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裸树
冬日叶子落尽，树木暗形枯槁。
我不能一个人去森林散步。每棵树木像将死而未死的鬼魂。悲伤。
春天将来未来的时候，老建筑师爱娃请一群朋友到她家里吃饭，她的朋友多数是天主教徒，那天我的笃信天主的邻居葛娜也在座，还有早就改行当牧师的悦然的老学生安妮卡。院里的杨树抽芽了。回家的路上跟同行的天主教地区主教说到那可怕的树木叶子落光了，树的裸体的魂魄给我深深的凄凉孤独之感，感觉冬日的生活困难。
“哎呀，你跟印度尼西亚来的主教同袍有相同的悲哀。”
“要懂得欣赏冬天的落叶也是一种生活的礼仪。”
我只好接受了他的安慰。
很多年后我们搭车到郊外探望邻居葛娜，她迁到一栋美丽的天主教老人院那儿好几年了。想不到在食堂，遇见年老的主教先生。
久别相逢，主教先生兴高采烈，与从前无甚差别。他快步推助行的小篮车走来，夸奖比他高寿年长的葛娜精神勇健。
我感觉到主教先生把那台小篮车也当作生活礼仪的一部分，以至于他无视老年到生命里来访的痕迹。
二、雪中兔
邻居葛娜是一个灵性很深的老太太。她常常问：
“昨晚月圆的时候，你睡得好吗？”
“做梦的时候，开始讲瑞典语了吗？”
月圆的深夜确实很扰人，几乎不能入睡。
月光照在窗台。照在我的蓝玻璃瓶子上，反射出奇异的光芒。
有一次在海边散步正是金光落日，红霞满天。
葛娜却深感寂寞。要我们拥抱。
拥抱抵不住海水潮汐与月光的力量。
月圆发着蓝光的雪夜，我还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我习惯在冬夜变成鬼。
厨房有两盏青灯，低低照见料理台。
我关灯。望向窗外的森林，细雪纷飞，一片白茫茫。
一只高大的兔子踏雪而来，
脚印在雪上一步一步的。
我吃惊地望着兔子，它用两只长脚跳跃。
在松树底下有盏路灯清楚照见一双长耳，
它抬头若有似无跟我点点头。
好像是一种夜行路过的礼貌。
三、与他人吃饭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差点噎着了。
在老二家吃饭，有人打电话来，他说了一句：“现在有客人吃饭。”
哪有什么客人。是他的爸爸跟我与他吃饭。
他说“客人”用的是“陌生人”（Fr?覿mmande）那个字。
后来我才明白“陌生人”也指“他人”，话语没有见外的意思。
传统的瑞典人一直保持这个思想，不跟自己住在同一间屋子的都是“他人”。要是有人说，今天要跟“很大的他人”吃饭，可能是他不好相处的丈母娘。
加缪的小说《异乡人》也与这个话语的思维相像。在瑞典读加缪的小说应该翻译成《他人》才能贴近加缪的本意。
要是到他人家里做客，说的却是一句很平常的话语：“明天我们走出去。”走去哪儿呢？意思是有人请客，得走出去（G?覽 bort）。
猜测这些话语跟瑞典的农业社会庄园的生活形态有关，整天的作息都在庄园里，“走出去”离开自己的庄园到别的院落赴宴吃饭。
说瑞典语“走出去吃饭”时我会多给自己一秒钟考虑时态。使用过去时态的“走出去”意思是“死了”。
以下的故事是悦然的老学生冯德保说给我听的。
他家的媳妇是伦敦人，英语跟瑞典语交杂，难免有说不清楚的时候。这一天，孙子的外公死了。有人来报讯。孙子没有听懂。
小孩不明所以地说：“外公出去吃饭。没有人找着他吗？”
四、绅士的时尚
帽子与银质的手杖，是绅士必备的两种物件。
你以为说的是福尔摩斯侦探剧。不，眼前的生活有时依然如此。
受邀到国王的宫殿吃饭，你就得留心手拿银质拐杖的绅士，他把手杖往地板敲击几下，这是国王即将出来见客的讯息。
上世纪的瑞典绅士，年过四十，出门就得手持银质拐杖。所有的老师都属于绅士的阶级。老师的薪水不高，绅士的时尚却得做足，这是一种社会阶级形象的表征。
