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到淮安，几次到淮安的吴承恩故居，几次回来后都说要为吴承恩写上点文字。毕竟淮安的朋友太盛情了，毕竟小时候读看《西游记》上瘾，以至多年后仍在回忆那崇拜孙悟空的少年岁月。可直到今天，终究没有写出来。不是我对吴承恩没有感觉，而实在是感觉多了无从下笔。
最近一次去吴承恩故居是在2013年的8月。记得那天天气闷热，由于胸闷，刚走进院子，我就径自在吴承恩著书的院落里选择一片荫凉处坐下。这院子不大，院子当中种植着两棵香樟树，树下镶嵌着一座十几平方米的水池，姑且称作香潭吧。听讲解员说，吴承恩晚年写《西游记》就在这里。
吴承恩于公元1500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他后来通过考试考取了县丞一级的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副县级。后来干得不开心，就辞职在家当专业作家了。不过，他那时没有什么稿费收入，也不会有什么讲课费，估计是靠吃家底度日。人就是这样，家境越贫穷，越能充满想像。不然，在交通不发达的明朝，吴老师怎么能创造出《西游记》那样的神话故事呢？
坐在香潭的旁边，我不由得想到徐志摩的那首《再别康桥》。特别是诗中的那几句“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让我不由想到远在北京郊区我曾经居住过的老宅院。尽管，我们家的院落里不曾有过什么香潭，但“榆荫”总还是有的。
我所居住的乡村位于北京通惠河的南边五六里，南北走向的通惠河支渠紧邻村庄的西侧。小时候我们一群伙伴常到渠水里游泳，胆大水性好的还敢从三五米高的闸桥上往下跳。每到开春的季节，通惠河里的水就会被抽水机抽上来，顺着十几里蜿蜒的沟渠流进大小的麦田里。等到麦收之后，麦田就变成了稻田。那可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季节，因为稻田里有的是蜻蜓。我特别喜欢公母蜻蜓交配连在一起的样子，它们一会前后平行地在水面上飞行，一会蜷缩在一起落在稻秧上。我们管前者叫做“排”，后者叫做“车子”。谁要是运气好，凭双手抓住一对“排”或是“车子”，那种幸福、自豪比吃上一只炖老母鸡还得劲儿。
村子的中央有一条河。河没有名字，其实就是连接村西通惠河支渠的一条水渠。水渠解放前不是渠，而是一条大道，这大道西至北京广渠门，东到通县的张家湾。早年间，通惠河没有开通前，从通州到北京的土路主要是从通州西门到北京朝阳门和从通州张家湾到北京广渠门的两条路。天气好些，马车、轿子、木制独轮车纷纷从东西两路驶来，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听村上的老人讲，解放前夕，村中的黄土大道还人流不断，等通惠河北侧的柏油公路正式开通后，人们就渐渐不走这条雨天泥泞的土路了。1970年代，村中河流的水面十分清澈，鱼虾随处可见。等到了1980年代，随着通惠河被严重污染，村中的河里也就什么都见不到了。
我家门前二三十米，就是村里的无名河。离无名河不远处，位于村中央有一口井，井台上有两个磨盘样的井口，村上人都喜欢到这口井里打水。关于这口井有一个传说。1949年年初，北平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团入住村里。本来村里有六七眼井，供二三百户人用水。突然来了一个团，一千多个棒小伙子，不要说吃住，喝水都成了问题。正当村干部们为此焦急时，忽然有人说，村中央的大井水位比原来上涨了一米多，几十人轮流打水，水就是不减少。村干部一听，这可是意外之喜，连忙跑去观看，果然如此。村上一位懂点阴阳八卦的人说，这是天意，解放军乃天兵天将，看来这天真的就要亮了。
我是1967年出生的。我喝的水自然是村中央那口大井里的水。村里有了自来水是1975年的事。在以前的八年中，我每天都会看到父亲去村中的大井打水。家里有一口大大的水缸，夏天就放在院中央，里边可以蹲着一个大人。这水缸可以放三挑半水，也就是七桶水。夏天水缸里的水除了做饭饮用，还可以用来晚上洗澡。1972年夏天，家里住进三个女知青。天气热，她们一直想洗个澡，便问母亲村里有洗澡的地方吗？母亲一听笑了，说农村没那个条件，要洗就在傍晚擦黑的时候，在院子里弄一盆水，从头到脚浇个透。知青们听后说，那多难为情啊！母亲说，村里人都这样，你们慢慢就习惯了。那一年我五岁，知青们大约十七八岁，开始知青姐姐们洗澡，母亲还让我待在屋里不许往外瞧。父亲则挑着水桶到村中央大井。村里的男人们每到夏天，都喜欢到大井去打水。井台四周很宽，足够二十几个男人在那里洗澡，聊天。男人们这时都赤条条的，打上一桶水，身上涂上胰子，然后拚命地搓。如果一个人搓得不起劲，就让旁边的人帮助搓。搓到痒痛处，便会夸张地叫上几声，骂上几句日你媳妇的。我们一帮小孩子常常站在下边的石头上看着他们的样子开心地笑。
