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月刊》上报告文学专栏的正式推出，是在1981年2月号，比预期晚了一个月。这一期刊登的两篇报告文学——刘登翰的《通往心灵的歌——记诗坛新人舒婷》，以及肖复兴、张辛欣这两位新生代佼佼者的《带不和谐音的美妙旋律——记舞蹈家陈爱莲的舞蹈晚会》，是这期刊物的重头稿。报告文学专栏出手不凡，相当耀眼，梅朵和我都很得意。不过，也留下了遗憾，我未能如梅朵布置任务时所愿，给舒婷做封面照片。我更没想到，最终完成这个愿望，竟是八年之后。这个未完成的封面照片，成了我和舒婷，乃至梅朵和美编的共同心病。其间，舒婷也曾提供过照片，但美编觉得不满意。自然，我也有些懈怠和宽容，尤其是1982年到1985年间，没有去紧逼舒婷，一是觉着舒婷初为人母，孩子还小，没有心力和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二是舒婷已经名满天下，著名到她们的家——鼓浪屿的一座老式洋房，一度被标注在厦门导游图上成“著名景点”，拜访者纷至沓来，使她失去了安宁。对朦胧诗的争论也日趋平息，到1985年则完全风平浪静，这个封面对她远不如当年那么重要。而舒婷本人，则多次表示，愿意给稿子，不想做封面。后来她当面答应做封面，也是情非得已，冲着跟我、梅朵，及与《文汇月刊》的交情，她不忍拂逆我们这些年来的一片热忱。
舒婷家的电话到1988年5月才装上，这之前我催讨稿子只有给她写信、发电报。而她自1982年后几次到上海，到我们编辑部来，跟梅朵也很熟了。梅朵锲而不舍，一见到舒婷总要说起封面照片。我则要她交出最好的稿子，且每每威胁说：“不给好稿子，就让你站着回厦门！”当时我们的编辑，跟一批作家——特别是像舒婷、肖复兴、祖慰、谢大光等已成老朋友的中生代作家，关系可谓心心相印、水**融。每次，在去火车站或是轮船码头接他们之前，已经给他们订好报社或是出版社的招待所——既要干净、安静，又要价格便宜，一个房间一天五六块钱，否则回去报销不了，还要提前十天左右，预订好回程的车船票。那时作家不轻易坐飞机，价格高，还要讲级别。因此，火车的座票、硬卧票，及三等舱船票，非常紧俏。报社的后勤科经常说买不到票，我再去托铁路局和海运局的朋友“开后门”，或是自己去金陵东路排队，一次至少要排上两个小时，苦不堪言。
舒婷在上海时，斗嘴时总让我几分。可是，一回到美丽的鼓浪屿，她又故态复萌、嘴巴好“凶”了。1982年如此：“罗达成兄：说真的，信封写好快二十天了，稿件还改不下去。给尊兄的稿件自然要特别用心，否则，一个背脸不理，将来真的只好从上海站到厦门了。好歹把稿件寄去，用不用都是小事，只希望你百忙中抽点时间给我退回来。你现在一定很紧张，春风得意呀，也许轻轻的稿件你是不屑一顾的，我也认命了。”1983年也如此，舒婷生孩子后，我去信问她：“怎么没个音讯，在忙什么呢？”她反诘中多有调侃和“嘲讽”：“听说你成了名记者，又是中国几位有数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工作不胜繁忙，怎敢打扰您呢？我当然还在厦门，至少按规定独生子女的产假有四个半月嘛。我婆婆从海外回来管理家事，就这样，我和仲义还是被爱捣蛋的小儿子闹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一打后面是一拉：“我和顾城的合集样本已经寄来了。小城在上海，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他会送你。但如果你赏脸要我这边寄一本，我也不胜荣幸。”一拉后面又是一打：“仲义说：罗达成会踢足球，他写的那篇报告文学是行家的眼光。我说：罗达成是个大滑头，他从足球运动员那儿偷了多少术语啊？谁对？”
