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无论“文革”也好，还是更早的历史，对于“70后”来说，并没有亲历者的切肤之痛。不过，这一代人开始思考历史，给出了他们不同于上两代写作者的历史叙事眼光和立场。徐则臣、李浩、乔叶等人不仅写出了历史感和命运感，而且写出了在场感。还原历史，反思历史，追问历史，渐渐成为近年来这一代作家的写作自觉。而这种出生和成长的时代烙印，让“70后”写作者，成为思想意识和精神世界极为复杂的一个群体。对于他们来说，青春岁月，是个人意识的张扬，也是时代意识的投射，具有后革命时代的典型特征。这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体制转型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在回溯成长经历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历史反思的个人化视角。前面谈及的罪感意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疏离等，都是这一代人历史观的横截面。对于现实生活，无论是乡村题材还是都市题材，无论是现代人的生存挣扎还是精神困境，“70后”作家同样表现出了少有的耐心，站在现实生活的前沿。相对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风起云涌，我们今天面对的的确是一个小时代，1980年代之前社会意识是闭合的，之后是敞开的，1990年代之后，社会意识不断瓦解和裂变，在这种支离破碎的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里，写作者如何找到自己的思想坐标，找到那个恒定的精神尺度，的确很困难。人，不仅仅是负载着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的群体，还是无所依凭的个人，好的文学，首先是对个人的关怀和关注，然后才是对人类和世界的洞见和思考。对现实与梦想、生存与存在的呈现，对幽暗意识的探寻，对理想的执著，在这一意义上，“70后”作家的写作，不仅体现了重新阐释历史的自信，而且具有重建生活的勇气。
李浩在这一代作家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不仅因为他的文学修养、他的艺术追求，还因为他自觉的知识分子立场。他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都有着清醒认识和独特思考。《镜子里的父亲》是当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镜子》是塔可夫斯基灵魂熬煎的表达，关于精神探索，心灵追问，关于世间因果，以及生命真相，在他的影像世界里，被反复强化，通过镜子，呈现出我们的生活困境和局限，把琐碎的个人世界逐渐扩展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镜子里的父亲》与之可谓异曲同工。这部小说是父亲一生的记录，是父亲的生活史和生命史。这种个人简史，相对于民族家国宏大历史，只能称之为小叙事。在有关父亲命题的小叙事中，蕴藏着李浩思考历史命题的大视野。比起同类题材，这部小说的独特性在于李浩进入历史的路径，表现历史的角度，剖析历史的策略，雕刻历史的意图。小说以自述方式，强化了真实感，在把写作者带入文本之中的同时，不断提示读者，关于父亲的记忆还有很多变形和虚构。而这种变形和虚构，与多年来我们接受的历史形态的扭曲和虚构，刚好构成了彼此的背反。
李浩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以及阐释历史和重建历史的野心，在《镜子里的父亲》中，一览无余。徐则臣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以及阐释生活和重建生活的野心，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同样清晰可见。《耶路撒冷》写出了一代人的生命和精神历程。从花街到北京，漫长的时空里，缠绕交织着各种社会问题，各种生活经历，各种生命体验，徐则臣以冷静而热忱的文字，记录这一切挣扎、惶惑、寻找和梦想。耶路撒冷，对于秦奶奶，或是初平阳，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信仰，始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人生问题。小说讲述的是初平阳、杨杰、易长安、秦福小的出走与回归，负罪与救赎的故事。这几个人共同经历了花街的童年少年，然后走上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作为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和命运走向，小说涉及到的历史与现实、思想与文化、宗教及信仰等，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葛亮喜欢有根的异乡人，《朱雀》写到了“南京大屠杀”、“反右”、“文革”。关于历史反思与历史建构，葛亮说：“青年人对于历史，是一个不在场者，所以没办法以自己的文字作为见证。但是，这赋予我们一种想像的权力。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历史是一种叙述，这种叙述有见仁见智的一面。同时我觉得，对于历史的个性化的认知与态度，是一个作家内心强大的途径。”（《上海壹周》“葛亮专访：我城与他城”）《泥人尹》中，尹传礼经历了三个时代和三次家庭变故，先是旧时代由家业丰厚的“尹半城”，到父亲尹团长众叛亲离家道中落，他被托孤到艺人世家朱家，学会了泥人手艺；二是“文革”时期，革委会主任强暴了他的未婚妻，留下一个残疾孩子，妻子死后，父子相依为命；三是市场经济时代，泥人成为热销的艺术品，带来大笔财富，可惜被儿媳胁迫，尹师傅劳累致死，儿媳最终席卷而去。小说不是按照尹传礼的人生经历展开叙事的，时空交错，世间百态，经受那么多磨难，这个始终活在旧时代，活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的人，内心有种不为人知的力量。小说结尾那一箱端端正正的泥塑毛主席像，既是一个时代的反讽，也是一个人命运的巨大回声。
