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天鹅的翅膀

作者:陈文芬    更新时间:2017-06-19 10:47:48

2015年3月28日上午我们从斯德哥尔摩飞行八小时到达北京机场过境停留三个小时,即将飞往台北。这几年春天瑞典天气乍暖还凉,情愿到台北看杜鹃花,在大学的教室讲六言诗、古代汉语语法的历史,住在南港山脚边,晨间五色鸟嘟咕嘟咕唤,黄昏有蓝鹊鸟拖着新娘长纱似的尾巴在树林跳跃,是这般情景吸引我们长途旅行飞返故乡。过境等候随意打开手机邮件,从两个朋友来信得知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早晨于斯德哥尔摩辞世的消息,没有想到就这样跟托马斯永远地分开了,按照旅行的计划,离开瑞典一个多月,甚至连葬礼也赶不上。在人声喧嚷的机场,我望向悦然的眼睛,他问“怎么了?”“没什么。”旅途冰凉,到台北说吧。北京的天空灰扑扑的,悦然的脚肿得疼了,窗口呼叫登机口改了,比原来的远得多。托马斯的诗句一下子咽上了我的胸膛:“直到光线赶上我,把时间折起来。”

有资料说托马斯害脑溢血是1990年,悦然说的是1989年的冬天。那一年夏天悦然邀请托马斯夫妇跟瑞典学院的诗人院士埃斯普马克,到他跟宁祖在南方的夏屋“石轩”住了一阵子,在南方的教堂举办了一场朗读会。那是托马斯的最后一场公开朗读。1989年秋天悦然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当年开会的院士人数不足,学院急召悦然回瑞典,待悦然回到瑞京,开年会以前,埃斯普马克告诉悦然,托马斯中风了。坐在学院的水晶灯底下,众人华服簇拥,悦然始终记得这幅场景,惘惘然不知所措。

2011年,托马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他以凝练、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

那一天我们站在瑞典学院的水晶灯底下,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念诵这一段颂辞时,悦然跟我和学院一大群人站在媒体记者的背后欣赏这一段过程,那时候悦然的眼角湿润了。从1989年冬天到2011年的秋天,同样的地点,水晶灯与古典瓷砖壁炉上的老镜子互相辉映出来反差极大的故事。

书写这篇文章以前,悦然嘱咐我,千万别写他写多了。可我相信过去的点点滴滴都是托马斯愿意跟中国读者分享的。在我认识托马斯有限的九年时光里,他总是温柔地对待遥远的异乡客,而悦然无论如何都站在故事的枢纽,就像托马斯写过:“在我的内心,我带着过去所有的面孔,像一棵树的年轮。这些面孔的人们总和就是‘我’。镜子所能照出的只是我最近的面孔,我认识我所有往昔的面孔。”透过悦然的记忆看见了不同年轮当中的托马斯。

1966年悦然刚从澳洲堪培拉国立大学返回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创立中文系,从1948年到中国四川研究方言、1953年到伦敦亚非学院中文系任讲师、1956年在北京瑞典大使馆担任文化秘书,再到堪培拉大学执掌亚非学院,他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界。回到瑞典,悦然感觉到自己的母语生疏了,花了一些苦功重读瑞典语《圣经》与当代瑞典语文学。有一天,他跟宁祖一起出席思维亚路成人教育协会ABF的朗读会,托马斯就坐在悦然的前排,悦然跟宁祖说那位诗人就是我近期常常读到很喜欢的诗人,我们绝对不要去打扰人家。性情很爽快的宁祖过了一会儿就去跟托马斯说,我丈夫很喜欢读你的诗。托马斯、莫妮卡夫妇就这样跟悦然、宁祖认识了,自此这段友谊维持半个世纪。去年托马斯的小女儿波拉满五十岁,我们在托马斯的公寓谈论波拉,悦然不敢相信波拉满了半百。悦然没有见过孩童时期的波拉,当波拉跟托马斯一起出现文学场合她已经亭亭玉立,当了护士。这时托马斯开怀地扬声大笑,波拉有她母亲的美丽机智还有她父亲的幽默轻松,一双大眼睛溜转,只要波拉出现的时候,室内就有光。那天波拉不在,讨论她的年龄逗乐了托马斯,笑得像一只海鸥。