还有一次舒婷来沪，问我怎么不给她回信？我这个能背出上千个联系电话的脑袋，不知怎的记忆竟出了差错，说是回过信或是电报。舒婷一回厦门，即来信声讨：“你还是个大撒谎专家！你所编造的信和电报大概是发到阎罗殿吧？我还没到那儿报到嘛。”“欠了你在上海极尽东道主的大人情，只好赶快写信向你道谢。以免小公鹅又到各个编辑部去‘呷呷’地毁谤我。向你们的梅主编问好。还问问他是怎么管教的，居然有这么不诚实的部下？”而且说没有稿子给我，“现在我非常安全了，不必老听见‘我让你站着回去’的威胁，心情分外松快。只是没有诗，诗是产生于朦胧之中。现在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太具体了。”后来，舒婷至少还有过一次赖掉稿约，信写得让人又好气又好笑：“你好！能想像出你拆我的信时那一副愤恨的模样。离开上海后生活发生了好多事，使我不能完成自己的计划，而‘大文汇月刊’腰肥气壮，稿源肥沃，是不会介意小舒婷的寒暖的，是吧？”随后，她花言巧语，夸我们第十期上几幅插页漂亮——尤其是《星树》，还表示自己对诗配画有些兴趣，而且给《诗刊》搞过，如果《文汇月刊》需要，她很想搞一组，“画由你们选和我选都可以。”为了表明诚意，她特意附上一幅《奔月》并配上诗，作为“样品”。好不容易，还写了一句和解的话：“快来信，别和我斗气！我服输了，还不行吗？！”
在1982年舒婷做妈妈，创造了人生最美好的作品——孩子后，有三四年时间几乎完全搁笔。作为特例，她也只是1982年夏天给了我《读给妈妈听的诗（外一首）》，且写于一年之前，1984年深秋，给过我一首《怀念——奠外婆》。我能拿到的这点凤毛麟角，已属不易。直到1986年1月，她重回文坛，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后，才头一次给了我一篇散文《在开往巴黎的夜车上》，那大概是她最早的散文作品之一。1987年盛夏七月，梅朵当面给舒婷下了“最后通牒”，要她回去后尽快寄照片来，“封面一定要做！”还批评我：“拖了七年多了，不能再拖！”舒婷答应了，几乎没有怎么跟“梅老板”顶嘴，比起跟我斗嘴时的那般骁勇善战，战斗性差远了。而梅朵组稿、提要求时的那种亲切和恳切，像是有着一种莫名魔力，让人无法拒绝，否则好像很对不起他。梅朵的理由很充分：“《文汇月刊》怎么能不做舒婷的封面？说不过去！”聪敏机灵的舒婷，自然领悟了梅朵的潜台词：你怎么能不积极配合呢？说不过去！
这回我们动了真格，舒婷也不能不当回事儿了，她一回去就忙着找照片。七年前，她苦于无米之炊，没有多少照片可挑，而现在她走遍各地，又走向世界，可挑的照片太多了。十天后，她来信感叹：“为履行诺言，翻箱倒柜找底片，要从数以千计的底片中找一张小底片真是令人绝望的事。现寄上一张较大的照片，看有无用处。如无用，再寄回，另行选择。”不过，我们不仅要她的封面照片，还要她配作品，而且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除了一组诗以外，还要她一篇散文。梅朵素来得陇望蜀，很“贪婪”，也很识货，知道舒婷这几年散文上的成就与影响，并不亚于她的诗作。当时，舒婷很低调，且低产，诗歌已基本不写，散文也是一稿难求。她信上说，手中无粮，“今天同时给《星星》去信，将扣在那里的三首诗追回，再补三首，可成一组。”她更叫苦不迭的是那篇散文：“只是文章难写。是想花你们几百块钱，找个避暑胜地。但婆婆年逾八十，儿子又小，丈夫高血压，只得每日汗流浃背，边炒菜，边给诸君回信，蝉声逼人，可见南方之夏多么火爆油煎。”