父亲往家里挑水，很少有挑满的时候，他一般只挑两挑水，说够用的就行了。母亲为此常抱怨父亲偷懒。比起村上的壮汉，父亲力气肯定不如人，但父亲比他们有文化，尤其对历史、民俗、戏曲有着很深的研究。他十五六岁就在村上当干部，等到知青来到村上，父亲已经当上贫协主席了。父亲一辈子热衷政治，“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他感到非常幸福充实的时期。后来长大了，我在接触的父辈人群中，发现像父亲一样热衷政治的人相当多。自从家里来了女知青，父亲再忙也得抓时间去大井挑水。有几次，父亲因为参加村上的会议，没有挑水，害得母亲和女知青们在院子里团团转。无奈，母亲只好让街坊帮助挑两挑。晚上父亲回来，母亲也不管知青们住在家里，没头没脸地对父亲骂了一通。父亲自知没理可讲，只得在夜色中挑着两只水桶去大井打水。时间长了，知青们也觉得难为情，先是找男知青帮助打水，最后则干脆自己锻炼去打水。自然，刚开始的时候，常常会出现把水桶掉进井底的窘况，等渐渐熟练了，找到了窍门儿，就很少发生那样的事了。
我家的院子很大，足有一百多平方米。右侧是西厢房，里边不住人，放煤球和农具等杂物。左侧靠墙的地方有两棵枣树，高大茂密，春末夏初枣花飘香，秋天硕果累累，常常吸引好多小孩到树下望眼欲穿。那时的农村，家家院子里都种蔬菜，茄子、豆角、黄瓜、韭菜、菠菜、芹菜、冬瓜、倭瓜、丝瓜等等，竞相开花结果。由于我们家东墙边两棵高大枣树遮阳光的缘故，这院子种什么都长不好。起初，我父母并没意识到枣树的问题，他们总抱怨对方不会种菜。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是：看你笨的，你看谁谁家那茄子、豆角种得多好。结果，对方听烦了，便回敬道：谁家种得好，你跟谁家过去！这样不友好的话说好说，听起来十分刺激，于是，他们彼此不得不发生一次次争吵谩骂。
父亲不会干农业活是有历史原因的。听父亲说我们祖上是随清军入关的，应属满族人。在我曾祖父那一代，家庭开始衰落。据说在北京前门一带，我们家还有一家钟表店。等我记事时，这些都只是传说。我只知道我爷爷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做厨师。爷爷喜欢京剧，偶尔也到风雷京剧团客串一把。我奶奶是通州人，解放前嫁给我爷爷，大概图的就是我们家有一定的家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的日子过得都比较贫穷。我奶奶在1967年我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隔了一年，爷爷在城里与北京安定医院的一个护士结了婚。这护士家里有两个女儿，都还未曾出嫁。在过去，爷爷每月给家里二十块钱贴补，买米买面买煤基本够用。自从爷爷续弦之后，每月的二十块钱就不再给了。每年我同父亲要到城里爷爷家去一次，临走时爷爷一般给我们买上几块钱肥肉，然后再给父亲十块钱，就相当不错了。为此，母亲常在我们面前抱怨爷爷不顾家，把钱都便宜给人家的孩子花了。
在农村，过去很少有买瓜子花生吃的。瓜子一般都是自家种。瓜子当然是葵花籽。我们当地人把向日葵都叫转日莲，即随着太阳从日出转到日落的莲花，我觉得很形象。大约是1973年清明过后，母亲突然来了兴致，在一天早晨突然把院子里的硬土翻挖了一遍，说要种满转日莲。父亲中午回来后，看到满院子已经种满了转日莲，他很生气，怒斥母亲说谁家过日子满院子种转日莲。母亲不甘示弱，说我就喜欢种，我家的院子谁也管不着！父亲见母亲如此针尖对麦芒地顶撞他，就气愤地把那些刚种上的转日莲小苗全拔掉了。这下，彻底激怒了桀骜不驯的母亲，她与父亲大骂着在院子里厮打起来。我和哥哥、妹妹被吓得哭成一团，不知道怎么劝才好。