托马斯这一生从事的职业与诗歌没有多大的关系,他是一个辅导少年监狱罪犯的心理医生,他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他不曾述说。一个人天生慈悲,自然选择承担责任。少年时候是一个自修而成的昆虫学家、钢琴家,一个擅长古典格律的现代诗人,他究竟做什么工作也没有多大要紧。莫妮卡承担更多家庭责任,在结婚生女以后成为一名专业的护士,文学方面的涵养也很深,1989年的冬天托马斯中风以后,莫妮卡不仅是他的守护天使,也是诗人的代言人。

莫妮卡常常邀请我们到南区的公寓吃午饭,瑞典人总是坐在厨房的餐桌吃饭,1986年波兰诗人辛波丝卡得奖到了斯德哥尔摩,也在托马斯的厨房喝过一碗汤。1986年的公寓是以前的公寓,托马斯夫妇一生都过得相当简单,一直到了托马斯中风,晚境着实困难,瑞典学院决定借给托马斯一层公寓,只要托马斯有生之年都可住在这所优雅带着老式拉门电梯的楼房,于是许多中国作家诗人不远千里而来探访的,都是这一层可以望向波罗的海的房子。瑞典学院提供房子的义举,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是一场历史的救赎(瑞典社会主义体制任何行业从来就没有什么“分房子”这一类的事情,瑞典学院院士开会每一次只能领一枚银元换成一百克朗)。1970年代的托马斯诗歌已震惊瑞典诗坛,以后就在世界文坛发光发热,影响许多世界著名诗人的创作,可惜诺贝尔文学奖开端给了多位北欧作家,过早预支了历史的额度,1970年代又是瑞典左派舆论大行其道最为炽热之际,1974年瑞典学院毫无现实感地把奖项颁发给两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其中的哈利·马丁松写作当中的自然主义被国内舆论激烈地评论为毫不注重社会的真实生活,无情的舆论使得忧郁积病的马丁松在医院自尽,这一段遮蔽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哀歌痛彻心扉,成为瑞典人自己说不出口的一页。彼时托马斯的诗作散发如彗星一般的光芒,可有更多的批评家举刀指向他的写作是一种“消耗的文学”,那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批评家好像忽略了,监狱辅导罪犯的职业不正是一种最积极参与社会的劳动工作?在那段漫长的日子,托马斯曾说诗歌是现实,监狱辅导的工作使他逃避了现实,一切都反过来了。瑞典学院的诗人院士斯文蒲跟我说,托马斯是一个世界文学历史上的“幸存者”。我反复思索“幸存者”的意义,在托马斯生命当中是双重的,精神跟肉体。当托马斯创作力最为旺盛时,他本该受到赞扬却面对层层的疑难,所幸这些疑难却在外国的世界文学舞台环环解套开来,在布罗斯基、奚尼、沃尔克特、辛波斯卡等多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诗人的交相赞誉,在各种语言版本的译文接力传播之下,托马斯以诗歌自身的洁净与凝练,挣脱外在环境的复杂与拖沓。托马斯晚境半身不遂的痛楚,却随着新的作品不断地发表,精神力量显得越来越清朗,一个毕生只发表过一百六十三首诗作的诗人,在中风二十六年里却接连有新作《悲伤的凤尾船》、《记忆看见我》、《巨大的谜语》。晚期托马斯使用俳句简单的格律形式,创作不少富含东方禅意思想的作品。俳句应该描述风景意境、幽默、着重节奏,不需含有隐喻。托马斯创作的俳句完全按照节奏、形式简单,却饱含着隐喻,这是他最后形成的独特风格。他曾说过在高中受了拉丁文老师严谨纪律的古典拉丁文文学教育,曾经他也极为反叛地写了让老师不喜欢的自由诗,可这些老师们却不知道后来托马斯自己爱上萨福式的格律和阿尔凯式的格律,“形式突然出现了,我把贺拉斯当作同时代的人”。形式也许挽救或者改变了托马斯对诗歌的看法,挚爱一生。那二十六年不能想像受到束缚的肉体,托马斯或许有一种昆虫一般生活的思想,他战胜了医学科学家说丧失语言能力的人不可能写作的断言。总结他的一生,他是一个美丽而伟大的“幸存者”。

