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是我在国棉二十一厂认识的纺织女工，一个要求上进的积极分子。她很漂亮，白净的皮肤，白净的脸，鼻梁旁有一颗浅浅的痣，笑容迷人，妩媚又端庄。以后，她常常来“复旦”，要我给她借书。这样，她和我及其他的同学逐渐熟悉起来。我与她交往已有三年了。记得在1973年，我收到她一封信。信里说，自己的年龄也大了，不少人关心她的终身大事，自己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后面是省略号。我明白，她把我当作知心朋友，向我透露最私密的心事。我回信说，我也在恋爱问题上碰到过烦恼云云。我想，我们彼此都读懂了对方。说心里话，我喜欢这个姑娘，她的美丽与我的恋人难分伯仲，但只能做我的朋友。
大约在我出事之前的一星期，照几天前和她约定的时间，我到曹家渡送书给她。三月初的上海街头，寒气还重，我在弄堂口等她。约定的时间过了，不见她人，我再等，在弄堂口徘徊，过几分钟就向弄堂深处张望。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最终都看不到人影。我怏怏而归，始终不解她为什么爽约，让我白等了几乎一个下午。
此刻，J出现在本来不该出现的地方。而且，出现在我重重摔倒的时候。她看到了我的伤口。我羞愧异常，自尊心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我红着脸，烦躁地检查我的错误，害怕J看我，却也希望她哪怕给我短暂的一瞥，毕竟我们是好朋友。然而，她如一尊雕像，低头看着桌面，沉默到底，始终不看我一眼。
她的不该出现的出现，使我若有所悟，似乎明白了那天我在曹家渡等她这么久，为什么她却始终没有出现。起于青萍之末的风，唯有我浑然不觉。我真是太笨了！
从此之后，我与J不通音讯二十年。再见到她，已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了，于我来说，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这次批判、“帮助会”开过之后，系里常派人来看着我。我说，你们一直看着我干什么？他们说，防止出意外，你不要想不通。我微微一笑说，不用守着我，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他们大概认定我绝不会轻生，以后就不来了。这样，我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在漫无方向的走动中疗养心中的伤痛。
苦闷难以排遣，但总须排遣。众人都说香烟是解闷的佳品，无聊的伴侣。我也开始抽烟。不过，初次接触香烟，就觉得十分难闻，非常苦涩，也根本提振不起精神。抽烟，实在是苦闷至极的无聊举动，烟于我毫无不可舍离的亲密。一天不过三四支，吸的时间少，让其自燃的时间多。凝视袅袅的青烟，觉得前途如烟一般缥缈。多数同学远离我，孤身一人，像海上一叶孤舟，在恶浪间颠簸。
快要毕业离校了，同学们都在做准备工作，我却不能毕业。苦闷把我赶出校园，免得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当年，“复旦”校园除邯郸路的南大门之外，只有一个后校门，位于校园的东北角，出门是国定路。从后校门出来，沿着国定路向北走，过横贯东西的铁路，再往北就冷落了。马路上来往的车辆不多，远处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基本是乡村的样子。从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这偏僻的一隅，成为我的“流放地”。这里没有大批判文章，没有“批林批孔”的标语，没有唯恐避我之不及的同学，也没有看着我的异样的目光。有时在白天，有时在夜晚，有时走，有时停，有时清醒，有时迷茫，如一个孤魂。当年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国的先王之庙，画着天地山川神灵，以及古圣贤和怪物，在壁上抒写他的愤懑。屈原又遇见渔父，回答渔父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我呢，既不见山川神灵、贤圣怪物，无壁可书愤懣，也不遇渔父。没有人指点我，应该“淈其泥而扬其波，哺其糟而歠其酾”。为什么要“独清”呢？为什么要“独醒”呢？“独清”、“独醒”者，有几个好下场？何处卜居？何方远游？只落得个“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夜晚，越过农田，独坐在小河边，忘记了时间的流动，如一个幽灵。白天，看着路边的杨柳，长出嫩叶，又飘落了杨花。轻雪似的杨花，多么洁净，最后落在路上，被人践踏，化作了泥土。夜色中，杨柳下再有依偎的恋人吗？没有了。这里不是华东师大丽娃河边，只有在那里，才有美丽温存的她依偎在我的身边。然而，即使是丽娃河边的情景，也成了不可复得的梦。她在故乡，我连信也不敢写给她。以前，三天两天就要写信。现在写什么呢？告诉她我在这儿受难？告诉她昔日赋诗作文的我，如今流着泪写检查书？告诉她前途已经毁灭，给她幸福的保证已经无法兑现……还是拖一天算一天吧，忍着心中的痛，不到万不得已别告诉她。
