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天坡
钻天陡绝步迟迟，
蹑顶凭凌洗象池，
一勺灵泉今尚在，
光明好向静中窥。
象池夜月
普贤骑象杳何之，
胜迹空留洗象池，
一月映池池贮月，
月池感应妙难思。
——录自光绪十七年谭钟岳《峨山图说》
慈禧太后是信佛的。有一年她考虑到朝廷是否该祭祀佛教名山峨眉山的山神。她可能也想看看峨眉山的风景。四川道台黄绶芙命令做官的诗人、书法家、画家谭钟岳到峨眉山描写庙宇和胜迹。第二年谭钟岳上山住了半年，画了六十四幅画，作了四十六首七言绝句，并写了很多关于山景胜迹的笔记，谭钟岳所作的《峨山图说》（书的标题写黄绶芙撰、谭钟岳绘，其实此书都是谭钟岳做的）光绪十三年刻于成都会文堂，出版于光绪十七年（1888）。热爱峨眉山的美国传教士、华西大学英文系教授费尔朴（Dryden Linsley Phelps）1936年发表《峨山图说》英译本（成都日新印刷工业社）。1949年秋天马悦然在成都遇见费尔朴教授，费教授得知他在峨眉山住过八个月，送给他《峨山图说》的英译本。马悦然自己也在成都的一家卖古书的小铺子寻得这本珍贵的木刻线装书。
1946年马悦然在斯德哥尔摩跟随高本汉学习两年古汉语，得到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到中国调查方言。
1948年8月马悦然到了中国，先到重庆、成都待了一段时日，再到乐山。在乐山的市集他听到一名妇女走失了孩子到处嚷着：“鹅低吕倒哪吕？”（我的儿啊在哪里？）他一听到那个奇特的声调，他就决定要留在乐山。
到乐山待了一个月，乐山县长告诉马悦然，要做方言调查，一定要上峨眉山。
报国寺的方丈果玲和尚是县长的好朋友。县长写旧体诗，常常拿去给老和尚修改，县长跟老和尚讲好了，马洋人儿上山在庙子住半年当居士，给二十五块银元。价钱是县长决定的，老和尚很怕谈钱，觉得俗气。认识县长以后马洋人儿经过老百姓的指点，才懂得应该带两瓶好酱油跟一条鱼去拜访哥老会的“袍哥”。
袍哥见面的第一句话：“你到这儿来怎么先去看县长，没先来看我们？”确实有帮派兄弟教训人家的意思。酱油还是酱油，见面总有三分情，袍哥对马洋人儿很客气，在乐山各个村子转来转去，没有人打扰过方言调查的工作。
马洋人儿在乐山请来一位助手姓罗，读过农业学校在乐山当小学老师，说了一口乐山话，常常带马悦然找村庄农民说话。罗先生有一个老师专门研究峨眉山的树木。
那天是1949年的旧历大年初一，马悦然独自一个人从乐山走到峨眉山报国寺，第二天一早他穿上从瑞典带来的冬靴，上到金顶。此时路上盖了一尺厚的雪，他二十五岁，还走得动。经“雷洞坪”，登“接引殿”上“卧云庵”来到金顶寺，海拔三千零九十九米。庙子的方丈——报国寺老和尚的徒弟常鼎出来欢迎他，下午两点看佛光最合适。
那时山上没有修公路，也没有悬空索道。马洋人儿就像一个真正的居士一样走上很难走的山路。以后他常常陪没有上过金顶的朋友从报国寺走上来，他通常建议人家走东路上去，走西路下来。
“我们先经过雷音寺、华严寺、神水阁和中峰寺到清音阁去。这一段一共十五公里的路比较好走。你走累了么？到金顶还有三十公里路！吃了一碗素面，喝了几碗茶之后我们到‘清音阁’只有一公里路的‘牛心寺’。这座庙宇盖在‘牛心石’上。石底下是黑龙水和白龙水汇合的地方，上有双飞桥分跨两条河流。你听听桥底下河流激流的声音！‘双桥清音’是峨眉山十景之一。离清音阁不远也有‘白云峡一线天’：从宽四米、高五十多米的峡中露出一线微光！东边的崖壁上修建了一座栈桥。我每次上山一定到这儿来欣赏风景。”（录自马悦然散文集《另一种乡愁》之《我们上峨眉山去吧！》）