回到悦然与托马斯的友谊。

托马斯夫妇常常邀请悦然、宁祖到他的领航员外公于一百五十年前在斯德哥尔摩外海群岛的小岛润马岛上建的一栋小屋——“蓝房子”。海岛房屋为了避寒,压缩了天花板的空间,一层楼做客厅厨房,二层楼做卧房。

1983年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身体向来健康的悦然在医院做了肾结石的手术,进医院以前他刚好带着托马斯最新出版的诗集《狂暴的广场》。手术后醒来,早晨两点钟,他感觉到应该做点什么事情。翻开诗集,护理人员给他一些纸页,他就在病床上开始翻译,从瑞典语翻译成英语。到了下午五点已经翻译完了。很多年以后悦然回答我的提问,为什么想翻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悦然想想,那是不曾想过的,偶然发生的,“是托马斯的诗歌找上了我”。

“我1960年代头一次跟托马斯见面,认识快五十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我起初只阅读他的诗,没有想到把他的诗译成外文。1983年冬天,我得进医院做手术。我带着托马斯那时刚刚发表的诗集《狂暴的广场》。医生给我打的那麻醉针肯定非常厉害: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非常清新,所有的老蜘蛛网都扫除去了。我半夜一醒,就开始把那诗集的十九首诗译成英文,当天下午就翻译完了。出了医院回家之后,托马斯到我家里来,我们两个讨论我的译文。”(录自一次中文媒体的访谈)

以后马悦然又翻译了《蓝房子》散文诗的英译本,薄薄的一册,十分优雅的蓝色淡墨简笔的封面。有一天一名诗歌爱好者打电话到家里,问悦然自己还保留着这本诗集否。悦然说,没有了,去珍本书店找找好吧。对方说,一本八十五英镑呐。“托马斯的诗歌找上了我”所言不假,我见证了2004年春天发生的事情。那一年悦然从瑞典飞来台北,一次毫无任务的春天旅行,下了飞机刚发生**给打了两颗子弹的意外,台北街头喧腾,搭慢车到宜兰在黄春明小说名篇《莎哟哪啦再见》的礁溪呆了几天,随身带着托马斯最新的诗集《巨大的谜语》。当时悦然给这本书的译名是《甚奥妙之谜》,很快地翻译完成,然后寄给《上海文学》发表。那是悦然头一次将托马斯的诗集翻译成中文,以后他又很快翻译完了《悲伤的凤尾船》的中文内容。

许多人知道托马斯诗歌作品的第一个中文译者是北岛,而把托马斯介绍给北岛的是马悦然。所有跟托马斯有关的回忆都应该聚焦在1985年,那一年马悦然说服在海外传播瑞典文化的“瑞典文化机构”(Swedish Institute)支持托马斯到中国的旅费。那是托马斯第一次到中国旅行,莫妮卡留在瑞典。同时,悦然跟宁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席学术活动,就在那一次旅行中,马悦然给托马斯引介了中国1930年代的诗人与学者艾青跟冯至,一起到冯至家里吃饭。那一天冯至夫妇准备了许多美食,冯至的女儿喝酒海量,托马斯没料到自己真吃胀了,他写信给妻子描述在北京老房子里发生的事情,莫妮卡印象深刻。2012年冬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些瑞典媒体只凭海外一些讹传的新闻,把莫言的作协副主席身份描述得很吓人,好记性的托马斯却想起头一次到中国,悦然带他去一个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家里吃饭。已经中风二十几年的托马斯记忆力一点也不差,略有出入的是当时去的是冯至家而不是艾青家。莫妮卡代替托马斯写电邮告诉悦然,回想起1985年北京老四合院里吃饭的过往,他不会去跟新的诺奖得主吃饭,要是有相会的一天可也愿意高高兴兴地一起喝杯茶。作为莫言前一年的诺奖得主,托马斯捎来关怀的讯息温暖了人心,就在莫言来到斯德哥尔摩领奖的那一周,托马斯提起精神来到北欧博物馆参加诺奖周的派对,也果真跟莫言高兴地会面了。