我不希望她来，害怕她来。但她却来了。
我的女友来了。她来看望我两次。
四月初，收到了她的来信。一开头就问我：“好久没有收到您的来信，不知您近来身体可好？学校的‘批林批孔’一定很忙吧？为何终不见您的来信呢？甚念。”我一读就百感交集。都是无法回答的问题。读到信的最后，知道我“犯错误”的消息，已经在故乡的小镇上议论开来了。免得她挂念，我回了一封短信说，详细情况，请问我的姐姐。
过了几天，她来到“复旦”第六宿舍。这是一个下午，“工宣队”和W老师还在帮助我，同我谈话。有人进来通报：“龚斌，你的女朋友来了。”还没等我站起身，W老师却站起来快步迎出去。等我走到走廊里，见W老师已经满脸堆笑地同我的恋人说着话。他挡在我前面，弄得我反而不知道怎样和她说话。
“工宣队”告诉她关于我的问题的全部，并一再安慰她。
人人都可以安慰她，唯有我却不知道怎样安慰她。她已经知道了一切，站在她面前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曾经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男朋友，如今背负“复辟倒退”的罪名，与“反革命”仅有一步之遥。一直鼓励她争取入党，想不到自己快要被开除党籍；勉励她站在“批林批孔”的前列，结果自己倒成了“批林批孔”的活靶子。莫大的自我讽刺，罕见的黑色幽默。我如何向她解释这些：何以我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何以我以前很红，现在很黑？何以如物质的裂变，如此突然和迅速？我没法解释这些，自己也不懂，我只是想，自食其果，苦难该我忍受。难道也要她承担我造成的后果？她有这个义务吗？
有千言万语要和她说，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后，还是我先开口：“一起到外面走走。”仍旧出后校门，往“流放地”走去。两人都沉默不语，低着头往北走。过了铁路，再向左，沿着隆起的路基往西走，在四下无人之处停下来。左边不远处，是自东至西绵延的“复旦”校园，一大片的灰黑色，特别难看，看了就感觉压抑。我站在她面前，该说什么？我应该自责，应该向她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俩未来的美好憧憬已粉碎，如今，甚至比没有憧憬更糟。这种后果，全因我造成。
自责之后，真希望她大声指责我，骂我，或者打我。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居然轻声细气地开导我、宽慰我：“事情已经这样了，把自己的错误向‘工宣队’、系总支讲清楚。要想开一点，毕业即使回崇明也没有什么，过普通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听着，内心五味杂陈，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眼泪夺眶而出。世上竟有这样心地善良的姑娘！当我遭受人生的苦难时，只有她伸出温暖的援手。没有责备，没有讽刺，只有安慰。如果换了别的姑娘，也许赶紧逃之夭夭了。我再次感到，选择她是多么正确。我毕竟还是幸运的。我要感谢命运。
1974年4月，“复旦”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系里宣布了分配方案：有几个留校，有几个到北京，大多数“那里来，那里去”。回到原来所在的省市，由当地有关部门再分配。只有我，“待分配”。这个结果，在我的预料之中。我的问题还未处理，还在写检查。前面说过，检查书最难写。其实，写检查书是一种高明的折磨，一种精神绞杀。
据我出事之前听来的隐约的消息，我很有可能留校或者由国家统配。我认为，如依据学业的优劣，让我留校或去北京，理所当然，恰如其分，不算优待我什么。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将我的预期及自负击得粉碎。是非早已颠倒，黑白不再分明，邪正已经易位。顺我者赞之为优，抗之青云之上；逆我者斥之为劣，抑之深渊之下。老乡N，靠了那本记录别人“反动言论”的小本子和批判会上的出色表演，经受了路线斗争的“考验”，终于得到厚报——得到了北京某部委的位子。如果没有这场因我而起的“考验”，他很可能“那里来，那里去”。我则苦苦等待发落，祈祷不要给顶“反革命”的帽子，哪怕回乡种田务农，过一辈子清贫但太平的日子。