后来，在街坊们的劝说下，这场青苗之战才告结束。在当时，我们谁也没问母亲为什么要下决心种满院子的转日莲。多年后，我和父母没事聊天谈及此事。母亲说，那一年的春节前夕，她到一本家大妈家借笸箩筛面。进得院子里，大妈就迎了出来。听了母亲的来意后，她就说笸箩在屋里。母亲说我跟您去取，可大妈却拦着不让进，说屋里太乱，不好看。这样，母亲只好站在院子里等。大约过了五分钟，大妈才从屋里出来。出来时，大妈迅速地把门关上，好像里边有什么事情不好示人。黄昏时分，大妈的孙女和我妹妹一起玩，妹妹见大妈的孙女兜里装着好多瓜子，嗑起来啪啪作响，就伸手去要。然而，大妈的孙女却吝啬地不肯给，而且说这是我奶奶刚给我炒的，说不许给别人吃。妹妹央求说，你就给我几个嘛。大妈的孙女说，不给就不给，我奶奶要知道就再也不给我炒了。妹妹见大妈的孙女如此小气，便赌气不跟她玩了。妹妹回到家后，便闹着让母亲给她炒瓜子吃，母亲说，咱家今年的转日莲没长好，等过几天到姥姥家给你要点再炒吧。妹妹对此并不接受，嗷地一声大声哭了起来，母亲正忙着做饭，便没好气地顺手用沾面的手给妹妹一巴掌。结果，妹妹哭得更凶了。这时，母亲才想到，她今天下午到大妈家借笸箩人家为什么不让她进屋里。也就是从那天起，母亲一直暗下决心，等春暖花开时她要种满院子的转日莲。
这就是母亲。一个为了孩子可以种下仇恨的母亲。
好日子越过越快，贫穷的日子却总觉得漫长。在我少年的记忆里，我家的院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快乐。我记忆最深的当属1976年。那一年中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直到今天很多人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7月28日凌晨三点多，我们一家人正在大睡之时，忽然听到玻璃发出哗拉拉的巨响。以前，黄鼠狼晚上到鸡窝抓鸡，也曾让我们一家人惊恐万分，但这次比那刺激要强烈得多。我只听得母亲大叫——有贼啦！有贼啦（在农村，把夜晚家里来了小偷流氓，称为有贼啦）！父亲听到后并没有马上起来，他先愣了一下，很快意识到这不是有贼，而是发生地震了。他二话不说，两只胳膊夹着我和妹妹就冲到院子当中。此时，满村的人都动了起来，人们高喊着地震啦地震啦！父亲把我们一家人安排在水缸旁边，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动，他说他要到村上看看。我们自然理解父亲，谁让他是村上的干部呢！一个小时后，父亲从村上回来，还好，村上没有什么损失。他和村上的其他领导商量后，挨门入户通知人们暂时都不要回到屋里睡觉了，以免余震发生。第二天，根据上级通知，家家开始在院子里搭防震棚。或许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吧，我们一帮小孩子住进地震棚感到非常的开心，大家互相串门、玩耍、打牌。过了一周，消息渐渐传来，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死了好多人。这时，我们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无知。
九月中旬，一天下午放学回家，我见院子里围了很多人。走近前一看，母亲正坐在地上哭呢。再往旁边一看，只见在我家的饭桌上平躺着一头已经把毛煺得精光的猪。桌子的旁边，是一潭还冒着热气的污水。啊，杀猪了！我失声叫道。见我回来，母亲哭得更伤心，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啊，眼看猪就长到一百多斤，再过些日子就可以长到一百二十斤，那样就可以卖了。这一年的花费全指望这头猪呢！父亲毕竟是村干部，他张罗着杀猪的小伙子，动作麻利点。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看人杀猪。我惊愕地看到杀猪人是那么的勇敢快乐，他第一刀就直捅猪的颈嗓咽喉，目的是为了放血。第二刀便在胸膛直直地划一个大口子，即所谓的开膛破肚。然后，杀猪人熟练地把五脏六腑统统地扒出来，放进脸盆里。接着，就是对猪通身进行分解，先割猪头，再分割四肢。按农村人宰猪的规矩，猪大肠要归屠夫所有。我们家人口少，那个年代又没有冰箱，一头猪断然是吃不了的。父亲就对街坊们说，既然大家都来了，就人人有份，每人割一块，给孩子留点排骨就行了。母亲的哭声，哪里阻止得了街坊们对猪肉的渴望，不到十分钟，整整一头猪就被瓜分得一干二净。至于这头猪究竟怎么死的，能不能吃，村上是无人问津的。事后我问父亲，这头猪到底是怎么死的，父亲说他也说不明白。在农村，不明白的事情多着呢……
这一年的秋天，学校开运动会。我没有报名参加，因为我没钱买一双只有一块八毛钱的白网鞋。
（刊于《上海文学》2014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