1985年马悦然把“今天派”的几位诗人北岛、顾城、杨炼、严力、芒克等介绍给托马斯,对北岛、顾城像是远航的讯号,以后他们都曾有一段旅居北欧的漫漫时光。顾城、谢晔到了斯德哥尔摩悦然的媳妇家的小岛,有了灵感,以后住到纽西兰的小岛。北岛对托马斯怀有很深的情感,记得他在一本借用托马斯诗集名称的散文集《蓝房子》中,描述到当时瑞典驻北京使馆的文化秘书安妮卡带他与托马斯见面的过程。安妮卡是悦然的学生,她的丈夫很早去世,从文化秘书卸任不多久,安妮卡到纽约旅行时获得天启,日后成为牧师,宁祖去世时就由她主持葬礼。在我们许多交错的朋友谱系当中,托马斯跟安妮卡始终保持友谊,几年前北岛来到斯京,还是安妮卡陪北岛去见托马斯。托马斯总是弹钢琴给朋友们听,他收集了许多左手弹琴的乐谱,我还记得北岛一身横格纹衬衫立在托马斯的客厅的身影。

1985年托马斯与悦然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很奇妙。一通电话远从瑞典打给驻北京大使,大使知道悦然跟托马斯以及一群诗人正在安妮卡的家里,大使要求悦然给某人回电话。那人是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居仁斯天,悦然回复电话,居仁斯天通知他选进了瑞典学院。悦然说,那不可能吧。居仁斯天说,可能的。已经选上了。我还没跟国王报告,消息正式发布以前,不要告诉别人。那一天悦然跟托马斯和中国诗人谈了一晚上,那时候的诗人们喜欢谈论“人的灵魂”,属于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的话题却在中国苏醒着。悦然居间翻译有一点乏了,这时候他想走到外头抽他的烟斗,托马斯跟着走出来,两人有单独谈话的机会。悦然告诉托马斯他选进了瑞典学院,感情里头包含着一点亏欠,他觉得托马斯比他有资格当瑞典学院的院士,托马斯却开怀大乐拥抱悦然,恭喜他的好消息。

瑞典有两位最好的文化记者正在北京,《每日新闻报》文化版总编辑路特(Arne Ruth)与《快报》的尼尔松(Bj?觟rn Nilsson),当时这两家早晚报有合作之交,两位记者也是最为勤奋用功的新闻界好手。当托马斯跟悦然准备去中国以前,大胡子尼尔松邀请两人与宁祖一起进餐,做了一些行前的思想准备。当时新闻界已经开始猜测瑞典学院尚缺一席的新院士会是谁,尼尔松快人快语说,“托马斯,大家多半要猜你。”托马斯立刻摇摇头,不可能。尼尔松一会儿又说:“哎,悦然,也许是你。”这时候大家同时笑起来,这个猜测就以笑声做了结语。

