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4年3月开始，由市委写作组头头朱某策划和操纵的围剿开始了。这是大象对蚂蚁的攻击，用大炮轰击蚊子，用牛刀杀鸡，用集团军搜捕一个散兵游勇。
也难怪朱某要用大炮轰击我，这位“文革”的新贵，“四人帮”的得力干将，上海思想界和文艺界的总管，“复旦”的太上皇，素来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他看来，一个小小的工农兵学员，抬举到了市委写作组，不仅不知感恩，反而以吟李白的诗以示傲骨，骂自己和主子为“文霸”，这还了得？这不是“右派言论”吗？岂不是脑后长了“反骨”！
突然而至的打击，连做梦也没想到。“批林批孔”，居然批到了一个无名的学生头上。整整两个月，“复旦”中文系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心任务就是“联系实际”，批一个普通的工农兵学员，宣称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斗争。
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对“批林批孔”可能并不了解。可是在当年，“批林批孔”是一场掀起滔天大浪的政治运动。1973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历史上究竟多数人讲秦始皇好，还是多数人讲孔夫子好，其实早有定论，这里不作讨论。原来称作是毛泽东“亲密战友”的**，在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温都尔汗。孔夫子讲克己复礼，拨乱反正，希望回归周公的礼治，也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批他干什么？说穿了，“批林批孔”的真实意图是批现代周公——周恩来总理。多年“文革”，把国家搞得千疮百孔，难以为继。为了坚持“文革”的错误，借孔夫子克己复礼那么一点由头，悍然发动一场意图阴暗、影响也非常恶劣的政治运动。
我等子民当然不知道最高领袖的“深谋远虑”。几十年来，人民群众的存在价值体现为“坚决拥护”。不管什么运动，照例坚决拥护。1973年8月下旬，过完暑假回校，学校已作“批孔”的动员报告，要求学员积极参加运动，写大批判文章。我同样坚决拥护，积极响应，据《史记》中《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两篇，写了一篇小说，讥嘲孔夫子克己复礼，遭遇种种碰壁与尴尬。实在想不到嘲笑孔夫子半年之后，我自己也成为工农兵学员中“复辟倒退”的代表。
1974年3月初，课已停止，快要毕业分配。虽然不知道分配的结果，但我很乐观，以为凭政治条件和学习成绩，不到北京，也可能会留校。突然而来的事件，证明我的自我感觉不啻是梦想，分配给我的几乎是一顶“反动学生”的帽子。
古谚云：“山雨欲来风满楼。”但事实上，山雨欲来之前，几乎没有风。大祸快要袭来，我是浑然不觉。这年二月，我还给女友写信，问她，你们那边“批林批孔”紧张吗？希望你能跟上形势。真是莫大的自我讽刺！自己一步步走向悬崖时，根本无意识前头就是万丈深渊，还天真地勉励女友要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呢。
好像是三月初，市委写作组的Y老师不知为什么找我谈话。这是一个行事稳重、态度谦和的中年人。我只听过他的一次讲座，平日接触很少。谈话的地点在我所住的“复旦”第六宿舍走道西边的尽头，窗子开着，外面悄然已是初春景色，树枝天天吐出新叶。谈话的具体内容也已忘记，仅仅问问我的近况，没有提醒，也无警示。等到出事后，才觉得Y老师找我谈话，大概就是山雨欲来的预兆。可能Y老师知悉朱某要整我的内情，但又不能明示我。当然，即使他明确告诉我大祸将至，我也无法逃脱朱某的魔掌。
朱某是搞政治运动的老手，打倒一个学生易如反掌。他以“批林批孔”须联系实际为名，向下面煽风点火说，学生中的“右派言论”也要批。他的话在“复旦”等于圣旨，谁敢不执行？中文系派人调查、收集我“复辟倒退”的言论，连芝麻大的都捡起来，然后锻炼罪名，准备开动学校广播台造声势，刷大幅标语、大字报“振军威”，逼我“交代问题”。如果态度不好，则开除党籍和学籍，遣送回乡。