宴客请帖有许多服装的词语必得学会：暗色礼服、smoking缎面简便礼服（打黑色蝴蝶结）、更隆重的燕尾服（打白色蝴蝶结）。还得留意请帖注明必须或者不必佩戴勋章。
女子也有同样的时尚标准：白日、夜晚的礼服不同，小黑洋装是鸡尾酒会最典型的衣服。
葬礼的时尚，丧家妇女需戴黑帽、黑面纱。
绅士的领带有时不容易记得住，丧家白领带，丧客黑领带。
民主时代的政客也是衣着的绅士。
不管你是什么政党，赴宴的时候都西装笔挺，领带整齐。
上了电视接受访问或者辩论时政，一定脱下领带，象征着“政治正确”，降低自己的白领身份，跟群众站在一起。
这深不可测的绅士时尚，要在民主的君主立宪国家生活好多年才能明白其中奥妙。
五、匠人协会
那一年的社会民主党主席还是蒙娜·萨林。
没错，她就是年轻的时候使用了公务员的信用卡买了几条巧克力回家，被舆论从内阁轰下台的那位，这个故事流传国际社会，只是要说瑞典人对清廉的要求有多么严格。“巧克力事件”的二十年后，萨林获选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社会党主席的第一位女性主席。
我参加了五月一日劳动节工人游行，见识各种工会的乐仪队伍。从前我以为蓝领阶层缺乏白领的文化，没想到这点见识完全错了。各种工人行业的工会礼仪队伍游行出列，一队接着一队，满街走来，秩序井然。
执大旗的旗手领队，有时一式三人开步而走，有时仅一人执旗，接续是个别行业的旗阵，然后是管乐队阵，或者鼓乐阵容，有男有女，有胖有瘦，老少兼宜，但从各队列阵来看，工会组织行之有年，就像一种职业的俱乐部，出阵时有阵头有制服，装扮严谨，旗帜飘飘，皆有象征与标识。
“五一”游行，他们在首都上街是一种工人阶级的演出，呈现尊严与荣耀，跟罢工完全是两回事。市民驻足街头观赏表演，无不喝彩。
工人社会的成熟礼仪来自古代匠人协会的体制。北欧匠人承袭德国的匠人协会传统，一名匠人要先到师傅那里学艺，学了几年师傅说你学够了，可以走了，徒弟就离开故乡，到一个无人相识的城村一展身手。在那儿能活得下去，证明童叟无欺，经过推荐便能返回故乡进入匠人协会，成为一名专业的匠人，服务乡里。
匠人的日常生活工作穿着工人的衣衫，假日或如“五一”重要节日上街则穿着漂亮，特色是衬衫没有领子，不打领带，外着西装。
许多匠人既是工人也是自己的雇主，他们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
邻居玛丽安告诉我，她的鞋匠总在稠李花与丁香花之间的花期休假。稠李一树白花，灿然如花园新娘，香气浓艳；丁香花往往于篱笆长来，成就深紫或纯白的花墙。
那是一年当中最美丽的时刻。
六、饮酒歌
作为维京人海盗的后代，会唱歌的人在社会上往往为人敬重。
18世纪以来，在酒馆弹唱诗酒歌词的歌唱家，他们是人民的音乐家也是文学家，后来的作家们又常常从他们的歌乐中找寻灵感。
19世纪的大学生合唱团在社会风行有年，至今仍然是象征各种风俗季节与重要典礼的表演者，他们象征一种古老的绅士传统。
喝酒与唱歌分不开的。唱歌只在端着烈酒的小杯时吟唱，唱完众人同时一饮而尽。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霍尔斯·恩达尔为善唱之人。霍尔斯选进瑞典学院时恰巧是马悦然当院长，以院长的权力宣布霍尔斯每周四开会吃晚饭以前必须唱一首饮酒歌。他每次都能唱出一首以前没唱过的歌。
在餐桌饮烈酒是一种饮食的艺术，不允许大瓶子放到桌上来，不然岂不成了酒鬼俱乐部。烈酒装在二十五到三十毫升的极小瓶子里，看起来像儿童扮家家酒，通常倒一两杯就一瓶。烈酒三十八度，不会比这更强，烈酒冰镇，搭配海味的美食，喝起来尤其舒坦。