已经得知消息的路特跟尼尔松都是谦谦君子,不曾在报端上率先发稿,路特庆祝悦然入选院士,在北京市中心最昂贵的西餐厅Maxim设筵,邀请多位中国诗人跟托马斯和大使夫妇、安妮卡吃饭。悦然记得很清楚,在Maxim门口遇见顾城,身穿一袭立领中山装,只见顾城焦急地在门前踱步,喃喃自语,没有打领带肯定进不去。宁祖跟顾城说,你穿得很好看,中山装不必打领结。顾城还是很着急,这时候杨炼来了,穿黑皮衣,里头敞着开胸的衬衣,他跟大家点个头,甩了甩他的长头发,昂首阔步进了餐厅,根本就没什么穿着的要求。上了餐桌,第一道前菜上汤,第二道吃鱼,第三道悦然让中国诗人都吃牛肉。那时候的北岛在餐桌上还用勺,诗人们的妻子邵飞与谢晔看看宁祖与大使夫人吃饭的方法,很快能掌握刀叉,悦然很敬佩诗人的妻子的自在与优雅。那顿晚宴路特花费报馆不少银子,可是喝酒总不能尽兴,大使说我家里有蛇酒要不要回家去喝。所有的宾客都回大使家里,一瓶绿色亮萤萤的装满了蛇的酒,托马斯跟悦然都喝了一大杯。北京之行以后托马斯单独去了上海,写出那首著名的诗《上海的街道》。早晨三点钟大使说,我要赶去西安开会你们继续聊,不忙着回家。大使带了箱子赶赴机场,过了一个钟头,大使回来了。机场起了大雾,飞机无法起飞,他很高兴回家来跟大家继续聊天。

托马斯曾经在与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的通信集《航空信》中提到他到社会主义国家拉脱维亚、匈牙利的旅行经验,有时在旅馆接到无声的电话,或者在当地遇见会说瑞典语的官员前来盘查。1985年托马斯在北京没有遇到任何状况,唯一使他感觉不自在的事情是周围充满了人。托马斯跟尼尔松不同,有一天北岛带大家去一个大学生开的小饭馆吃饭,一个妈妈带着孩子见到外国人要孩子小声讲话,天性热情的尼尔松最后离开饭馆的时候,拉住小孩子的手让他触摸他长长的胡子。悦然决定要带托马斯到郊外野餐,跟大使馆借了汽车跟司机师傅,一行人到了郊外的戒台寺。1950年代悦然跟宁祖住在北京使馆,周末假日常常去人烟稀少的戒台寺庙子外头散步,他们想让托马斯享受北京四月可亲的青草与凉风。汽车开到戒台寺庙外,开来至少数十辆大巴士,游人如织,眼前人群比鲑鱼返乡的数量还多,一行人又求师傅开回市区。

1985年托马斯与悦然同时访问中国还留下一个美丽的故事,悦然翻译《巨大的谜语》中文译本记录了这一则故事。有一天托马斯在北京外语学院给学习瑞典语的学生朗诵自己的诗,他朗诵完的时候,有一个男学生举手说:“我没有懂得你刚才朗诵的诗。”托马斯回答说:“诗是不需要全懂的!你接受吧,把它当作你自己写的!”

“我愿意想像那名年轻的学生后来当了诗人。”悦然写道。

早期马悦然将托马斯介绍给华文世界,使用“川斯楚马”的译名,这个名字在台湾深植人心,到托马斯过世,台湾媒体还使用川斯楚马的译名。2011年台湾行人版《巨大的谜语》作者中文译名,悦然很愿意从俗使用大陆译者改用的特朗斯特罗默、特朗斯特罗姆的译名。三十年过去,早年跟悦然和托马斯关系可说是相当密切的“今天派”诗人各自有了发展,有些继续在海外生活不时返国活动,或者有时来到瑞典朗诵跟我们打声招呼,也有像顾城谢晔那样让人不忍心谪仙而去。北岛与顾城与谢晔是宁祖餐桌上的常客,悦然的金发孙子悠旺还记得他跟顾城搭船钓鱼。与托马斯是高中诗社的同学,又是研究托马斯作品的行家埃斯普马克几年前到中国,评价北岛与托马斯的作品之间“像是有着遥远的亲戚关系,彼此呼应”。

