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斯德哥尔摩旅游，诺贝尔颁奖地是中国文化人一大景点，而少数资深文化客知道，当地有一位“景人”值得接触。此人中文写作，翻译瑞典诺贝尔得主小说、戏剧和诗；认识诺奖秘书长并译前诺奖主席的小说；莫言获奖跟他妻子（陈安娜）瑞典文翻译有关；多年给香港《明报》写新得主快评。他叫陈迈平。经历过1978年文化解冻的文学老友更知道他另一个名字：万之。
我第一次见到万之是在墙上。我读他的短篇小说，跟北岛等人的诗在一起，都是《今天》的作品，笔名“万之”的陈迈平是《今天》的小说编辑。那些创作是手刻油印的，印在薄纸上，用浆糊刷在西单砖墙上，没有被浆糊刷到的一片小角在寒风中微微抖动。我把双手放在嘴前，哈着热气读着早春的意思，心有疑惑，小说也能这样写？我在偷偷写小说，模仿苏俄现实抒情体，我的请教留到1980年代初跟他见面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念本科，迈平在戏文系念硕士，攻读欧美当代戏剧。那时我用各种方式写小说，琢磨法国新小说体、侦探体、新新闻体，有点资格讨论了，而真尊现身了。墙上的小说家万之超前卫，眼前的师兄迈平很低调，说话温和，于是我得放低声音还得放慢说话节奏，假装跟他同步着斯文。学院小，学生少，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我俩什么都没有讨论，怎么写小说的问题更没有问。
不过迈平看我演戏。毕业演出我们班演易卜生《培尔金特》，我演山妖公主。万之，我发现，一直自比天涯流浪汉培尔金特。他去奥斯陆念戏剧，专攻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然后在那里教书，在北欧游荡，英文之外，挪威文和瑞典文加入他的新乡音。而我到了美国，在英语世界生活。天涯三十年，偶然地，我们写信；更偶然地，我们见面。就见过一次。那是本世纪第一年初我到瑞典去开中国女性文学讨论会。那一次见面，我们谈文学，谈戏剧，谈小说创作（我大谈他一篇小说如何修改！）。迈平听着叹气说，在学院的时候我以为你特孤傲。我回答，我以为迈平你太深沉！我们在刺骨海风中一块儿喷笑。文化天涯各自流浪，学院训练的他和我不大能遇到谈话对手，更少孤独闯荡的创作知音。那一次唯一见面，我俩的话题加入了中国当代文学与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露天集市走着，他遥测高行健会获奖，告诉我他观察的翻译与评论对西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诺奖的影响。再后来，培尔万之有一点怕妖怪师妹我了，因为我妖言预言莫言，我说了，他不答，怕我走风？
呵呵，笑在风中逝散，各自依旧独行。
几年前，他翻译《航空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与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的通信集，他译一段点我读读，他写到，没有读者能理解。我写回，不是啊，我读出诗人写散文的精彩，读出诗人的大天真，读出我走过但是被我遗漏的被我视而不见的好多感悟，好多画面。我想，孤独工作的迈平把我当作回音壁的独白？
几年前，我邮递长篇自传《我》给他，他一口气读完写来说，这是迄今他读到的中文世界第一部双语感长篇。他看封面有英文Me，似是美术设计，在他看来，那不是中文封面的时尚点缀，这部自传标题应该读为《我ME》，象征精神流浪长旅的复试音调，给了犹如内容里的我观察“我”的美学距离——我何尝不孤独，我失去任何讨论者，却有一个万之—迈平提领我再看穿自己的标题——你遥遥回了我对那堵墙的请教。
去年六月，万之告诉我，他在瑞典办了家出版社，他坚持出阳春白雪，委婉批评我不在意传统出版。是的，我做流行读物，自己做数码版小人书，在iBook网店自做商业发布。听了他说的，我人在美国拜访他的瑞典“万之”出版社——在网上拜访的。素雅的页面，看到他出版贾平凹的《高兴》（他告诉我想出版马悦然译《城南旧事》），要出版余华等人作品瑞典文版。
我们继续在电话中聊文学，聊着，我想，这是问他的新时刻？
中国作家对作品的世界出版状态很关心，诺贝尔也是作家关心的，而万之以及他的出版社在最前沿！
喝一杯红酒，我在邮件一气写了一串问题。从他为什么做出版社，从瑞典出版状态问起，包括他与诺贝尔委员会的关系，我俩说过高行健和莫言，他为什么猜对……不问则已，开问，他会用个人经验构画文化大图景？
