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1月25日，是《上海文学》杂志创始人、著名文学家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发表彭新琪新作《“义务编辑”萧珊》，纪念巴金先生诞辰，也追怀曾在《上海文学》编辑部当“义务编辑”的巴金先生夫人萧珊女士。
巴金先生毕生关怀文学青年，本期为文学新人专辑，发表年轻一代的新作，也是对巴金先生的最好纪念。
一
离开《上海文学》编辑部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对这幢我出入过近四十年的大楼从未忘记过。特别是在那样一个特殊历史年代的共同经历者，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有时还像刚刚发生过一样。
一位特殊的编辑形象浮现出来了。她是1960年代《上海文学》编辑部的一位“义务编辑”萧珊——巴金的夫人。用今天的话说，她是一名不拿任何报酬的志愿者。
我初次见到萧珊是在1954年初秋的一个上午。那时我在一家少儿刊物初当编辑，跑到大学的老师、著名作家章靳以先生家去约稿。刚上楼梯，就听见楼上客厅里传出爽朗的欢笑声。
客厅门是敞开的，靳以师坐在靠窗的书桌后面，一位体态丰腴的年轻女士侧身对着门，两人在说话。
“章先生。”我恭敬地向他点了点头。
“来了？”老师忙向我介绍，“这位是巴金的爱人陈蕴珍！”又指着我说：“她是我的学生小彭。”
没等我上前问好，巴金爱人就转过身向我走来。真让我吃惊：想不到我最崇敬的大作家的夫人竟是这么朴素。一身合体的短衫长裤，随意梳理的烫发，没戴饰物，不施脂粉。
“章大哥，你的学生这么小啊？”一口宁波腔的普通话，嗓音很高很响。
“你也没长大呀，陈蕴珍。”老师跟她开惯了玩笑。在老师嘴里，“蕴珍”两字合在了一起，用天津味很重的北京话流出来，十分好听。
能在这里遇到巴金夫人，让我喜出望外。我立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向她提出我正要向巴金先生约稿，请她帮忙。
“你找她是找对人了。”老师说。
陈蕴珍灿然一笑，现出一对好看的酒窝：“好嘛好嘛。巴先生最近正在上海。”她真爽气，没有一点大作家夫人的架子。一对清纯明亮的大眼睛闪出友好的目光，让我少了拘束。
我们当即约定了到霞飞坊（今淮海坊）他们家去的时间。
其实这一时期巴金非常忙，要去北京开会、出国、为不少报刊写稿……但还是为我们少儿刊物写了文章，准时交稿，和靳以师的文章一起发表，提高了刊物的知名度，也让我得到表扬。
以后，在她家和靳以师家又见到她几次，感觉她是一位非常热情、诚恳、善良、宽厚，还保持了几分天真的人，非常好相处。
她是靳以师爱人陶肃琼的好友，又是靳以师婚姻的介绍人，还是他们女儿南南（章洁思）的干妈，两家走得很近。他们都很珍视友情。巴金夫人虽然没有正式参加工作，但她在家里从事俄文翻译，还在读俄语夜校，并常常替平明出版社看看书稿，也是相当忙的。
“她读夜校时，都是巴金先陪孩子们睡熟了，才到书房去写东西。”老师还告诉我，巴金对爱人翻译的作品，都亲自一字一句校改后才发排，她已由平明出版社出版了屠格涅夫、普希金的《初恋》、《阿西亚》、《别尔金小说集》。她是很勤奋的。
1957年《收获》创刊，我调到《收获》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去巴金先生家的机会多了，经常见到陈蕴珍，她在家里很会操持，那时他们已从霞飞坊搬到武康路113号，房子大了，人口也多了，有老太太和两位单身的妹妹，还有一位亡友的遗孤由她像儿子般照顾，一大家子的事都和谐运转，让一辈子没领取过国家工资靠稿费生活的巴金没有烦心事，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从巴金先生口中听到，由于那些年写得多，稿费多，她及时收存了一些才免除了日后的穷困，也由于爱人在自己外出归家时都细心地收藏好两人的书信，才有了以后的《家书》出版，可见这位看起来大大咧咧没长大的太太，大事并不糊涂。
她对家人，对朋友一腔赤诚。靳以师病重时曾对病残的女儿说，你以后遇到困难就去找你干妈，她是一位可信赖的朋友。
这位干妈一直关爱着干女儿。靳以师1959年病逝后，第一时间她就把一张大面额储蓄存单送给靳以师夫人，以免除她对生活压力的忧虑。章师母虽然没有收下，但这珍贵的友情暖心啊！
1958年12月2日，我因肠炎请假在家，想不到巴金夫人会邀约靳以夫人，两位主编的夫人一起到五原路我家，看望我这个小编辑，她俩的热情、亲和、平易近人，让我永记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