从3月15日开始围剿，批判会、“帮助会”、检查会接踵而至。偌大的“复旦”中文系，不批**和孔夫子，就批我这个“中文系复辟倒退的典型代表”。恐怖笼罩着我，笼罩着我周围的同学，笼罩着中文系。系总支领导、“工宣队”师傅、创作专业老师，个个神色紧张，看到我则神情严肃。平日与我谈得拢的几个同学，都不言不语，心事重重。我眼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以异样的眼光躲避我。自“文革”以来，我在中学、在农村，即使算不上叱咤风云，也算是个入流人物。进“复旦”之后，学习、写作不落人后，也名列前茅。不意一夜之间，昔日的“革命小将”，成了革命的对象，面对老师与同学的揭发批判。变故居然如此迅速，岂能不令人费解？
在一次一次的“帮助会”、批判会上，一些老师和同学怀着“批林批孔”的“革命激情”，揭发、批判我。我视X为兄弟，一起深入渔村，一起构思作品，一起讨论修改，亲密无间。高压政治胁迫他站出来批判我，不久“火线入党”。“文革”中，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揭发老子，司空见惯。亲情尚且粉碎如斯，何况友情？这些我都理解。杭州Z，也是我的好朋友，则低着头，若有所思。若不发言过不了关时，就来几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女同学M，没揭发我什么，只是“帮助”我，要我吸取教训……
政治暴力在中文系肆虐。平日与我观点相似，交往较多的上海同学C、浙江同学C，也受我的牵连。中文系党总支、支部不断向上海C施压，要他作所谓旁证。C不愿写，上面硬逼着写，并以不写就不能入党相威胁。C向原单位党委领导汇报这种情况，党委鼓励他如实反映情况。于是C写了一份平日和我交往的情况以及关于我的言论的证明。结果，系总支还是不满意，批评他立场不对头，同党离心离德。最后分配，C那里来那里去，在“复旦”走了一圈，又回到老地方。1978年5月，上海C来信，问我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他在信里回忆四年前的风波，依然愤愤不平，说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好人受气受冤，坏人神气欺人”。“你被审查、被批、被处分；我被歧视、被歪曲、被赶走”。
浙江C是另一受牵连者。我一直认为，他是评论专业业务水平最好的几位之一，思想敏锐，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之，我俩谈得来，合作写过两篇文章。我出事后，党总支当然不会放过他，要他作旁证，写检查。具体内情虽不详，但他分配回老家的结局，清楚地表明他也是受害者。在我看来，他是应该留校的，他才够留校教书的水准。“文革”结束后，我同他见过几次面，每次都觉得有一种歉意。城门失火是我的事，为什么要殃及他，使他终生不得志……
3月26日，终生难忘这一天。这是一个晴天的上午，寒意虽未消退，春光却已洒满校园。主干道旁的梧桐树枝条上长出了毛茸茸的叶子，生物楼前的冬青树的新叶，在春光的抚爱中绿得发亮。然而，这个春天不属于我，属于我的只有黑暗和无望。我在队伍中拖着沉重的脚步，心滴着血，去接受批判。
生物楼的大教室里坐满了人。中文系的全体师生以及全校各系的师生代表，大约有三四百人，围成一大圈。会议议程是先由我做检查，然后接受批判。此时，我已完全清楚朱某是指挥者，校方、系总支是执行者。会上，最主要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我，因言论罪受批判。一个是N，坚定的“革命派”，在小本子上偷偷记录了我的“反动言论”。今天，积极分子终于亮相，公开他那个机密本子，接受“路线斗争”的考验了。N戴了一副琇琅镜架的眼睛，今天显得特别时髦且神气。会场上，唯有他最慷慨激昂，把笔记本的材料有力地抛出来：某月某日，在场的有某某、某某。某月某日某地，又说过什么。真是精确至极的打击，我虽忍受过多次，但每次都感到不寒而栗。在场的数百个师生，对N的慷慨陈词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刮目相看，印象深刻。谁能对背后偷偷记录他人言行的勾当不感觉恐惧？
他对我的精确打击，诚然让我很受伤，但我受伤一时，他却受伤终生。因为他精确打击了我，同时也精确摧毁了他自己的人格和品德，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暴露无遗。“四人帮”粉碎后，轮到他“说清楚”了，要他说清楚与朱某及其他“四人帮”余党之间的关系。这是后话。