迈平在北欧—中国文化路途中，在大学教书来去火车上，包括在生病的时候，一段段答。一改电话上我俩说话一向是我滔滔不绝，这一回，我一个个短砖头招回玉（一堆一堆）。我与读者陆续分享。
——张辛欣
（时间：2014年7月8日）
辛 欣：你怎么想起做出版社？
万 之：说来话长，我尽量长话短说。我很早就有自己做文学出版的兴趣，这个时间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1978年年底。那时北岛、芒克、黄锐等人创办文学杂志《今天》，自己油印出版，在“**”贴出，他们也邀请我参加，我就欣然加入了。北岛曾告诉过我，那时你也帮助过《今天》的出版，提供过纸张和油印机等。诗人和作家大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创作和发表自己的作品，不仅有思考和写作的自由，也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表达和出版的自由。在出版不自主的环境下，作家自己搞出版，这是比较自然的事情。所以，当时的《今天》其实不仅出期刊，也出版了几本小说和诗歌的单行本（比如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和诗集《陌生的海滩》）。我们本来是打算继续出版下去的，希望（或者梦想着）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第一家可以合法出版的民营出版社，我们到新闻出版署申请过出版登记证，但这个梦没有做成。
后来北岛和我都流落海外，又有了自己做出版的愿望，所以我们在奥斯陆恢复了《今天》，至今还在出版，而且也出版了几本书，还出版过英文版的双年选本。北岛一直是主编，主要负责编稿方面的事情，而我既当过这个杂志的小说编辑，也当过几年社长，主要负责印刷、出版和发行方面的事情，所以已经积累了一些出版经验，不过我后来辞职退出了《今天》。
《今天》主要还是针对中文的读者，希望赢得的是在中文世界里发表和出版的一定空间。而我现在的出版，则是针对瑞典文的读者，是要赢得在瑞典文世界里发表和出版的一定空间，一定的自主和自由。至今为止，在瑞典文的文学出版中，从中文文学翻译过来的书，占的比例一直很小，差不多是千分之一。就是说，比例非常低，占的空间非常小。瑞典每年出版文学类的书（包括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译作）约三千种，其中中文文学翻译过来的最多只占三本，有的年度三本都不到。瑞典人开的出版社，对出版中文文学，一直兴趣不很高，也不很了解。他们的编辑没有懂中文的，不能直接读中文原作。所以，在选择中文文学的书做出版的时候，瑞典出版商一般都是跟欧美大陆的风，是把欧美看作标杆的。那里翻译出版的中文文学译本，他们就会跟着买，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文学品味来挑选，所以他们也会出卫慧《上海宝贝》、姜戎《狼图腾》等很商业化的书。当然，欧美那边现在也会出版一些比较好的中文作家的作品，那么瑞典出版商也会跟着买，比如莫言、余华或者阎连科的作品。但总的来说，瑞典出版社对出中文文学的书非常谨慎，也不会根据我的意见来出版，我在这方面没有话语权，更没有自主权和出版方面的自由。我认为好的中文文学著作，推荐给瑞典出版社出，他们一般都未必肯。在瑞典大概只有一家出版社是个例外，这就是出版莫言著作的“鹤”出版社，因为它是由一个汉学家创办的，这个汉学家可以直接读中文，自己选择他喜欢的中文著作来翻译出版，他不跟欧美的风，不看欧美的标杆，他也会尊重我的意见。其实是我最早推荐给他苏童、余华、莫言、格非等人的作品，他当时就答应出版我搞的一个这些作家的选集，这对我教中文文学也有好处，给学生提供阅读材料。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教授是支持这个项目的，是他把我选的作品分给十来个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去翻译。但译文都交上来之后，“鹤”的老板只看中了安娜翻译的苏童中篇《舒农》，认为安娜的译文很好，而其他人的翻译他都认为太差，不接受。安娜只翻译一个中篇当然是不够出一本书的，所以他让安娜加一篇，安娜就翻译了另一个中篇《妻妾成群》，这样合起来才够一本书了。这就是安娜作为中文文学翻译家出版的第一部译作《大红灯笼》（当时张艺谋根据《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就是这个名字）。而且因为这其实是我请求这家出版社出版的，知道在瑞典做书很不容易，根本就不提要什么翻译费或稿费，人家能给你出，已经是帮大忙了，所以这本书出版后，安娜都没有拿一分钱翻译费。这个老板后来还出版了安娜翻译的莫言《红高粱》，译本也是安娜从中文直接翻译成瑞典文的，出版得甚至比其他欧洲语言的版本都早。所以这家出版社不是因为欧美先有莫言译本才翻译出版莫言的，他能听我们的判断。不过，这个汉学家后来还是因为赔本，不得不把出版社一分不收地转让给了另一个出版商。
