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去土耳其。
记得二十几年前，我在西双版纳机场，偶遇一个比利时旅游团。我身穿一件体恤，上面印有《丁丁历险记》系列中的蓝莲花图案，这恰好是比利时画家埃尔热的作品，立即引起他们的好奇。有位客人是一家杂志的编辑，我们攀谈起来。后来，我们相互留下地址，归国后他很快给我来信，几年间时有通信。他以为我与他们一样，也是一个国外游客，首先问我：“你是土耳其人吗？”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有人把我和土耳其联系起来。
一年之后，1992年我第一次出国，在北欧逗留一个多月。一天，路过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宫，林荫道上遇到一位老太太，随意攀谈。她问我：“你是哪里人？是土耳其人吗？”当然不是。后来，告诉朋友此事，他们端详我，竟也点点头，觉得丹麦老太太问得还真有点道理。
儿时，常听人说我长得像外国小孩。“文革”期间，阿尔巴尼亚电影风靡一时，有部影片《地下游击队》，里面有一位送情报的小男孩。一次我去邮局寄信，几位邮局阿姨纷纷说：“瞧，这孩子真像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那个小孩！”说得我满脸通红，赶紧把信塞进邮筒，跑开。大了，我才注意到自己鼻子大，眼珠不黑，络腮胡子，显然不是典型的汉族特点。我没有见到过爷爷奶奶，到底是什么民族，问父母，他们也不清楚。
莫名其妙，自听过那位丹麦老太太的发问后，我对土耳其有了某种亲切感，其实也知道，完全是一种好奇。
二十二年过去，今年新年伊始，终于有机会走进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文化部的计划颇有创意，用一年时间，邀请中国各界的约一百名知识分子访问土耳其，每次三两人，集中在伊斯坦布尔深度参观，以加深彼此的了解和文化沟通。我有幸获邀。推荐者和邀请者当然不清楚上面的故事，不会想到，这一访问，我期待已久。
“你像我们土耳其人。”从走进伊斯坦布尔那一时刻起，一直到离开，短短几天，我不断听到有人这么对我说。陪同我们的土耳其小伙子高明，汉语讲得颇为地道，对中国文化也颇熟稔，一些最新的网络语言都如数家珍，交流起来毫无障碍。我俩合影时，同行中国朋友一看：“你们真像兄弟！”我们一行三人，曾被安排到一个土耳其人的家里做客，开门迎接，一位会说汉语的主人，一见我，脱口而出：“你好。咦，你长得有点儿像土耳其人！”
面貌相似，时常会让语言的隔阂变得不那么重要。
兄弟——一种在他国旅行时不期而至的特殊感受，令人陶醉。有了这种感受，走在伊斯坦布尔川流不息的人群里，顿时少了陌生感。彼此对视，点头，微笑，无须交谈，另有一番亲切。
某日，前去参观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最期待看到的，是皇宫博物馆珍藏的中国瓷器。除了中国，这里是世界上收藏青花瓷最多的地方。前年冬天，上海博物馆曾举办过一次元代青花瓷精品大展，世界不少国家的博物馆都提供展品参展，唯独土耳其缺席。据说，因为曾有伊斯坦布尔将发生地震的预报，易碎的青花瓷被严加保护，免遭意外。谁知，两年过后，皇宫博物馆的中国瓷器，依旧没有展出，颇令人遗憾。
不过，我却有了另外的弥补。
在皇宫博物馆，适逢一群男女中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参观。看见我们，他们显得格外兴奋，不住招手致意。一个男孩，大约十三四岁，总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想和我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拍拍我的肩，比划着要我和他合影。之后，他又把我拉到他的一群同学那里。他们说说笑笑，活泼雀跃，反倒是站在中间的我，显得有些拘谨。男孩还特意拉来他的几个女同学，要她们单独和我合影。土耳其是我去的第一个穆斯林国家，出发之前，心里多少有点发憷，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这些词汇：严肃、庄重、距离感、清规戒律……没有想到，伊斯坦布尔在我面前，呈现出的却是一种相当开放的世俗化生活状态。此刻，站在这些中学生中间，孩子们的无拘无束，化解了心中诸多困惑。我想，或许，在这个男孩眼里，我既是远方的客人，也是可亲近的朋友、兄弟。
文化交融之妙，时常就在生活细节中。
那两天，我把和高明的合影、和小男孩的合影，发在微信朋友圈，一连串点评自中国飞到伊斯坦布尔的手机上：“太像了”，“确实像”，“还真有点像”，“见到亲人啦”，“真像”……
高明看后，笑得好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