舒婷找来的照片不算少，但未如我们的主管美编张楚良所愿，因为精度问题、画面问题而被几次否决，来回折腾，弄得我心里也“火爆油煎”。我给气馁的舒婷鼓劲，她回复道：“谢谢你的表扬。但是我已经无计可施了。你知道吗？我高度近视，在阳光下镜片反光，没有眼睛；如果没有阳光，用了闪光灯，眼睛绝对是闭的，这是人体的自然反应。这样可以吗？我九月份访意大利，好好拍一堆眼睛睁得大大的照片供你挑选。”我翘首以待了三个月，估摸她该带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照片”出访回来几天了，开始连续发信发电报。十月底，我一天收到舒婷两封信。一封让我失望，说“在意大利拍的照片看来仍不适做封面。‘革命尚未成功’，以后再努力。宽些时限吧！”另一封则让我燃起希望，她惯有的调侃和小嘲弄里，拌和着浓重友情和真挚，让人心暖：“罗副主编阁下：兹收到您的大函和电报，原有给你的信，一直迟疑，一起寄给你。因为意大利的照片均是眼镜有光点或闭着眼睛的，所以回鼓浪屿，特意去拍了几张，效果仍不好，再寄一张给你。”“至于作品及自述文章过一星期后航空寄去。近年底，约稿信猛增，我仍是以不变应万变。只是欠‘文汇’的债，欠你的友情，这件事总压在我的心头。我希望可以不当封面女郎，作品刊登即可。再见。”
舒婷这信上，最后一句还是“希望可以”不上封面，只用作品，让我内心深感动摇和不安。她确实已经“无计可施”，耐心也大概快到尽头，我们已经勉为其难地折腾她、委屈她太久，我不想再滥用友谊了。尽管照片画面依然有点糊，眼睛在阳光下还是眯成了一道缝，但我决心不再逼舒婷去拍照片、找照片了。我坚定得有点强势地对梅朵说：“舒婷已经尽力了，不上封面就拉倒了。要上封面，就从手头这几张照片里挑。”我甚至有点强辩，“她是作家，又不是艺术家，眼睛眯不眯，有那么重要吗？”梅朵看着我，有点错愕，一个特别较真的人，怎么突然也学会了将就？没完成任务，还这么任性地宣泄情绪。但我们是心通的，他能理解我的心境，理解我对舒婷的歉意，而且答应去跟美编商量，算是我们俩——主编、副主编的共同意见。不过，我知道，又会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暴。果不其然，这原定是1988年第一期的封面，第一期没上，上了白先勇；第二期也没上，上了刘再复；第三期才算把“眼开眼闭”的问题搞定。这就是《文汇月刊》的大牌责编，他们各守一方，个个都很牛很挑剔，不牛不挑剔怎么能办好刊物？
舒婷对自己的作品也非常挑剔，挑剔得甚至有点失去自信。她的组诗和散文，前后花了三四个月，写完却还搁着，像是“丑媳妇怕见公婆”。离1987年年底还有半个月，我才接到舒婷的稿子和信：“罗达成兄：你好！现寄上散文（分上下）和《水仙》一组诗五首，不知道赶得及否？我自以为将最好的作品寄给你了，这个‘自以为’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他最近的作品是最好的，但是等抄清搁在那里，便都厌恶得不敢再看它们，我希望你不要留情，如果认为不行就作罢。这些诗风格分两部分，有些人会不喜欢吧？我想……再见，收到请回一封短笺，我的副主编大人！”
时隔八年，我们又一次高规格地推出舒婷。在1988年3月号上，发了她的封面照，配发了组诗五首，这是她的诗作跟读者久违后的一次集中推出，以及有浓重“自我写照”味道的上下篇散文《笔下囚投诉》——这成了诠释舒婷最好最贴切的“封面故事”。舒婷说过：“散文就是我的自传，可能琐碎些，但我保证绝对货真价实。”舒婷很够朋友，她确实把最好的稿子给我们了。尽管这一期上有四十多位名家，但“舒婷板块”无疑是最吸引读者眼球的。在这混搭的板块中，读者们看到两个全然不同的舒婷：在组诗里，看到的还是那个朦胧诗代表人物、年轻诗歌爱好者的偶像，而看散文，一转身，则是一个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舒婷，一个抒写家长里短的散文家。真不知道，舒婷这个有幸“沦为诗人”的“笔下囚”，被家人和亲情所宠爱，被朋友和友情所关爱，她究竟是在絮絮叨叨地“投诉”呢，还是在乐颠颠地倾吐幸福的烦恼？