公布分配方案的会议刚结束，系总支正副书记和一年级的支部书记工宣队员康师傅找我谈话，问我对分配方案有什么想法。我有什么想法呢？有权利有想法吗？能允许有想法吗？有想法能让自由表达吗？我说：“没什么想法，希望尽快处理我的问题。”他们说：“我们也很急，希望你不要反复。”所谓“不要反复”，意思是不要翻案不承认错误，免得事情更复杂。这半是警告，半是安慰。泰山压顶，我被压得动弹不得，还有力量“反复”吗？
说句公允话，在朱某迫害我的两个多月里，除绝个别出于不可告人意图的告密者，中文系的大多数学生和教师，多多少少怀有一份同情和恻隐之心，其中包括“工宣队”、系总支。上海柴油机厂来的工宣队员系总支书记庄师傅、工宣队员葛师傅，支部书记Y老师，暗中都在保护我，甚至不动声色地抵制朱某。
四月初的一个午后，拍毕业照了。春阳明媚，校门对面的南操场北端的草坪新绿竞出。拍照之前，同学们三三两两说着话，笑容阳光般的明丽，只有我游离于众人之外，一脸阴霾。3月26日批判检查会的情景，挥之不去。拍照时，我拖着沉重的双腿，站在后面，面无表情。回到宿舍，有人来统计需要毕业照的人数。我答道：“不要。”我不要“复旦”的毕业照，这张照片已经深深地刻录在我的脑海中，抹也抹不去。要它干甚？
4月26日，大礼堂（即相辉堂）里召开全校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生欢送大会。会议结束，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在会场的走道里等党委书记侯某。侯书记由台上走下来，我忙迎上去：“侯书记，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侯书记猜到我要跟他谈什么，回答：“现在没时间。你的毕业稍微等一段时间，我们还会找你谈的。”
确实，他们已经找我谈过了。在中文系公布分配方案那天，系总支找我谈过之后，Y老师也到宿舍找我谈话：“党委对你的问题很重视，我们支部还要写个关于尽快搞好你毕业分配的请示报告。你心里不要太急，稍等几天。”又说，“党内也许要处分，也许校党委研究后认为既然认识了，也就算了。”
校党委、系总支究竟如何研究处理我，当然非我所知。到了“四人帮”粉碎，余党朱某被审查，通过Y老师的揭发，我才知道底细。原来，朱某迫害我后仍不歇手，不放我走，说等运动结束后再处理。又说，等请示徐景贤（“四人帮”余党，时为上海市委副书记），“等他点头”才能放人。对于朱某的做法，中文系总支、支部及许多教师很反感，进行一定程度的抵制。他们一致认为我出身好，学习好，历史清白，为人正直，这样对待一个入世未深的年轻人，太过分了，于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把我尽快从“复旦”放出去。
三十六年后，到了2010年的春天，在海南三亚海边的一栋楼房里，女同学J在我面前回顾了校党委、系总支处理我的一些内幕：她作为学生代表，结合进了系领导班子。在中文系研究如何处理我时，代表学生发了言，大意是：龚某的言论主要是对江青同志、对“样板戏”有看法，就这么几条材料。议论的场合多数在宿舍，有的是范围很小的讨论会上，说不上是“散布”，所以不产生实际影响。他出身好，学习很努力，治病救人，不要过重处理。最后我被从轻发落，与当时的系总支、“工宣队”的保护有关。我对他们不仅没有怨恨，甚至心怀感激。在危难时刻给我帮助的老师和同学，至今仍记得他们。
5月10日晚上，支部召开会议，宣布处理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这是最轻的党纪处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之前，我估计也得准备接受留党察看或严重警告处分。至此，我进一步意识到，校党委、系总支还是“手下留情”的。我庆幸没有成为“反革命”。至于我为什么会遭到迫害？深层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得了处分还要心怀感激？为什么可以随意把稍有不同见解的人说成“错误思想”？可以利用权力动员群众整他？法律依据何在？人有没有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权利……所有这些问题，我当时不可能思考，更不可能达到深入思考的水平。那是一个不让人思考的时代，独立思考是有罪的。
