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说过：“回想1980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难怪许多文化人都感慨不已：“我们经历过1980年代，已经不虚此生了！”我也特别怀念上世纪80年代——从1980到1990年上半年那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充实、最难忘的一段时光。那时，我在大名鼎鼎的主编梅朵手下，呕心沥血、若痴若狂地投身于《文汇月刊》的编辑工作。兼具文学性和综合性的《文汇月刊》品位很高，是当时全国最具影响、最有冲击力和号召力的杂志之一，在人们心头，似有“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的分量。一年多前，在几位高龄前辈及挚友的鼓励和催促下，我开始动手撰写《我在〈文汇月刊〉十年》的回忆录。访谈前辈，整理资料，同时重读我珍藏着的一两千封弥足珍贵的信件，我沉浸在1980年代的氛围里，往事如汹涌潮水，翻滚在我的眼前心上。
我跟朦胧诗及其代表人物打上交道，有些偶然，这跟我在《文汇报》内部的一次“跳槽”有关。我是在1980年9月，离开在1970年代工作了十年的“笔会”，离开待我不薄的徐开垒，加盟梅朵团队的。这时，作为临时过渡的《文汇增刊》，只剩下最后一期——十一月间要出的第七期。梅朵在反复唠叨和操虑的，是明年一月正式推出的《文汇月刊》第一期。《文汇月刊》的纸张配给供应，终获解决。梅朵让我接手将要推出的报告文学专栏，并说：“你在‘笔会’是诗歌编辑，这一摊人头比较熟，索性把《文汇月刊》的诗歌也接下来。”由此，我开始游走在报告文学和诗歌两个圈子里，如鱼得水。且在组稿初始阶段，我就自然而然地跟朦胧诗的两位代表人物北岛、舒婷打交道，而且很快走近，这让我自己也有些意外。
一
梅朵是评论家，对新生事物很**，对文艺界的一些有影响的争议事件非常关注。我告诉梅朵，现在对朦胧诗看法不一，争议很大。我离开“笔会”前，刚编发过福建评论家刘登翰的一篇为朦胧诗叫好的千字短文。而十月中旬，《福建文艺》要召开一个规模很大的讨论会，邀请了北京和上海的多家报刊，还有一批评论家和诗人。我对梅朵说：“我现在是代表《文汇月刊》去参加会议的。我想去感受一下气氛，约请舒婷给我们明年一月号写一组诗，还想配发一篇两三千字的‘舒婷印象’。”虽然，我和朦胧诗作者鲜有直接交道，但我看到过他们不少作品，许多热心人给我们寄来收有北岛、舒婷、顾城等人诗选的《兰花圃》等油印件。“只发一组诗，一个人物印象？这不行，分量不够！”梅朵比我**，没等我说完，就火烫似的做出反应。他决断地说：“关键时刻，《文汇月刊》要表明态度，支持他们！要写篇关于舒婷和朦胧诗的报告文学，一万字以上。找不到合适的人，你就自己写！还要配一组照片，要是照片质量好，可以给舒婷做个封面！”
梅朵的眼光和气魄，非我所及！按照我们的办刊方针，能上封面的，都是文学界、艺术界的大名家和有代表性的某一方面顶尖人物！而舒婷这时才二十八岁，还是厦门灯泡厂的一名女工，并处在争议的漩涡中。尽管当时文学界对朦胧诗有不少非议和反对，但梅朵不以为然，他很赏识北岛、舒婷这样的拓荒者和争议人物，赏识他们诗作的新颖、独特、别具风格，给在“四人帮”时期压抑已久的中国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在梅朵看来，舒婷这样的年轻诗人，是正在升起的名家，真正的名家。
舒婷当时真是孤陋寡闻，没见过世面，她居然分不清上海的一众刊物、出版社哪是哪？我去福州前，怕贸贸然，曾托编辑部的肖关鸿向北岛打听一下舒婷鼓浪屿家的地址，先写封信打个招呼。十月初，舒婷回信说：“信收到。振开没有提起约稿的事，大约他忘了。宁宇同志约过稿的，至今尚未写给他，不知你们是不是一家？此外，蔡其矫老师来信提到上海的姜金城和宫玺同志可能来厦门找我，是否和您说的是同一码事？您瞧，我确实糊涂了。”好个舒婷，把《萌芽》杂志、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文汇月刊》的编辑，“糊涂”在一起了。不过，关于她自己的行踪却说得很清楚：“《福建文艺》在十月中旬办一个诗歌讨论会，为期十天左右，还有一个小说作者读书会，时间要两个月。他们要我国庆过后即到福州去，协助筹备讨论会，选编有关资料（因为将邀请北京几位客人，隆重些）。然后接着参加读书会，为的是照顾我，让我借这个名义写点东西。当然，还得交一篇小说稿。因此，座谈会结束时是月底，在这之前我肯定在福州。假如我交得出小说稿，那么元旦之前可能在福州。”已经欠下一身稿债的舒婷，还不忘先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我不知道罗达成同志找我为了什么事？如果为了您们‘设想’的一组诗，我手头是什么也没有了，而且稿债如山，可以指望在读书会之间给贵刊一点东西，以示心意，质量不敢保证，尽力而为罢。”
