系又着实“非同寻常”：或因他与夫人——当年同在《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手下、活跃于京城文艺界的著名记者姚芳藻，跟这些泰斗式人物相处中结下的深厚情谊；或因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中，因跟他们交往受到牵连而被审查，打成“右派”，发配劳改。正因如此，这些大家心甘情愿地为《文汇月刊》写稿，或是心怀歉疚、真诚地愿意接受采访。曾经牵连梅朵夫妇，为人有情有意的丁玲是这样。曾经在伤害丁玲的同时，连带伤害到他们的周扬也是这样。当然，丁玲、周扬本身也有强烈愿望，感到有深重的历史责任，要把受到的摧残，把胸中的激愤和感悟，在这块有影响的阵地上倾吐出来。
第二期《文汇月刊》，特别吸引读者目光，敲击人们心弦的，当数老作家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另一篇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周扬同志答记者问》，而这个记者就是姚芳藻。1957年她曾在《文汇报》上写过一篇周扬的长篇访谈，结果被新华社转发，《人民日报》和国内主要报刊都全文转载，可谓轰动全国，震撼文坛。
丁玲对梅朵夫妇真给面子，真给力，她把复出后最好的稿子给了《文汇月刊》，历史容量和精彩程度都超出预想，而且篇幅很长很有吸引力，有两万多字——此后的历史还证明，这是她复出之后直至生命终了，影响最大、传播度最广的一篇力作。《文汇月刊》第二期又是洛阳纸贵、一刊难求，跟丁玲这篇大手笔密切相关！
“我特别想到了丁玲。”梅朵在提及组织这篇重磅稿件时说到：“我是1950年代开始认识她的。当时，她因所谓的‘丁陈**事件’而处于极端复杂与痛苦之中，我们虽然对她充满了同情，她却把自己封闭于孤独之中，深恐与别人多接触而导致更大的灾难。‘四人帮’粉碎以后，我们希望在精神上获得解脱的她，能把郁积在心中犹如千斤重石压着她灵魂的千言万语倾吐出来。我再次去看望她，要求她为我们写稿。于是搁笔了二十多年，除了写检查没有动笔的她，终于写出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万字长文。这虽然不是有关她自身遭遇的文章，但在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她的激愤之情，她作为一个文学大家的文采和风度。可惜，那过去的生活阴影还覆盖在她的心上，而未能使她获得真正的精神超越……从我和她的接触中，深深感到她性格的悲剧性，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学生命被历史宰割了。”
梅朵说得很简略，而他的夫人姚芳藻，曾经不止一次撰文，详尽地回忆过她和梅朵1950年代，尤其是《文汇报》第三次复刊之后的“北办”，从《文汇报》副总编兼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到她手下的一众编辑、记者，在北京从激情奋斗到骤然蒙难的那段经历。他们跟北京文艺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密不可分的友谊，以及跟周扬、丁玲不打不相识的过程。
那时报上发表了很多专家、学者谈“双百”方针的文章，但姚芳藻觉得都不深不透不解渴，她想应该去访问一个权威人士，茅盾、郭沫若好像还都不够分量，必须找周扬，中宣部副部长，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一言九鼎。
于是，姚芳藻先给周扬写了封信，要求他接见，并让梅朵当参谋，拟出了当前文艺界矛盾最集中的五个问题请他回答。没过几天，中宣部就给她来了一个电话，说周扬同志决定接见。随后，姚芳藻和梅朵在约定的时间来到中宣部……
五月间，党的整风运动日渐深入，《文汇报》的总编们也几乎天天接到上海市委书记的督战令，对鸣放整风，要加温加温再加温。所以，编委会也一再号令派驻各地的记者，采写更多的鸣放稿件，揭露更大更严重的问题。五月下旬，中国作家协会连续开了六次整风座谈会，听取作家们的意见。周扬每会必到，且和蔼可亲地和每一位到会者握手。姚芳藻也是每会必到，很希望从中找到线索，发现问题，但她在会上收获甚微，发言者大多只是虚应故事。
直至月底，姚芳藻一无所获，扫兴而归。她本以为“作协”的鸣放就此鸣锣收兵了，却未料几天后，她的好朋友、老区来的女作家柳溪跑到北京办事处来向她通风报信，说：“‘作协’党组正在开扩大会议，由周扬坐阵，这个会事关重大，他们不会通知你，你要想办法闯进去。”姚芳藻急切地追问会议什么内容，柳溪的回答是爆炸性的：“他们准备为‘丁陈**集团’平反！”出于职业本能，姚芳藻听了，摩拳擦掌，反应十分强烈。
柳溪在再三叮嘱不能出卖她后，走了。姚芳藻冷静下来，觉得“丁陈事件”是个马蜂窝，碰不得啊！因为主事者是周扬，前些时刚接受过她的访谈。再则，这是党内事件，对外保密，怎么能捅到报纸上去？这会触及宣传纪律的红线。果然，她把事情向浦熙修一汇报，久经政治风浪的浦二姐就毫不犹豫地说：“算了，这个选题不能碰！”
