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我们夫妇在牛津坐上长途汽车，前往Sutton Courtenay。时间，8月25日，星期一，上午。
说起来自己也不敢相信，好几次寻访墓地，居然都遇到下雨。在湘西凤凰拜谒沈从文墓，在布拉格寻访卡夫卡墓地，在台北寻访阎锡山墓地，每次都在雨中。此次来英国半个多月，几乎每天都是晴天，虽偶有云朵飘过，一阵大雨或冰雹降落，但都是来去匆匆，转眼即是蓝天白云。爱丁堡本是阴雨时节，最让人担心，可是，逗留那里五天，仍以晴为主。抵达牛津，前两天也是晴天，唯独最后一天我们前去寻访奥威尔墓地时，小雨从早上开始下个不停，从牛津一直下到伦敦。
小雨绵绵不绝，静听雨滴敲打车窗。如我曾在《去布拉格，寻访卡夫卡》一文中所说，还有什么比在雨中寻访更有意境吗？
抵达牛津之后，发现如果坐火车前去Sutton Courtenay，颇为不便。一番寻找，终于有了最好方案。在寻找牛津博物馆时，忽然看到，小茜所说Didcot Parkway火车站下车后转乘的X1公交车，起点站就在牛津博物馆门前的St. Aldates（圣阿尔代大街）上，相距不到五十米。X1公交车，除了节假日，平常每小时发车一次，行程不到一个小时可到Sutton Courtenay，这显然比坐火车要简单便利。这一发现，令人喜出望外。
X1公交车在Sutton Courtenay村，一前一后，有两个站，我们选择在第一站下车。墓地到底在村里什么地方，我并不清楚。《奥威尔传》中说这是一个村庄，我想当然地认为，村庄不大，既然是教堂墓地，下车后一定很容易看到教堂高高的屋顶，而墓地总是在教堂庭院里。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一想当然，让我们的墓地寻找，费尽周折。
下车后，雨中望去，看不到教堂屋顶。已是上午十点，村里一个行人也看不到。我们只好盲目前行，每路过一户人家，总希望有人走出。可是，家家大门紧闭，我们不敢贸然敲门询问。走了一两里，仍不见人影。雨越下越大，除了雨声，整个村庄寂静得让人颇有些害怕。坦率地说，此时有些忐忑不安，万一找不到人，筹划已久、甚至自以为颇为周全的此次寻找，难道会扑空，失望而归？
走了二十多分钟，终于发现马路一侧有一家小店在营业，一阵惊喜。这是一家便利店，店里客人只有两三位，两位售货员应是来自印度次大陆。我拿出打印好的墓地说明，询问其中一位年轻人。他看了看，转身与另一位年岁大的售货员交谈几句，然后问我：
“你找新墓地还是老墓地？”
原来，村里有两个墓地。奥威尔1950年在此安葬，我想大概是老墓地，便顺口答道：“是老墓地。”其实，我并不清楚。
此时，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妇女，正在一旁购物，小伙子与她聊了几句，然后对我说：“你可以跟她走，她就住在墓地旁边。”意外之喜。这位妇女不苟言笑，看似不热情，其实颇为细心周到。她带我们走出小店，朝我们下车的地方走去。原来，我们下车后，如果反向行走，或许早就找到了教堂。我们一路攀谈。她告诉我，村里只有这一家小店，从家里走到这里大约二十多分种。她的父亲也安葬在我要寻找的教堂墓地。现在，她在伦敦工作，母亲一人住在村里，她经常利用周日回来帮母亲多买一些用品。
走过下车地点，前行不久，我们右拐走上另一条公路。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沿公路旁的林荫小道，我们步行大约二十分钟，墓地到了。她把我们带进墓地门口，指着旁边的一排房子告诉我，母亲就住在那里。告别时，我问她能否一起合影做个纪念，她慨然同意。于是，在Sutton Courtenay的寻访，有了第一张难得的合影。
在墓地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我们终于找到奥威尔的墓碑。没有让人失望，奥威尔真的安葬于此。
一个多小时的雨中寻找，虽一波三折，山穷水尽，最后的柳暗花明却令人感慨无限。艰难之后得到的补偿，是巧合，是机缘。奥威尔在印度出生，而帮助我们的，恰恰是印度裔侨民，而他们帮忙找到的这位带路人，正好住在墓地旁边。一番巧遇，我宁愿相信是奥威尔在天之灵对我们的关照。
偌大一片墓地，此时只有我们夫妇两人。教堂不大，大门紧闭，如果不是门上张贴着几张新的告示，证明有人管理，不然真的会以为教堂与这片墓地早已废弃。就村庄而言，教堂规模并不小，建筑正面为钟楼结构，约有六七层楼高，红砖与灰石相间，已黯淡发黑，相比之下，教堂上方中央悬挂的大钟，镀金后的时针，让发暗的建筑多了一抹亮色。