现在中国大城市喝酒的艺术跟瑞典好像恰恰相反。红酒不能超过十七度，最宜佐肉食，可我们在成都一家时尚餐馆请亲戚们大摆两桌，服务员倒红酒好像酒是金子做的，沉得倒不出来，每回只能倒出几滴，来回呼唤倒酒几遍，酒兴全消。别人请客时（在台北也一样）中国烈酒公杯豪情装了四十七度，众人来回劝酒。该大方倒红酒的时候吝啬小气，该谨小慎微倒烈酒的时候爽迈不止，不同国家不同饮酒风俗。
快来喝酒唱歌吧，有一首圣诞晚宴家人聚会必唱的饮酒歌——
咳，圣诞老人们，
倒满了酒杯，
让我们大家愉快。
咳，圣诞老人们，
让我们大家愉快！
短短的时间我们活在这儿，
多么痛苦，多么麻烦。
咳，圣诞老人们，
倒满了酒杯，
让我们大家愉快！
音乐节奏明朗快乐，歌词浅白，众人欢聚、及时行乐的意义很容易唱得兴致昂扬，圣诞节一家人吃饭喝酒，连不喝酒的小孩也举起自己的汽水杯同唱。我家的孙子悠旺小时候把这首歌的“多么痛苦，多么麻烦”唱成“这么多的‘家具’，多么麻烦”。瑞典语的“痛苦”跟“家具”两个字听起来差不了多少。
瑞典人饮酒艺术的节制很可能跟1917至1955的禁酒令有深远的关系，那时候有所谓的“布莱特系统”——有个叫布莱特的医生反对喝烈酒，呼吁政府禁酒——命令一下来，人人领了一本像护照大小的酒簿子，记录个人的工资、性别、财产、社会阶级，凭着这些本子上的记录来决定你一个月准许喝多少烈酒，到公卖局买酒时亮出你的酒簿子。像马悦然的妈妈：无工资、女性、无财产、家庭主妇，那本酒簿子领来没用处，等于没得喝。当时的餐馆奉酒“二白一棕”：二白，烈酒两小杯，饭前；一棕，一杯白兰地，饭后。每一杯酒5cc，三杯酒15cc，规矩很严谨，尽管听起来很可笑，很不“人权”。那时候的外国人到瑞典来生活，一定受不了严苛的禁酒令。1955年以后禁酒令取消，一直到今天贩酒还是国家公卖系统经营。
去年夏天我们开车到南方的一家葡萄酒农庄旅馆住宿，果实累累的青葡萄在骄阳下发光。问老板，你们卖的酒是自己酿的吧？老板说，那不可能，我们酿好的酒卖给公卖系统，然后我们得再向他们买酒回来卖给客人。
我想到圣诞夜的饮酒歌词。
“多么痛苦，多么麻烦。”
“倒满了酒杯，让我们大家愉快！”
七、拜访邻居
我们刚从小区的单身公寓搬到双人公寓，邻居葛娜是第一个按铃来拜访的朋友。
她带来的礼物很正统，面包与盐。庆贺乔迁新居，这样的礼物足够表现诚心诚意。
再有上门做客的人，赠花，进门以前得拿掉包装纸，献上捧花。为何如此？纯然是一种客气，不让主人自己费力拿掉包装纸。
瑞典人极重视邻里关系，新来的住户，宜下午二点主动拜访邻居，需带名片，丈夫两张，妻子一张。此时邻居不在家者，可将名片折一小角，扔进信箱表示到访不遇。
1965年，马悦然住在斯京郊外优思宏，在外国居住多年早把瑞典规矩忘光了。在家烧叶子，风吹的方向不对，邻居电影导演伯格曼在家宴客，拜托他停止烧叶子。伯格曼上门来说，我是伯格曼，因为没人介绍，我就自我介绍。
话说得很客气，意思是你没到我家来拜访，扔名片。
邻居认识了。客气还是很客气。
过不多久。伯格曼又回来敲门。
对不起，风往别的方向吹了，我不应该要你不烧叶子。
好说，再见啊。
马子曰（马悦然曰）——
到了冬天，我们花园中除了松树以外的大树的叶子都落完了的时候，文芬就怕这些可恶的裸体大树都变成鬼了。她刚到瑞典来的时候，看我在吃饭的桌子上点蜡烛，她怕我要把自己的家里变成一座佛庙。我读了文芬这个专栏之后很惊讶：啊呀，我们瑞典的社会真的很古怪！我的老二请几个最好的朋友到家里来吃饭，就告诉我说：“我们今天晚上请他人吃饭。”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句子有一点怪。可是文芬一听就说：“最好的朋友怎会是他人呢？”我最好继续跟她学！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