那时的峨眉山有一百二十座佛庙，报国寺是最大的庙子，有四十个和尚。现在百度写峨眉山庙子有二十六座，几乎少了一百座庙子。马洋人儿每座庙子都去过，至少路过。从报国寺上金顶有九十多里路之遥。
有一次马洋人儿独自从金顶下来，在路边抽一杆烟，遇上一名老汉，跟他聊了大半个时辰，老汉想知道他在峨眉山做什么。
“做方言的研究。”
“那你会不会说中国话。”
“没有，没有，可能不容易学。”
那个老汉没发现他跟马洋人儿说的就是中国话。
“天黑以前一定要到达‘洗象池’。这一段经过‘洪椿坪’、‘寿星桥’和‘九老洞’。到‘洗象池’精彩的山路很多，东边山谷的杜鹃树的种类很多，有的高到十五米。这一段路有的非常陡的，不好走。这一段路也是山上的猴子漫游的地方。这些猴子像孙悟空一样的顽皮，不交买路的花生或水果，他们不让你走过。终于到了‘洪椿坪’，庙子的师傅给你做好了几样罗汉斋。庙子旁边有三棵大的椿树，有人说有一千年的高寿。下午的风已经很凉，得穿上厚的毛线衣。”
“‘洪椿坪’和‘九老洞’是山上最庄严的庙宇，山景也特别好看。上山曲折小路有三四人才能合抱的楠木，一路可听风与竹林的飒飒的欢乐耳语。路东残雪拥抱的山谷与路边青葱的苔藓遥相呼应。”
“到了‘九老洞’得去离庙宇不远的老洞拜访九老。洞的最深处只有一座观音的塑像。走吧！前面是非常陡的‘钻天坡’。别往下看，走累了或者发冷的话，想想‘洗象池’的火盆和热腾腾的‘豆花儿汤’！”
报国寺和尚的法名（所谓“上下”）的上字取自临济正宗派行诗十二首中的第七和第八首：“能仁圣果”，“常演宽宏”。果玲的一个徒弟是峨眉山金顶寺的方丈常鼎，常鼎的徒弟是演慧，演慧的徒弟是宽能。这种派行系统在佛庙里所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报国寺的山门内有一个比较宽的天井，内门的右边搁着一个迎接居士的随缘茶桶。你走进了内门就到弥勒尊佛殿。东西两边有两个月门。月门的后头有两个大的天井。天井的后边有斋堂跟厨房。后面的大殿里有释迦摩尼佛跟阿弥陀佛的塑像。大殿后头走上一个石头台阶到花园，花园的南边上另一个台阶到七佛殿。我住的房间在七佛殿的右边。房间外面有一条走廊，老和尚果玲的房间在走廊的尽头。从七佛殿后边可以上高高的藏经楼。”
每天早晨，斋堂外面报晓的梆子把马洋人儿叫醒了。二十一二岁的和尚演智把洗脸的热水盆跟早饭带到马洋人儿房间外面的走廊。走廊靠近栏杆那儿有一张桌子。早饭是粥跟开水蛋（把一颗蛋打在一杯热开水里，加一大把红糖）。
吃了早饭，果玲和尚就到马洋人儿房间来，在走廊的书桌教他读书，讲两个小时的课。首先读的是四书，四书读完就读诗，读《唐诗三百首》、汉朝的五言诗和乐府、魏晋南北朝的诗，果玲和尚什么都教他。
果玲和尚很有学问，他是浙江人，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教过书。传说他的未婚妻死了，顿感尘缘已尽，就到峨眉山来出家。老和尚不吃素，他不吃牛肉，有时候到厨房自己下厨炒猪肝。他的炒猪肝味美鲜嫩，实为一绝。