我挡不住朱某的大捧，只能作“深刻检查”。回想去年五月，也是在这大教室里参加中文系的赛诗会，我当场作诗一首，还得了奖。仅隔一年，却在这儿领受奇耻大辱。我悔恨自己言论不慎，不管对象，不论场合，率口直言，师心以遣论。悔恨自己为什么在市委写作组待了这么长时间，早该见机而退啊。可是，这是领导领我上的这条船，我能自主吗？
会后，有几个同学偷偷告诉我，朱某是发了慈悲的，本来要开全校批斗会。后来查下来，我出身贫农，家里母子三人都是gcd员，以前又没犯过错误，加上认识态度比较好，才缩小了会议规模。知悉内情的人更是直言不讳地对我说：“要是你到国棉二十一厂写中篇小说，就根本不会有搞你这件事。”后来，中文系总支和创作专业的老师几次向我吐露：“搞你的是朱某，不是我们。”我知道，朱某不能容忍，以至大发雷霆的只有一条，就是我不仅不识抬举，而且傲视市委写作组，不愿为他们折腰，甚至骂他们是“文霸”。其余言论，皆属次要。他们自诩为“革命左派”，认为真理掌握在他们手里，丝毫不能容忍异议，也绝不容许“逆鳞”之人。我这种漠视权威，不肯且鄙视人云亦云，信口直言的性格，不碰上朱某，也会碰上其他对头。躲得过初一，逃不过月半，总有一天会因言获罪。
这次批判大会之后，中文系取得了联系实际“批林批孔”的伟大胜利。我则被丟在一边，责令认真修改检查书。检查书已经改了多遍，但总是不深刻，总不能令他们满意。什么文章最难写？恐怕是昔日中国的检查书最难写。与检查书比起来，论文、小说、诗歌简直小菜一碟。因为你必须有自戕的勇气，必须把自己涂黑，黑得连自己也认不出来。什么实事求是，自尊自爱，全是写好检查书的大敌。写好检查书最大的诀窍是“遵命”，领会权力者的提示或点拨，不能偏离他们的思路。说穿了，检查书是特殊的命题作文。向政治施暴者就范，是检查书过关的唯一通行证。
我独个儿坐在宿舍里，对着书桌上的一堆报告纸发呆，下意识地看看手中的圆珠笔，竹制的笔杆被手指磨得油光锃亮。报告纸上的每一页都涂改得面目全非，自己辨认也觉吃力。我究竟犯了什么天条，罹此大祸？现将我的言论罪行写在下面。为保持历史真相，抄录我在1976年11月给驻上海中央工作组的申诉信：
一，所谓攻击“文化大革命”。我曾在宿舍里和同学议论：“‘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八年了，有些地方还在武斗，看来政局不稳。”又说：“现在的批判文章是千篇一律。”
二，所谓攻击、贬低“样板戏”。我说：“‘样板戏’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三突出实际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三，所谓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某同学在宿舍里说：“江青同志在文艺上不一定都懂。”我马上接着说：“江青同志是不一定都懂么。”
除上面三条之外，我还讲：“过去的干部是枪杆子打出来的，现在的干部是笔杆子摇出来的。”暗指张春桥、姚文元、“梁效”、“罗思鼎”之流文化打手。
以上便是我的言论罪的主要“罪状”。上述这些言论，其实许多同学都说过，我仅仅是更敢说，一直说到市委写作组而已。而且，就这么几句言论，根本不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与遇罗克言论的石破天惊相比，简直是小儿语。如上文所说，我质疑“样板戏”，质疑江青的“三突出”，质疑她的“文化旗手”的光环，完全是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凡是真正的文艺经典，必定给人智慧，给人悟力，给人美感，给人正义，激发人的良知，教导人辨别是非善恶。总之，给人全面的精神营养，不知不觉中帮助他形成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思想。没有人教唆我，说江青以无知充深刻，“样板戏”不过尔尔，“文革”政局不稳。这都是我读书、行走和思考的结果，仅仅表示一点怀疑，决不是“攻击”。江青是何许人？我岂敢“攻击”？
大概在四月初，创作专业又开了一次批判、“帮助会”。记得在第六宿舍的一间房间里，四张书桌拼在一块，同学、教师十来个人围坐着。其中，有国棉二十一厂的姑娘J。我很纳闷：为什么她也来了？是有人邀请她来，还是她自己要来？是要她来见证我糟糕至极的处境，还是让她来受一点教育？实在弄不明白。
看到她，我觉得无地自容，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