后来的这个出版商在我看来非常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非常吝啬，比如安娜翻译完莫言的《生死疲劳》，他一直不肯出版，一直到安娜答应一分钱翻译费都不要，他才印了一千本。所以，这个吝啬的老板还能把这家出版社维持下来。他自己七十多岁，靠一个人维持这家出版社，身体还不好，确实也不容易，曾有出售的意思。其实我早就想自己收购“鹤”出版社，就是因为没有资本而只能作罢。后来我还怂恿一个移民瑞典的中国商人把“鹤”买下来，我答应买下的话，我可以帮着做编辑。我们跟这个老板面谈过三个下午，但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个老板一直不肯吐口开价，而只想要我们先开价，又不肯给我们看出版社的年度财务报告（就凭这点你也可以判断他多贪，就如你卖房子，哪有不让买主看房子又让买主先开价的道理）。他也没想到莫言很快得了奖，他靠卖安娜翻译的莫言的三本书，一下子成了百万富翁，所以现在也不肯卖了。
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刺激比较大，也是促成我想自己做中文文学的瑞典文译本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数年前，我在瑞典最老的大学乌普萨拉大学做过一个有关当代中文文学的演讲，介绍了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出现的很多作家和作品。到了听众提问的时候，有一个听众很严肃地站起来说，他认为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最好的文学著作是张戎的作品《鸿》（又名《三代女人的故事》），还有哈金和他的作品《等待》，这些作品在欧美已经非常有名，因此他还质疑我，为什么我的演讲一字都没有提到他们。相反，我提到的那些作家作品，瑞典文倒不见翻译出版。我真的哭笑不得，只能告诉他，张戎和哈金的作品，都是直接用英文写作的，原文不是中文。他们的书其实只是写了有关中国的故事，就和赛珍珠也写过有关中国的故事一样，但他们的书不属于中文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只有用中文创作的文学才是中文文学，这样的中文文学，确实只有通过翻译出版去了解，而不是直接用英文或瑞典文能写出来的。我当时就希望，会有更多的中文文学的瑞典文译本出版，让读者了解真正的中文文学。这件事情让我感到，什么是中文文学，或者什么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中文文学，好像是欧美的出版家们掌握着话语权，是他们来决定什么是中文文学，然后卖给欧美读者。也可以说，我自己办出版，是对他们的一种挑战。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告诉他们，告诉瑞典读者，告诉欧美读者，什么是真正优秀的中文文学。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一个我认为比较正面的效应，就是更多人认识到了中文文学翻译成瑞典文的重要性。所以，在翻译出版方面，有了资源可以争取。毋庸讳言，这也是我现在敢自己做出版的一个原因。
我想你对西方的中文文学出版，或者说对西方的所有文学的出版也都比较熟悉。在“自由”的市场里，“市场”就要说了算，有钱的出版商，也就有权出他们认为好卖的书，也可以告诉读者，什么是中文文学，或者什么是他们认为值得读的中文文学。这跟市场决定你吃什么、穿什么差不多。按理说，我们写中文的，根本不care那些出版商。但我和你活在这么一个《我ME》的双语环境里，自然又care起来。我们得自己做东西。我觉得你自己其实就在做出版，只不过还没注册一个“辛欣书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