马悦然上峨眉山时没有带书来，老和尚教书以前，演智先把诗文抄写在笔记本上。老和尚教他平仄，马悦然学习得很快，把笔记本里的《唐诗三百首》先译写一遍，读通了再重译。下课以后，他步行去附近的乡村记录当地的方言。他很快就发现峨眉山的方言最特殊的现象是，有的去声字变成入声字，“四”跟“十”是同音字，声调特别高。峨眉人说“四十”有一点像蝉鸣的声音。以后马悦然写了一篇论文，以峨眉人的方言来论证19世纪清朝的音韵学家认为去音跟入声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演智很怕外国人，他的神色表情不自在，以后才敢问：
“你们外国人坐‘灰机’来的吗？”（演智是湖北人，把“飞机”说成“灰机”。）
“外国人的眼睛是不是可以看穿石头跟人的骨头？”
老和尚什么都教给马洋人儿，也教他书法写字。看他实在没什么写字的才华，就说：“好了，好了。”
马洋人儿读诗学平仄学得很入手，老和尚觉得他很认真，晚上一起喝酒发现洋人的酒量真不错，赞叹：“你这个人，大慈大悲啊！”
到了周末傍晚，老和尚请马洋人儿到他房间抽大烟，烧烟的技术马洋人儿很快就学会了。平常抽大烟的老和尚很重视营养，保养身体。
马洋人儿研究重庆、乐山、峨眉、成都的方言，主要是靠自己的耳朵，记录个别字的发音容易，记录一些长的故事就得靠录音机。他在香港买了一台磁性钢铁丝的录音机，可惜在报国寺没有电，这时姓罗的助手就找了要录音的农民，带着他们一起到成都去。果玲和尚正想去成都补牙齿，一路跟上，到了成都一按上录音机开始工作时，向来很灵活的助手忽然变成哑巴，傻得不能说话，农民也说不出话，果玲和尚帮忙马洋人儿逗他们讲话。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事后再播放录音机的声音给他们听，他们还是搞不惯，就好像马洋人儿是个耍妖道的洋鬼子。
研究中国方言需要特别注意声调和声调在句子中的变化。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尼姑对马悦然的帮助很大。
“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庙子的大天井抽烟。我突然看见我从来没看见过的一个和尚，从庙子里面往山门走，走近了我发现那人穿的是尼姑的袈裟！肯定是老和尚果玲的徒弟，监院当家师常彦的出家情人！我抽我的烟斗假装没有看见她。我坐在那儿想：庙子里窗户上的纸很薄，一点也不隔音的，两个情人在床上拥抱的时候耳语，一定得悄莫声儿的说话。这种耳语的讲法，声带不振动；声带不振动，声带就没有高低之分，也就不可能有声调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之下，两个恋人怎么能用语言沟通呢？我真为那两个恋人着急。”
“我想来想去终于解决了这语音学上的很重要的问题。在声带不振动的耳语里来代替声调的，是发音气流的两种不同现象。代替北京话的阳平上升的声调气流是逐渐加强的；代替北京话的去声下降的声调的气流是逐渐变弱的。代替北京话的上声先降后升的声调的气流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相当于声调的转折点的气流中，出现一个声门的爆裂音。”
监院当家师父常彦看起来不到三十岁。年轻，喝酒，抽大烟，耍女的。
到了报国寺做法事“放焰口”一连三天诵经梵唱，当家师主诵，这才知道常彦的本领。马洋人儿自己是唱合唱队、弹钢琴、弹吉他、交响乐团敲钹的，他的音乐修养足以了解常彦唱经的功力，唱得好极了，不可思议，连唱了三个整天。他那么年轻，是从那儿学来的诵唱佛经的功夫呢？也许很小就出家。