两三天后，在姚芳藻对这件事已经心如死灰时，浦二姐却突然对她说：“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看丁玲。”姚芳藻虽感意外，但她很能理解浦二姐的矛盾心态，虽然不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去捅开这个事件，但浦二姐以前采访过丁玲，又同是1949年的首届全国政协委员，有过交情，现在是丁玲最困难最需要友谊的时候，她怎么能不去看望呢？那是六月初的下午，她们俩赶到丁玲家，已是一身汗水，但丁玲殊感意外，连个招呼也不打，脸上毫无表情，目光冰冷，一副不欢迎的姿态。气氛太尴尬了，姚芳藻不知所措……
虽然碰了一鼻子灰，姚芳藻还不死心，她隔天到“作协”，一见到郭小川，就追问：“‘丁陈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郭小川的态度好得出乎意料，说：“你坐会儿，我有点事，等会儿我请你吃晚饭，把一切都告诉你。”谁知，郭小川耍了花招，他找了地方给周扬打电话，请示汇报去了。回到办公室时，对姚芳藻假说他有急事处理，今天没法谈了，而第二天在“内部参考”上，竟然刊有一条消息：“有人要整周扬。”浦熙修、姚芳藻去得太不是时候了，她们的到访给丁玲增添了新罪名：“勾结新闻界。”
在姚芳藻的回忆文章中，还以生动的文字写到自己被打成“右派”，调回上海。时隔二十三年，“文革”后与周扬恍如隔世的会面和访谈，以及1980年与丁玲劫后重逢时，丁玲的激情难抑：“上世纪80年代后，丁玲回到北京，住在木樨地部长楼，重新握起笔杆，我跑去拜访她，我的第一句话就问‘你还认识我吗？’她大为兴奋，热情洋溢地拉着我的手，使劲地摇撼着，‘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你即使烧成了灰，我也是认得出你来的，你们在我危难的时候来看我，我怎能不感激你们呢……’她拉我坐在她的身边，足足谈了两个小时。以后她每次来上海，必定请我和梅朵去见面。梅朵主编《文汇月刊》，向她约稿，有求必应，她写的瞿秋白一稿，就是这样诞生的。
“听说周扬来上海，梅朵就要我访问周扬，再来一篇访问录。这当然好，我们以思想解放为中心，拟了几个题目。他肯不肯谈呢？我没想到他会答应的。二十多年不见了，周扬苍老多了，在‘文革’中，他坐牢，挨打，被整得比我们还惨，他谈起这段非人的生活，真是感慨万千。他热情接待我们，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满口答应。他看了看我们拟的题目，说，‘我得准备一下，只是过两天就回北京了，在上海没时间谈，你们上北京来吧，我等你们。’”
“周扬足足同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临走时，他一直送我们到门口，他握着梅朵的手说，你们成为‘右派’，我是有责任的，我对不起你们，请你们原谅我。”
正因为与梅朵、姚芳藻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周扬、丁玲才会痛快地答应稿约，而他们这对曾经的冤家对头，在吃尽政治运动的苦头后，才会同时在《文汇月刊》第二期上亮相。
一拿到丁玲的文章，梅朵、徐凤吾看了赞叹不已，她已经七十六岁了，受了那么多人生折磨，却依然才气横溢，实在太不容易了。这篇回忆瞿秋白的绝佳长文，绝对是难得一见的大家名篇。有了丁玲这篇回忆录，这第二期绝对又是轰动一时，洛阳纸贵！
把关编辑徐凤吾对版面相当吝啬，对丁玲却慷慨得近乎奢侈，正文第一页上，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位置，选用了一张很大的瞿秋白的正面半身照，边上大片留白中，镶嵌着一帧瞿秋白的小而方正的篆体字印章“宿心”。照片下面则是标题和手写的作者署名“丁玲”。西装、领带，戴着眼镜，梳理有致的发型，衬托着一张年轻俊逸的脸庞，这就是瞿秋白，给人以浓烈的文学家印象，而准确地说，他是一位深谙文学、才华横溢，却始终未能得遂所愿的革命家。难怪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多余的话》，会带着那样浓重的消极与悲沉意绪，那样坦然地责备自己对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
丁玲的这篇文章在徐徐道来的质朴文字里，在展开的每个细节里，全都浸润着感人的浓浓深情。她笔下又皆是自身亲历的第一手印象，珍贵而有史料价值，随意写来，俯拾皆是，那是读者所不知道而又很想知道的。没有人能像丁玲这样，写出一个如此真实、不加掩饰的瞿秋白。丁玲没有把他当作一个伟人，当作革命家和领袖来仰视——高山仰止，而是活生生地勾勒、还原出一个亦师亦友、和蔼可亲的瞿秋白。丁玲敬重瞿秋白，倘使没有瞿秋白的引领人生，她便不会如此决断地走上文学道路，更遑论成为一代文豪。丁玲敞开胸襟追忆当年，坦诚地展现出五十多年前纯真的少女情怀，触及内心的隐秘和柔情——她笔下没有一个字直白地写到她对瞿秋白的爱恋，但在字里行间，却可以真切感受和捉摸到那种情窦初开的朦胧爱慕。而在发现另一个人——她的挚友王剑虹对秋白比自己爱得更深，不能自拔，甚至准备挥剑斩情，就此远走高飞，永远不见瞿秋白时，丁玲又毫不犹豫地成全这位同窗闺密。如果没有她出面做红娘，瞿秋白与王剑虹也便无缘结为夫妻。尤其难得的是，有许多文人“文革”后习惯性的作茧自缚、谨言慎行，丁玲则不然，在瞿秋白的遗作《多余的话》之真伪之评价，仍属**话题，充满争议时，对瞿秋白的思想和文风相知甚深的丁玲，毫无保留地直抒己见，确信文章出于秋白笔下，而她对秋白这篇无情解剖自身与灵魂的遗作，所做的解读、评点，堪称入木三分，令人信服，真是无人可替、无人可及。
