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是先锋作家中颇有异质锋芒的一个，从1980年代中期到今天，他是少数能保持自己鲜亮的先锋品格而不轻易随顺于时代者之一，他文风阴郁，情绪**，常用多线的并置叙事，叙述视角灵活，并且笔下“常常游荡着鬼魅之气” （林舟：《靠小说来呈现——对吕新的书面访谈》，《花城》，2001年第6期），给人阴阳莫辨、恍惚难测之感。最能代表这种鬼气弥漫风格的小说，是他发表在新世纪初的《石灰窑》。
由于叙事焦点频繁的转换，叙事顺序也是完全打散的，《石灰窑》在整体上相当晦涩，小说有很多对奇诡之事的描写，比如石灰窑招来的帮厨女子小沙，有两个据说已经死去多时的弟弟鬼三和鬼四，他们总是一言不发地上门讨吃食。有评论者以为，这篇小说的底子是聊斋中的《凤阳士人》，即著名的“三人同梦”的故事，汪曾祺曾将之改为《同梦》。吕新对原作进行了“大改大动”，里外翻新，“以惊悚激活人们的认知，唤醒人对于存在的遗忘” （郭洪雷《新世纪中国先锋小说备忘录》，《山花》2013年第3期）。小说确实写到男人之梦和女人之梦，也写到梦中身份不明的人对梦主的伤害，但它把素材中“同梦”这个灵异可也过于巧合的情节置换为男人和女人不同的破碎之梦，梦中隐伏着各种让人莫名恐慌的暗示，梦中的叙事和现实的叙事也繁乱地缠绕在一起。这或许说明，吕新改写志异故事的兴奋点并不在志异本身，而在于如何承载和镶嵌这些志异元素，让情节的异和形式的异形成一种内在的互援和呼应关系，以共同抗拒这个“日益透明、赤裸、共同化、一体化”的世界。这样说来，他那些让人不得其解的复杂叙事既参与了对志异的构建，其实也消解了读者探求志异之根由的动机。就像《石灰窑》中小沙和鬼三、鬼四这三姐弟的身份是否是鬼并不构成悬疑的阅读之饵，因为小说中所有人的话是梦中是实中，是真是假，都无法明确判断，那也就可以免于判断：是鬼固然让人脊背生凉，是人，那他们那永远的缄默，更让人觉得艰于忍受。
吕新这种处理志异的方式不由得让我们想到格非的观点，他认为传统故事里的紧张、恐怖和悬念都会被解答，从而与读者达成和解，而现代小说则拒绝这种和解。格非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传统故事与个人经验和媒介信息一起构成当下小说素材最重要的三个来源，但同时他又警惕滥用传统故事对现代小说品质的伤害。既要召唤传统，又要对传统作出某种反制，格非小说中神秘和幻魅元素的呈现即对应着这一辩证。
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隐身衣》被格非自己解读为带有一种“哥特式”的惊悚，尤其是结尾部分，这个解读强调的似乎是小说本身与爱伦·坡那种“来自心灵的恐怖”的哥特小说之间的某种联系。小说确实提及不少“异人”、“邪性”和“玄虚”之事，比如堪舆者对崔师傅命运的谶语，毁容女那令人惧怕的面容和姣好身躯的嫁接，以及她的来历不明，还有最神秘的丁采臣，他的营生勾当，他的生死未卜，这一切在阅读上也着实给人怪诞恐怖之感。格非自己解释说，因为在写作这个人物时恰恰看到香港电影《倩女幽魂》，便信手将宁采臣拿来改为丁采臣。《倩女幽魂》改编自《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宁采臣即故事的主人公。以格非对中国传统叙事作品的熟悉，他当然知道宁采臣典出何处，但无论在小说还是后来的解说中，他都有意绕开聊斋而只谈《倩女幽魂》，其实这种撇清反而显现了《隐身衣》与聊斋等传统的关联。正是借助志异的资源和素材，格非得以在征实有信和故弄玄虚之间保持一种叙事的弹性，也给这个匡世有讽的小说披上了一层“隐身衣”。当然，就像格非坚持的，他拒绝了对悬疑的解释，最大化地保持着开放的收束，也给读者容留下尽可能多的想像空间。可以这样说，对于近年来强调重建小说故事德性的格非而言，志异叙事之于他有一种认识论的意义，“称道灵异”的叙事外观可以在他忧心忡忡的内心与要使作品负担的批判话语外，构建一道合适的屏障，形成区隔于常态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牵制力。
事实上，异与常的对峙与相互的衍化，体现出当代文学不断调整以因应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压力的姿态，而幻魅相对写实的辩证也体现了作家在时代演进中对生命可能被异化的思考与反省。除了我们讨论的格非和王秀梅，新世纪先锋写作的志异叙事可观者甚多：马原以“牛鬼蛇神”命名小说，在对成长历史的追记中融会哲理性的真幻之辨；莫言《生死疲劳》以六道轮回，写中国人的变形记；苏童的《黄雀记》以失魂开始，以找魂贯穿；冯唐有“子不语”系列的写作构想，拟“通过历史的怪力乱神折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谬误和真理”；“80后”作家颜歌对“异”字心领神会，她的《锦瑟》《异兽志》和《朔夷》等小说，以异类精灵的视界标注青春别样的体验……确如莫宜佳所论，“异”这一概念的出现，不但开辟了可以发挥作家丰沛艺术想像力的空间，也成为定义作品性质和价值判断的重要因素，“它正如蒲松龄小说中的笑声，引导读者进入‘异’的世界，而后又回到自己的文化中” （莫宜佳：《中国中短篇叙事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当然，志异叙事在当下的生命力并不取决于对迷魅玄怪之物的描写如何花样翻新、摄人心魄，而在于可否在后现代的全球化语境中借助这些资源尝试与畸变的社会现实沟通对话，可否真正呈现并反省对生命与人性产生的异化力量，以异史补缺正史。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