报国寺有五个八九岁的小和尚，他们的穿着跟生活和一般和尚相同，当然都没受过戒，不知道他们的父母为什么让他们出家，也许家里贫穷或者需要还愿。瞎了眼睛的维那师果照是小和尚的法师，他也主持早晨跟晚上的供养仪式。老和尚果玲是禅宗，不参加供养，报国寺其余的和尚都信净土宗，一般都懒得念经。小和尚跟老和尚的上字都是果字，他们成了同一个辈份的，真奇妙。
在报国寺住了几个月以后，果照师让马洋人儿在晚上的供养仪式敲大钟。
“我永远会记得小和尚们每天晚上用清脆的声音高高兴兴地唱晚上仪式的头一首很忧郁的经文：‘是日已过，命亦随灭。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目。但念无常，慎勿放逸。’”
马洋人儿有时候走到离报国寺有五公里路的峨眉县城去买东西。他每一次去都给庙里的小和尚买炼乳，他认为正在成长的小和尚营养不够，四个小和尚在他面前把炼乳喝完了，而另一个却拿着碗到七佛殿去。回来的时候把空碗递给他，说声“谢谢！”过了几个月马洋人儿才发现他把炼乳倒在七佛殿的水沟里。小和尚不愿意他知道他最不喜欢的就是炼乳。洋人依旧每天早晨给他一碗炼乳，让他供养七佛，多买福田。
五个小和尚有一个害了长年的眼病，时常不自觉甩着脸部。当中最伶俐活泼的果伦看到马洋人儿在瓶子里装了山上摘来的野花，就到山里挖了一大丛的玫瑰灌木送给他。
一天傍晚小和尚们来找他，“马先生，请你到天井去。”到了天井，所有的和尚都在那儿等他。五个小和尚站在天井中心，手里拿着口袋，果伦喊了一声，他们解开口袋让萤火虫飞出去，漆黑的天井夜空出现了数百道闪烁的金线。这时他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小朋友一整天都没见到人。而那一刻的夜空与萤火虫的金光闪烁，也是马洋人儿毕生当中最美丽的夜晚。
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和尚擅长游泳，天气好的日子，这个和尚会找他去“龙门洞”游泳，和尚能游蝴蝶式泳技很不错。
龙门洞的风景很美。这儿的流水汇聚到黑龙潭（水）那儿去。可夏天的时候，看似美丽的溪水也带着危险。住在乐山的挪威传教士带着一名中国姑娘要去看金顶佛光，马悦然乐意陪他们上山，从金顶下山的时候，积水涨得很高的黑龙水激流涌现，个子比马悦然还高大的挪威人走在前头，以很赶很急的步伐一下就跃过了溪流。中国姑娘吓得脸色发白，水淹得很高，这时马洋人儿就抱起了那姑娘一步一步过河。
回到报国寺以后，马洋人儿跟老和尚描述过河的情况，果玲罕见地骂了他一顿说：“有些人就是这样白白丧命的。万万不可这样救人过河。”
过了一阵子，马洋人儿在乐山见到那姑娘，姑娘送给他一对绣了鸳鸯的枕头。
报国寺在峨眉山脚下，约七八公里路，有一天乐山的袍哥请马洋人儿吃饭。午饭以前走到了那儿，袍哥们围了几张桌子打麻将，袍哥请洋人打。“我不会打。”“你能打什么？”“扑克牌。”
几个袍哥过来陪他打扑克，马洋人儿只有当兵的时候陪朋友打过牌，比不上具有职业水平的袍哥，他们不赌钱，赌米，输赢多少写张条子记下来。打了几回，马洋人儿输了多少米算不清楚，肚子饿得咕咕叫。环顾袍哥家里，连一粒米饭也见不着。他气恼了，想，回报国寺去吧。
走了不多远，袍哥叫人出来追他说：“快了，快了。回来吃饭吧。”