丁玲离开上海后，在北京开始了美好的新生活，有了一些相处投机的新朋友。之后，她曾收到过十来封秋白的信。这些信，像谜一样，她不理解，或似懂非懂。而在冬天的一个傍晚，学校门房给她一封信，说有个人等了你两个多钟头，没等到你，说要你去看他。原来是秋白。她匆匆坐车找到前门一家旅馆，秋白不在，只有他弟弟云白在。不懂事的云白，正在翻阅哥哥的杂物，顺手找出秋白新婚妻子杨之华的一张照片就给她看。丁玲不等秋白，就告辞回校了。她很激动，对秋白有许多怨气……他们同在北京城，却几乎没有联系，但丁玲一直保存着瞿秋白的那一束信——信的情调与基调，跟他后来的《多余的话》如出一辙。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捕之前，这些信就转存在朋友处，后来却没有了。丁玲为此深为痛惜：“这一束用五色布纹纸写的工工整整秀秀气气的书信，是一束非常有价值的材料。里边也许没有宏言谠论，但可以看出一个伟大人物性格上的、心理上的矛盾状态。这束信没有了，多么可惜的一束信啊！”
丁玲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洛甫同志告诉她，有些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伪造的。丁玲便从中宣部的图书室借来一本杂志，上面除这篇文章外，还有一篇描述他就义的情景。“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过的可能）。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的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自然比这篇文章要轻微得多，也婉转得多……但还不像后来的《多余的话》那样无情地剖析自己，那样大胆的急切的向人民、向后代毫无保留地谴责自己。我读着这篇文章非常难过，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那时的坦荡胸怀。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但我决不会想到后来‘四人帮’竟因此对他大肆诬蔑，斥他为叛徒，以至挖坟掘墓、暴骨扬灰。他生前死后的这种悲惨遭遇，实在令人愤慨、痛心！”
在写这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之前，丁玲又重读了《多余的话》，更为秋白坦白胸襟却被诬陷、歪曲所不平：“比如秋白在文学与政治上的矛盾，本来是容易理解的，但这种矛盾的心境，在实际上是不容易得到理解、同情或支持的。他毕生从事政治斗争，就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了政治活动，他不顾他的病重垂危的爱人王剑虹。在‘八七’会议时，他勇敢地挑起了领导整个革命的重担。他有自知之明，他是不愿当领袖的，连诸葛亮都不想做，但在革命最困难的严重关头，他毅然走上党的最高领导岗位。这完全是见义勇为，是他自称的韦护的象征。这哪里是像他自己讲的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他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地、尽兴地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是一个大勇者吗？！我们看见过去有的人在生前尽量为自己树碑立传，文过饰非，打击别人，歪曲历史，很少有像秋白这样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求全责备自己的。”
丁玲深情怀念秋白，更感念秋白的教诲和激励，她也始终没有愧对秋白，“秋白曾在什么地方写过，或是他对我说过‘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诚然，他指的是我在1922年去上海平民女校寻求真理之火，然而飞开了；1923年我转入上海大学寻求文学真谛，1924年又飞开了；1930年我参加‘左联’，1931年我主编《北斗》，1932年入党，飞蛾又飞来扑火。是的，我就是这样离不开火。他还不知道，后来，1933年我已几濒于死，但仍然飞向延安；1950年代我被划为‘右派’，1960年代又被打成‘反革命’，但仍是振翅飞翔。直到1970年代末，在党的正确路线下，终于得到解放，使我仍然飞向了党的怀抱。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秋白同志，我的整个生涯是否能安慰死去的你和曾是你的心、在你临就义前还郑重留了一笔的剑虹呢？”
正因丁玲对秋白的相知之深，才铸就了她这篇还原秋白的传世之作。我的朋友、集散文家与编辑家于一身的谢大光，后来告诉我，当初看到丁玲这篇回忆录时，曾捧读再三，不忍释手，惊叹不已。许多年后，在他与袁鹰先生共同选编的散文集中，他们坚持破例收入这篇超长的“新时期散文的代表作”。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