这座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教堂，却有悠久历史。据资料介绍，教堂始建于14世纪，教堂内部颇值得一看，可惜我们此次无法走进。安葬于这一教堂墓地的人士中，最有名的有两位，一位是政治家Herbert Asquinth（赫伯特·阿斯奎斯），20世纪初担任过八年英国首相，其内阁中最有名的海军大臣，便是“二战”期间出任首相的丘吉尔。另一位是作家奥威尔。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位先后均成为美国《时代》的封面人物。阿斯奎斯被选为封面人物，是在《时代》刚刚创刊的1923年，他仍活跃在英国政坛；奥威尔被选为封面人物，是在1983年，距他去世已有三十三年。这一年，奥威尔八十诞辰，而第二年就是1984年。《时代》封面上，奥威尔锐利的眼睛凝望前方，他的旁边，一块黑幕中央，一只躲在后面的眼睛正在把他监视。封面对奥威尔的说明极为简洁：“一九八四，老大哥之父。”现实版的“一九八四”，与小说家的“一九八四”，重叠对接。时间之无情，命运之荒诞，尽在其中。
寻找奥威尔的墓碑并不容易。英国首相阿斯奎斯之墓，位于墓地显眼位置，墓碑规模如一张长桌大小，与之相比，奥威尔的墓碑小得可怜。不仅小，它还与旁边一个墓碑紧靠，碑前无人剪裁的花木枝叶，把墓碑遮掩一多半，如不仔细辨认，很难发现。幸好之前知道，墓碑上镌刻的不是George Orwell，而是本名Eric Arthur Blair，这才得以在墓碑之间发现它。为了拍一个完整的墓碑照，我只好蹲在地上，将枝叶轻轻挪开。
此次英国之行，去过五六个墓地，我发现，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墓地相比，英格兰、苏格兰的墓地，布局不规则，墓碑大多在草地间随意放置，显得凌乱。墓碑设计也较为简陋，不像巴黎、维也纳、布拉格等地的墓碑，常有颇具艺术创意的雕塑。
奥威尔的墓碑很薄，大小不到一平方米，没有任何设计，朴素之极。墓碑文字也极为简单：
Here lies
Eric Arthur Blair
Born 25 June 1903
Died 21 January 1950
（艾瑞克·阿瑟·布莱尔在此安眠，生于1903年6月25日，卒于1950年1月21日）
再也没有多余的文字。与身后获得的世界性影响相比，与其作品具有的持久生命力相比，又有什么合适的词语可以概括奥威尔的一生，镌刻于碑呢？当年，妻子和友人们没有想出，今天的人们，恐怕也难以想出。
奥威尔静静地躺在这里，墓前连一朵供奉的花也没有。他没有后人，当年负责照料墓地的友人，恐怕也不在人世了。与作品的世界性轰动相比，他的墓地冷清得让人不敢相信。伦敦的西敏寺里，有一个著名的诗人角，供奉着自乔叟以来的诸多英国著名诗人和作家，站在那里，环顾四周墙壁和地面，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让你难以相信自己竟然置身于他们之间：乔叟、彭斯、弥尔顿、狄更斯、拜伦、雪莱、司各特、艾略特、王尔德……
有一天，奥威尔是否也会迁移至此，与这些辉煌的人物融为一体，让更多的人瞻仰，拜谒？或许，根本不需要。奥威尔静静地安眠于此，让作品与读者相伴，直到他所痛切地揭示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站在奥威尔墓前，我深深鞠躬。我相信，他的中国朋友萧乾，他的中国译者董乐山，两位前辈的在天之灵，愿意看到英格兰小村墓地的这一幕。
走出墓地，看到与教堂相邻的一幢老房子，修葺一新，改作餐厅。其中一家餐厅的店名为George & Dragon（乔治与龙）。为何起这个店名我不清楚，在英国文化中，乔治与龙有什么关联，我也不懂。返回途中，坐在公交车上，欣赏窗外雨中的田园风光，思绪漫无边际地翻飞。我突然产生一个奇怪念头，乔治·奥威尔当年曾为萧乾的《龙须与蓝图》写过书评，“乔治与龙”，不就是这两者的结合吗？
乔治与龙——奥威尔与中国。
来自中国的我，愿意这样联想。于是，此番在牛津郡的艰难寻访，因为这一有趣的小插曲，多了虚实相间、若有若无的历史呼应，多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旅行记忆。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