走回袍哥的房子，院子里升了炉锅，油火烧得滚烫，有一缸刚从河里抓来的鳝鱼，袍哥亲手抓起来，洗都不洗，用尖刀一挑一划，把鱼掷进早就放了花椒的油锅，煎好了就吃，味极鲜美，也辣得要命。
报国寺的生活十分清幽。有一天一帮子三十个土匪闯进报国寺的山门，他们占据了庙子想借住几天，气氛很紧张。
果玲和尚跟当家的常彦明白了土匪没有打劫的意思，只是此刻进退失据，需要几天的栖身之所。老和尚想缓和庙子紧张的气氛，请土匪吃饭，马洋人儿也加入请吃饭的行列，彼此好像变成朋友一起居住了几天。
当时土匪们在山门架起了机关枪，要是有人强攻庙子，就准备开火大开杀戒。可那几天果玲跟常彦很费心招待请客，化解了土匪的疑虑，机关枪就搁在山门里，总有人在这儿守望。马洋人儿跟这些土匪熟了以后，就在山门里把机关枪拆解开来，再把这些器械一一兜回去。
他露了一手给土匪们看看，“外国人儿什么都会”，叫土匪们佩服报国寺的人。土匪都是西南边洪雅县的人，这当中有一个土匪后来投靠国民党变成“李上校”，以后再说他。
洪雅的乡绅来给报国寺的法师解围，土匪过了几天就撤离报国寺。就是这时候马悦然认识现在瑞典中餐馆界名人杨爱兰的父亲。刚来峨眉山的时候有人告诉马洋人儿，洪雅有个大地主的留洋回来的儿子娶了一个年轻的瑞典姨太太。这位瑞典姑娘出身很好，到法国学习艺术，爱上了从中国来学法律的年轻人，在欧洲结婚，跟着中国人回到洪雅，才发现自己是姨太太。
瑞典姑娘就是杨爱兰的母亲，悦然在中国时不曾见过姨太太。解放以后，杨爱兰的父亲杨家少爷自杀死了，杨爱兰的大哥被送去劳改，杨爱兰兄弟先后去了瑞典，母亲也回到瑞典。这对兄弟先在首都郊外做电工，杨爱兰很活跃，娶了瑞典太太，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成为餐馆界的名人。杨的母亲很晚回瑞典，悦然觉得这个老太太很神奇，似乎年轻的时候在洪雅过着中国传统大家庭的生活，一点也不感觉到不如意。
峨眉山的整个山区属于“杨局长”的管辖。杨局长是国民党的一个上校，一个地方官，住在山脚的一栋公寓房子，他经常来报国寺的房间看马悦然，算是马悦然的朋友。有时候他到外地出差回来，返回峨眉山时先到报国寺来看他说：“我还没回家呢，先到你这儿来。”
杨局长听说马洋人儿要到西边，“那儿土匪多，小心打劫。”要给他一把手枪，马洋人儿说他不要。杨局长说出他自己前几天的经历：坐人力车时土匪来打劫，手枪就在座位底下，立刻抄出手枪把他们几个人都打死了，讲得好像摆龙门阵，死了几个人不算什么似的。
杨局长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年幼的女儿，在家请客的时候只有杨局长跟马洋人儿两个人吃饭，妻子很少出来，出来的时候跟马洋人儿敬一杯酒算是打招呼就回屋子里去。那个时候在山上久了，很少见到女人，看看他的妻子年约三十，人有一点富态，相貌还很出色，马洋人儿以外国绅士的礼仪说：“你的夫人很漂亮。”
杨局长听了神色很不自然，表情很不舒服的样子，按了按自己肚子底下的东西，马洋人儿知道他下意识地摸了摸看别在腰上的手枪在不在。
马洋人儿就要去乐山，有一个拉车的送他渡河，河水很浅。他一过河，看见有几个人蹲在河边，就知道“棒客”来了。
“他们有五个人，一个人站在我后头拿着砍柴的刀子，一个拿着毛瑟枪，还有一个站得比较远的，手里头拿着手榴弹。”