离开“复旦”进入倒计时。整理衣物和书籍时，从壁橱中拿出了厚厚一叠手稿，大概有数百页，有的发表过，有的未刊。看着这叠稿子，不由悲从中来。这是我三年的心血，一笔一笔，一字一字写成。几多日日夜夜，无数清晨夜晚。我的激情、学识、才华，都凝结在上面。以前，我以有这许多稿子自豪、自负，遍观年级中的同学，绝少有人写过这么多。可是，这堆稿子给我带来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纸“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还有精神上的伤害。我又想起一个多月之前在“帮助会”上支部转告的朱某的意见，称为了帮助我，在编辑中文系首届创作专业毕业集子《新课堂》里，抽去我发表与未发表的四五篇作品，目的是彻底消除我的“影响”，并且说：“这样对我有好处。”听了这道指示，我觉得悲哀。我的几篇文章在《新课堂》里印出来，难道真有恶劣“影响”，而非得统统抹去不可？说对我有“好处”，什么“好处”？为什么有“好处”？我骂他们“文霸”，他的作风，是不是像文霸呢？想到这件事，更坚定非要烧掉稿子的决心。这堆稿子不是我的光荣，而是耻辱，也是整个创作专业的耻辱。《新课堂》里抽去了我的文章后，不是变得纯洁了吗？说白了，抽去我的文章的“好处”，就在于证明他们整我是对的。既然如此，留着这堆稿子何用！看见它，会永远刺痛我的心。
第六宿舍三楼绝大多数的房间都关着门，只有我的房间门窗洞开。我捧着文稿走出房门，楼道和楼梯上空无一人。大概上午十点钟光景，一堆文稿堆放在宿舍东边的树下。这天天气真好，五月的阳光暖洋洋的，楼舍之间绿地上的乔木新叶繁茂，万物无不欣欣向荣。只有那堆丢弃在泥地上的文稿，发出惨白的光。我忽然感到，文稿就是我命运的象征。此刻，它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毁灭。
我蹲下身子，掏出火柴划出火焰。火苗舔着文稿，快意非常。看着肆无忌惮的火焰，不由想起《红楼梦》中黛玉焚稿的情节。那个柔弱的女子，临死前把她心中的爱，把她的才情毁灭了，了断了她的痴情。形柔性刚的姑娘，世间的奇女子！那些多情的诗句，不要给俗人看，让它们伴随着她去要去的地方。我焚稿，是另一种了断。了断刚开始的创作生涯，了断“遵命文学”，了断完全多余的激情，了断稀里糊涂的歌颂。把我的诗、散文和小说，统统烧光！在他们消除了我的“影响”之后，我再自己消除对自己的影响。我比他们做得更彻底。烧吧，烧吧！
我捡起一根枯枝，挑拨火焰。火焰从焦黄的纸层中有力地舔进去，往上直蹿。脸明显感到灼热，让它灼热吧，别后退。呆呆地看着风挟着纸灰，在阳光下飞旋，飞旋。我想喊，想哭，想笑……
别了，我的大学！别了，“复旦”！别了，校园北边的自我流放地！
我不再是我。我已经一分为二，分裂成两个“我”。从前的我意气风发，在人生道路上高歌猛进，今天的我身心憔悴，跌进了黑夜的深渊。从前和今天之间没有过渡，政治可以任意让你裂变，革命与反革命没有界限。“文革”以来，我亲眼所见好人转瞬成了坏人，革命家成了叛徒，领袖成了阶下囚。在我是“红卫兵”的时候，也批判过别人。现在，轮到我自己了，轮到“革命左派”变成“右派”了。这难道是报应？刚才红得发紫，转瞬黑得可怕，连我也认不出“我”了。
虽然前景大大的不妙，但毕竟熬过了两个多月可怕的日子，获得了行动的自由。我从魔掌中逃出来了，可以回到老母亲身边，回到恋人身边。赶快走吧，不要有一刻的停留。悄悄地走吧，祈祷不要碰见熟人。离开这块伤心之地，离开折戟沉沙的大学。
5月17日中午，终于离开“复旦”。同学早已在上月底走完了，只有总支书记庄师傅和W老师在第六宿舍，能与之告别的就这两个人。送我的是好朋友郁尚高。他是1967届高中生，“文革”初期在中学贴大字报，我起草，常常由他抄写。四月的最后一天，他来“复旦”看我，我留他在宿舍住了一晚。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我到他的工作单位散散心，也住了一晚。以后几天，他多次来看我，给我很大的精神安慰。现在，只有他来陪我，陪我回到故乡。随我回家的还有上大学时买的银灰色的衣箱，里面自然没有归乡的锦衣，只有几件穿旧的衣服，穿上要见“江东父老”。此外还有一只纸箱子，装着几本马列著作，几本读书笔记，几十封女友的来信。
在我对行李作最后清点的时候，郁尚高跑过去问庄师傅：“龚斌究竟有多大问题，为什么把他弄到崇明去？”庄师傅回答说：“没什么大问题。”我的朋友半信半疑地跑回来，帮我将行李装上三轮车直送车站。
下午一点钟，两人踏上了吴淞开往崇明南门港的轮船。望着万顷江波，回想三年前也是在这条航线上来“复旦”，何等踌躇满志，而如今凄凄惶惶，五味杂陈，最后伤感似波浪，层层叠叠。
回到崇明，在县城内的姐姐家里住了几天，等待县里给我分配具体工作。
几天后，我拿着“复旦”党委组织部接转关系的介绍信，来到县委组织部，经办人给我开报到单位的介绍信，信上赫然一行字：堡镇崇明化工厂。两个月来为分配忐忑不安，现在靴子终于落地。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毕业后做了工人，“那里来，那里去”，并且还收获了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命中注定我要当两年半的工人，让我再尝尝人生的艰辛，再吃吃中国政治的苦头。
劫难的第一幕总算结束。莫测的苦难正在前头等着我。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