1980年10月中旬，我去福州与会，有幸拜识了前辈散文家郭风。他后来跟我通过几十封信，给《文汇月刊》以及《文汇月刊》停刊后我所主编的《文汇报》“生活”副刊，热情赐稿，有数十篇散文和散文诗。我还结识了《福建文艺》操持这场讨论会的魏世英和诗歌编辑朱谷忠。那十天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会，可以用“唇枪舌剑、惊涛骇浪”这八个字来概括。福建当地的坚定反对者、《厦门日报》文艺部主任王者诚——虽然也写过一点诗，藉藉无名，发言却有点声势。他嘲讽《福建文艺》：“编辑部居然会为此拿出这样多的篇幅，我觉得有十二分的勇气。”随后，便开始历数舒婷和朦胧诗的危害性：像《四月的黄昏》、《珠贝——大海的眼泪》、《致大海》等等，作者在说些什么，抒发什么感情，读者简直是莫名其妙。而支持朦胧诗的主将、福建评论家孙绍振，口若悬河，话语刻薄，锋芒毕露。当时应邀与会，在宾馆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诗歌评论家——后来担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名誉主席的李元洛，一直记住孙绍振回敬王者诚时居高临下的一句名言：“你说的那一套，我都知道。我说的这一套，你都不知道！”而性格温和的忠厚长者郭风老，话语和缓，态度诚恳、鲜明。会上会下，他对那些反对者喊话说：“我对舒婷诗歌的看法一直在变。上午可以这么讲，下午可以那么讲。我是变的，你们不变也可以。”他还展开说：“很怪。惠特曼的诗我不懂，但我从小喜欢。印象派的诗，我也从小喜欢。朦胧，有人说是雾里看花，那就让它存在，看到美就行了。诗歌问题，不要动不动往世界观上拉……”
会议的主角舒婷，却寓于一角。就如后来刘登翰文章中所写到的：“现在，她就坐在会议室后排的一角。争论几度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她默默地听着，深度眼镜后面的眸子，有时澄澈，有时渺茫。”在会议的空隙时间和晚上，我跟舒婷长谈过好几次，详尽地了解她的家庭和身世，她的三年知青生活，她的诗歌创作、成长和坎坷。舒婷忙得不可开交，压力也很大，但她感受到我们刊物的一片真诚，我们两个同属见了生人寡言少语，甚或有些冷漠，遇见朋友则滔滔不绝的人，那些日子谈得很投机，奠定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基石，我的采访本满载而归。我已经想好找人写她，但留了一手，万不得已时，我自己动笔。
我要找的人是刘登翰，他的老家也在鼓浪屿，对舒婷的人生和诗歌了解很深。他也在会上发言力挺舒婷，观点鲜明，但语调并不激烈。会议结束前，我跟登翰挑灯夜谈。登翰的人生并不顺畅，1961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因他家里海外关系复杂，便不允许回到厦门，将他发落在闽西北大山之中的三明，一待二十年。直至1980年3月，他才有幸搭“文革”结束后的头班车，被允调入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他后来当了福建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那天，我有点动情地对登翰说：“对于舒婷的诗及这场探讨的意义，我们观点完全一致。我想请你帮忙，给《文汇月刊》写篇关于舒婷的报告文学，不少于一万字。现在对她的争议太多，对她的了解却太少了。我们有责任把她的身世和成长、喜悦和烦恼，原原本本地告诉关心她的读者和文学界。这是我到《文汇月刊》后出来组织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你也义不容辞。希望我们能一起完成它！”
登翰对之后去鼓浪屿采访舒婷的情景记忆犹新：“鼓浪屿本是我出生的地方，童年在那里度过，舒婷就住在离我早先的家十几间房子的同一条街上。此次专程而来，住在鼓浪屿宾舘，每天到舒婷的家或她来宾馆聊天。彼此本来就是朋友，没有什么忌讳，可以无所不谈、无所不问，釆访还比较顺利。一周以后，我回福州写稿。彼时舒婷还处在争论的浪尖之上，用她的话说是把她的名字像皮球一样踢来踼去。初涉文坛的舒婷或许尚未见过，更别说适应这种阵势，有一次在讨论会上，在一个反对者极尽刻薄的挖苦中，竟忍不住掩面哭泣奔出会场。”
我们原本计划一月号用舒婷照片做封面，同时推出登翰的报告文学，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先是封面做不成了。彩色封面照精度要求相当高，一般照片根本做不了，且制作周期要四十天之多。眼下，既找不到合适的专业人手拍摄，舒婷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来配合应对这件事。而登翰的万字长文，虽然我写信催、电话催、电报催，但从十一月中旬拖到十二月初，他还迟迟没有动笔，已经大大脱期了。其实，登翰早落过笔，但他不断否决自己，因而丢失了时间和速度。看来，我初到《文汇月刊》，还没有得到梅朵真传，电报缺少“杀伤力”。于是，我的电报加大力度，用了三个“梅式”感叹号。要求他，“月底前务必将稿件及舒婷照片寄到！！！”稿子第一期没有到位，我在梅朵面前有点狼狈，再不穷追猛打，恐怕连第二期也赶不上了。