拉车的车夫呆立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把车上的行李拿走，拿走马洋人儿的眼镜跟手表，什么都拿走了。马洋人儿肩上有一只包，包里头有护照跟两条金子跟银元，他想，最后这个包包要抢走就得打架了。可幸好，土匪好像也有点害怕，竟没有取走最后这最重要的对象。双方全身而退。
车夫跟洋人儿一起经历这一场抢案。
1979年4月马悦然跟宁祖重回成都到了峨眉山，路边的农民认出了当年的马洋人儿，他就是当年的拉车的。
宁祖很惊讶：“你认得我的丈夫？”
农民现在有家庭有孩子，他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悦然也说自己过得很好。农民为马悦然叹气：“可惜你的手表丢了。”悦然好久才懂得农民的心思：丢了那么昂贵的手表，这一生大概都找不回来了吧。
抢案发生一个月以后，马悦然下山到了成都，一天在大街上遇见了坐在人力车上的“李上校”。李上校原来是土匪，曾跟一帮子同伙进驻报国寺，马洋人儿请他吃过饭，土匪下山以后投靠国民党官拜上校。
李上校见到马洋人儿先是摆摆手，神情有点着急，过一会儿他下了人力车，赶上来跟洋人说话：“听说你被抢了，情况还好吧？”
马洋人儿说：“是逃兵抢的。没事。”
李上校一听，顿时神色轻松不少。他很怕是他们自己的人抢的做错了事。看见马洋人儿不怪罪，他很快意地说再见。
在峨眉山住了八个月，马洋人儿终于下山来，他刻意自己走路下山，走了好几天的路回成都，所谓“仁者乐山”，他的青春时光就这样跟这座大山紧紧相连在一起，这八个月的时光留驻在他的生命一辈子。
到了成都他遇见同样深爱峨眉的费尔朴教授。当时成都华西坝有许多杰出的外国学者。峨眉山跟五十年前一百年前有很大的变化，《峨山图说》是留给深爱名山的仁者一本朴雅致真的好书。
1969年得到香港菊花诗歌大赛第一名的老诗人谭斌森先生，在一位素不相识的瑞典医生的支持下偶然来到瑞典旅游，住在马悦然的家里一个星期。老诗人已经八十岁，最后一天晚上他们谈起峨眉山，马悦然说自己住在那儿半年多，老诗人说他的父亲也在峨眉山住过半年，为慈禧太后的需求作出描述山景的一本木刻书。他的父亲死得很早，他知道有这本书，找了一辈子怎么也没有找着，一想到这一辈子他都没看过父亲的书作，非常伤心。讲完了以后，马悦然走到书房从书架上取出木刻版的《峨山图说》。想不到跟着马洋人儿千万里回到瑞典家来的这本珍贵的书，竟然能交给原作者的儿子。老先生接过这本书，激动得流下眼泪！
马子曰（马悦然曰）——
奇妙的魔术，
高山的峻岭一旦，
变成小岛了。
万籁皆无声，
古寺念经的声音，
卷入云海中。
峨眉山的高山上云海很多，从洗象池往万年寺这一段的山路云海最好看。2005年夏末秋初，我家的老二佩尔跟媳妇孙儿女们想回成都，我们一起上了峨眉山的金顶寺想看佛光，可惜天气不好，什么都没看见。
天气好的时候，金顶寺不仅白天能见到“佛光”，夜晚，从金顶寺往下看几百尺，数十盏“佛灯”徐徐升起的自然现象更是人间仙景。老和尚解释这种现象很科学，说“土里头有石油”。
我们一家人搭车上金顶，老二跟孙子悠旺走路上金顶，两个人走得气喘吁吁。啊哟，年轻的时候我一天就走上山了，休息的时候老是抽烟斗。
住在报国寺的时候，有个爱爬山的德国商人来房间看我，他也是抽烟的，可他想爬上金顶呼吸新鲜的空气，不应该抽烟。我没有工夫陪他上山，他把那包德国烟丝留给我了，哎，真香的。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