自1985年以来恒常不变的是,只要气候稳定舒适,莫妮卡总不忘写信来问候,是不是该聚会吃个午饭。许多年来托马斯保持惊人的阅读习惯,无论悦然什么时候寄给他最新翻译的作品,无论是书本还是邮件,不过几天莫妮卡就会回信表达托马斯阅读以后的意见——莫妮卡总是会整理好这些书籍然后读给托马斯听。这几年悦然翻译台湾诗人杨牧的一百二十首诗作《绿骑》瑞典文版以后,还翻译了埃斯普马克、雷纳·贺格兰、女诗人英格丽·斯丹白三位杰出的瑞典诗人近作的英文译本,这三位诗人恰巧都是托马斯家庭的好朋友,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是瑞典诗坛比较冷门、书评界不大容易评价却是最重要的诗人,莫妮卡最近几次跟悦然吃饭说,哎,想不到你的翻译量这么庞大精彩。客观地说,只要悦然对诗作的美学看法一致,当他阅读到他喜欢的诗作他就非翻译不可。

托马斯右边半身不遂,且伤害了语言功能,托马斯只能讲瑞典语的“是”、“不是”、“可是”、“好”、“非常好”。悦然认为大部分时间跟托马斯摆龙门阵没有问题,莫妮卡总是看看托马斯的脸,然后回答悦然的话。有一回悦然在托马斯莫妮卡家里吃午饭,托马斯忽然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马头给莫妮卡看。这一次莫妮卡简直猜不到托马斯要什么。托马斯不耐烦地再画一个马头。“啊,”莫妮卡说,“你要你的眼镜!”“Mycket bra!”(太好了!)托马斯高兴地说。悦然不懂一个马头跟托马斯的眼镜有什么关系。莫妮卡解释说:“托马斯的诗集《黑暗中的视觉》有一首诗叫《打开的窗子》。那首诗的最末了几句是:‘我不知道我的头/向那一边转——/以双重的视野/像一匹马。’”悦然后来问莫妮卡:“要是托马斯需要他的眼镜,为什么他不画一副眼镜?”莫妮卡回答说:“托马斯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人。”

1989年托马斯夫妇到瑞典南方的夏屋“石轩”住了一个星期。“石轩”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一座中世纪的石头房子面积十分宽整,有一片花圃与面对低地的大海,很多年以后小说家李锐找到当年宁祖给他写的一封信描述“石轩”的生活,那时悦然正在翻译《西游记》,晨醒以后先到海边游泳“冻醒”了,方才回家喝咖啡工作。托马斯喜欢石头的房子,喜欢那一片低地的浩瀚之海,以及“石轩”背后那一座高高站起身形巨大的木造老风车。跟托马斯夫妇同时来“石轩”居住的还有埃斯普马克夫妇,谢尔的头一个妻子安娜,是个资深的法官,当时还在与癌症奋斗的阶段,美丽依旧。其实谁都来过“石轩”,作家北岛、李锐、高行健,一些有名的汉学家朋友。悦然建议附近一所老宫殿庄园的基金会在布隆比教堂召开一场诗歌朗读会,那座教堂有着朴素古老石头彩绘的天顶,牧师讲坛旁边的墙面画着一幅非比寻常的肖像,一对牧师夫妇有九个女儿以及一个小儿子。今人可以在许多网络媒体看见托马斯健康时朗读自己的诗歌作品,在蓝房子的厨房沙发椅,在润马岛森林树下,而我却常常想起每年夏天去南方的布隆比教堂,托马斯曾经到过那里。

我们最后一次相聚的午饭是2014年6月中旬,为了庆祝悦然的九十岁生日。那一天托马斯送给悦然一瓶威士忌,莫妮卡为他在酒瓶子上写了一首1975年创作的俳句。托马斯审视自己的诗作很严格,这首俳句可是重新出土的作品。“雨下房顶黑/记得天鹅的翅膀/在天空叹气”。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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