1980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正读着登翰《通往心灵的歌——记诗坛新人舒婷》文章小样时，收到他三天前发出的信：“十分抱歉，给你添了许多麻烦。接你的电报后，我给舒婷发了一个电报，让她把照片速寄给你，不知收到没有？原来说好的，她直接给你寄去。稿子没写好，很对不起。写到一半的时候，听到一些造谣家编派的流言，使我极其愤怒，当时很犹豫要不要把它写完。后来感到，那些造谣家们无非是想用流言来堵住对手的嘴巴，搁了一个多星期，才勉强把它写完，但已经没有一点情绪了。在潦草写完初稿后，我仅仅是出于曾经有过的一种允诺，连看都没看一遍就给你寄出。我把这种心情告诉过舒婷，让她决定是否要用（除了文章本身写得不好的原因之外），并请她直接给你写信，我一直未接到她的信，不知是否曾经给你写信了。此稿用或不用，都不要紧，请按你们和舒婷的意思办。”
我翘首以待的登翰的稿子，是由舒婷12月23日寄出的，并附了信：“刘老师昨天才把文章寄来，时间怕来不及了。今天下午我只好旷工半天，匆匆过目一下，就拿出去寄。他要我提意见，我是很茫然了。你是检查官，你来下结论吧。”因为当时无甚“快递”，又怕稿件丢失，最佳选择只能是挂号加航空。但一挂号邮程就慢了，我先收到的竟是她隔天寄出的另一封信，退回了我发排后让她火速定稿的《抒情诗七首》：“小样收到，不敢怠慢，赶紧奉还。”还写道：“刘先生的文章昨日已寄出，和我的像片，请查收。”比收到稿子更高兴的，是舒婷信中那特有的真诚、友好的调侃：“全国二十个期刊在鼓浪屿召开会议，我看见你们 杂志的同志，就想起你。不知为什么，我们熟悉得很快，并且充满了争吵，而跟他们，我就没什么关联，人是很奇怪的。”“我劝你肚量大些，不要那么耿耿于怀嘛。你在大都市嘀嘀咕咕，害我在这里耳热眼跳的。”另一封信中，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现在省文联正在办我的工作调动，还没有成，估计没有太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下回罗编辑来厦，我就有时间陪你视察小岛，恭听你的酸言妙语了。”确实很奇怪，我和舒婷在很短时间里成为很好的朋友，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们的每次通信中彼此都不乏“酸言妙语”。
舒婷真够朋友，她稿债如山，却一下给了我们七首诗，且后来都传诵一时：有《遗产——张志新烈士给女儿》、《在潮湿的小站上》、《车过园坂村》、《无题》、《墙》、《相会》。最值得一提的，是她写给顾城的那首《童话诗人》。我们整整发了两页，这在寸土如金的《文汇月刊》创刊以来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连艾青、公刘、程光锐、牛汉、鲁藜等，最多也只发过一整页的诗。流沙河、沙鸥、雷抒雁等人的诗，出现频率较高，隔一两期就会亮相，但每次发一至两首，只占三分之一页到二分之一页，少有占三分之二页的。更多的诗，是在版面上有空白时，见缝插针地作补白。叶文福曾不止一次地给我写信抗议，直言不讳：“我不喜欢你们搞羊拉屎地一次一首地发。给我发就发一大组。读者们盼我的诗的心情是很切的。求求你！并请你代我求梅老。”时值他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发表之后，名气大，火气也大。我和梅朵也爱莫能助。自然，我们没有想到，不久后他开始为那首名满天下的诗歌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能再发表作品了。与口没遮拦的叶文福不同，在《解放军文艺》主事的诗人李瑛，则一连给我两封信，对我们处理诗稿的方式委婉地提出批评和建议：“寄去小诗二首，请审处。《文汇月刊》很丰富，也活泼，但似乎排得太紧了，诗也排得太密。刊物不同于报纸，版面清爽些更好。”确实，我们给诗歌的版面太少了。但铁将军把门，掌管版面调配的老资格责编——有“梅朵的影子”之称的徐凤吾，不太重视诗歌，不断有编辑跟他抗议，我也跟他争论过几次，他都说没有版面，而且坚定不移，不可通融！即便我后来当了副主编，有职有权，也对徐凤吾没奈何。他也确有难处，积稿太多，发排好的诗歌一直有上百首压在手里。而版面太少，无论抽哪个栏目的稿子责编都要“誓死捍卫”，我们怎么能再逼他给诗歌更多篇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