对这回打出的关于舒婷的这套“组合拳”，梅朵很满意。5月间，接舒婷信，梅朵的满意又升级成得意。“发了《笔下囚投诉》，有张洁怀念共同出国的日子。有诗友寄特级稿纸救济。可见‘文汇’在作家群中的影响。”梅朵最在意刊物在作家群中的影响，况且又是张洁的感受。
这还是舒婷告别诗歌，移情散文前，在《文汇月刊》上的一次亮相。她此后再也没有拿出组诗过，写诗也基本告一段落——虽然她几年后，还曾写过一首《最后的挽歌》。面对关心和质疑，舒婷在之后许多年的许多文章里，曾一次次剖析自己为什么会放弃诗歌。时过境迁，生活状态大变，舒婷自感丢失激情和灵感，缺少精力与时间，不得不做自我解脱。她开玩笑地说：“由于诗，我被当成一种专门分泌糖浆的植物。在那棵老橡树的阴影下，好多年来我都觉得呼吸困难。”舒婷比我们所有人都清醒，她还感叹道：“能在天国和尘世来回穿梭的是上帝的信使。我明白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还没有修炼到六根清净，一心向诗的境界，既然肉身的沉重超过了翅膀，我清醒地选择了尘世。于是我重新写起散文，重新一说，是因为散文的写作发表几乎和诗歌同时，只是别人和我自己都不曾看重过。几篇短文热身之后，我最大的享受是语言得到了松绑。它们立刻自谋生路，大有离经叛道，另立门户的意思。有一阵子，语言的畅荡流转令我心旷神怡，能够撇开旧方程式，感觉简直好极了。”
舒婷移情别恋于散文，如她所说“后来竟流连忘返”。五个月后，舒婷就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第一本散文集《心烟》。此后一发不可收，她的散文文集的数量远远超出过往的诗集数。但粥少僧多，我也很少拿到舒婷的散文，在《笔下囚投诉》之后近两年的1990年1月，才拿到她一篇《民食天地》，这离《文汇月刊》悲壮地“停刊”只有五个月。不过，1991年1月，我回归《文汇报》主编“生活”副刊，亟力倡导千字左右的生活散文。创刊第一期，就逼舒婷写了篇头条《多情还数中年》。那文章一开头，就叫人不能忘怀：“女人一近中年，最怕人问起年纪。男人一到中年，怕人问及事业。”舒婷是写这类千字文的高手，难怪全国有那么多编辑要盯着她。后来，舒婷在上海一张发行百万份的晚报上，写了篇《千字功夫》，说有众多编辑在逼她的千字文，让她不得安宁，而我则成为她声讨的代表人物：“不知何时，邮箱里诗歌刊物的约稿渐渐稀少，杂志、报纸的随笔约稿跟发大水似的。最近几年都改用电话追命，个个急如星火且软硬兼施……老朋友索稿若不是路途遥远，逼着只差‘立等可取’了。比如《文汇报》罗达成，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劈头盖脑就是一顿夹棒，我嗫嚅着试图给自己留条退路：‘若来不及或写不好呢？’电话里震耳欲聋：‘你舒婷写不好一篇千字文，不如跳下你房前的那个什么海吧。’放下电话，一眼看到桌旁录影带《钢琴课》，已借三天尚无收看，朋友限时今夜索还。叹口气，赶紧捉笔。”
信如散文，散文如信，我已经习惯了舒婷这种鲜活、调侃、刁钻的文字。编辑们逼稿，也是无奈呀。当时千字文在全国的报刊上风起云涌，倘使没有本事逼到这个千字文，版面上没有名家压阵，那该轮到我辈编辑们跳海跳黄浦江了。舒婷，你能忍心吗？
（刊于《上海文学》2015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