对于现实生活，“70后”作家表现出了鲜明的反省和批判立场。杨遥的《唐强的仇人》中，主人公唐强是个本分农民，他的仇人王二是地方一霸。一弱一强构成鲜明对照。小说主要情节有六：卖猪，理发，挨打，逃亡，报仇，悬赏。那么，除了对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的同情以外，这个普通的生活事件是否具有更复杂的叙事意义呢？小说中写到被打以后，唐强自我质询“他和猪越来越一样了。被人赶，被人打”，所以，唐强反抗的不仅是王二，也不仅仅是王二所代表的暴力和压迫的生活，而是自己的猪一样的“被生活”的命运。“人”的消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活下去，像畜生一样活下去！”这是《芙蓉镇》里秦叔田对胡玉音喊出来的，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一个人要活下去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被巨大的苦难淹没在最底层的人们，以超乎想像的坚韧顽强地生存。可是还有一个问题，索尔仁尼琴认为，人是要活下去，但是要有尊严地活下去。那么，究竟是什么把人变成了畜生呢？这个问题才是隐含在这篇小说背后的追问。这就是杨遥选择的策略。写底层，写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即使走投无路，也很少直接控诉，而是以人物的行动作为一种紧张的释放和回应，那些弱者的反抗，不是惨痛的结局，就是自我安慰，并不具有真正的力量，这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我们遭遇的是无从反抗的阴影和暴力，小说的悲剧意识得到了巧妙的渗透和拓展。《春天》延续了阿乙一贯的风格，揭示幽暗的人性空间，表现低处的人生和小人物纠结的心理世界，调子略显阴郁和压抑。小说结构是用了心的，逆叙事、插叙、正叙交替进行。人物正面笔墨不多，却呈现得饱满有力，给人幽冷寂寞处开出似锦繁花的惊喜。春天，一个可怜的女孩子，从小父母离婚，没有关爱，没有温暖，没有幸福，后来做了小姐，还偷东西，惨遭毒打。最终这个备受生活摧残、伤害和侮辱的女孩子，在陈庆诱导下，喝了敌敌畏，掉进护城河，虽经万千挣扎，终于悲惨死去。春天的幽闭恐惧症，陈庆的心理强迫症，都是一种精神疾病。这个世界很冷漠，即使此刻置身阳春三月，可是那个充满爱充满温情的春天，究竟在哪里呢？阿乙笔墨冷静，对于这个相干不相干的世界，我们，都是有病的人吧？
“70后”女作家小说写作大体沿着两个方向，一是乡村记忆怀旧与现实社会问题关注；二是都市情感婚恋与人性深度解析。付秀莹有着轻盈灵异与凝重冷峻兼具的笔墨，无论是“芳村”，还是都市，付秀莹的中国故事讲述得曲调悠扬而又丰饶沉静。她的《爱情到处流传》、《旧院》、《花好月圆》都颇受好评。《六月半》描绘了初夏的乡村，一场未来的婚礼的筹备。婚嫁习俗写得丰饶且富有生气，人物心理也是百转千回鲜活细腻。包工头的奢华霸道和俊省一家的艰难窘迫；燠热的天气和冷酷的命运；琐碎铺陈的细节和出人意料的结尾，形成了鲜明对照。小说没有正面批判，俊省的心事是主线，从期待和忧虑，到默默隐忍和痛彻心扉，既写出了命运感，又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写出了时代的痛感。结尾兵子的意外死亡是点睛之笔。在猝不及防的震撼中，付秀莹完成了一个无声的悲剧。肖勤是近年来颇引人注目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基层干部身份令其小说中的中国叙事更接地气。中篇小说《霜晨月》更加沉重。父爱无声湮没在儿子精心呵护的花坟，那些盛放的花朵里沉睡着生死两茫茫的隔绝，是寄托了作家复杂情感的精神隐喻。与其他女作家的文化伦理立场相近，这篇小说仍旧表达了“唯一的救赎是爱”这一主旨。《暖》对小等内心情感的表现相当精彩。孤独，恐惧，对爱的渴盼，入木三分，悲剧结局的诗意书写尤见锋芒。《云上》通过对乡村日常生活的精微书写，表达了作家深切的现实忧患和底层关怀。肖勤小说有种亮烈的精神追求，又因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情怀和诗意追求，从而形成了温婉与锋利兼容的风格。
滕肖澜擅长写市井故事，平实老练，追求现场感。《小么事》中那条小街，小狗，顾长荣，街头巷尾的小人物，都是一样的处境和命运，生活的漩涡吞没了没有反抗能力的“小么事们”。小说把爱情纠葛放在商战的大背景下，从顾长荣被天花板砸中，到美容店火灾，房产商草菅人命，居户搬迁，顾怡宁报复，再到最后顾怡宁被天花板砸中，故事获得了超出叙事所指的自足性，对现实的批判终于消解在情爱纠缠之中。王秀梅是“70后”作家中创作成绩斐然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小说擅长虚构，细腻温婉，又不失大气深刻。《去槐花洲》、《再去槐花洲》、《坦克》、《李不易》、《躺椅》等篇，对于城市男女的感情世界，都有着清晰的透视。同为山东女作家常芳的中篇小说《阿根廷牛排》语调从容、生活感强，开头结尾回环照应，密闭的叙事里有敞开的生命痛感。围绕历史学院院长的竞争，布告栏不断刷新的小字报，副院长边明古在妻子的压力和女友的温暖之间游荡。常芳对这个人物命运的安排显示出了女性作家的某种隐秘的立场，边明古患癌处于生死临界，爱与生活的思索沉重而不乏苍凉，隐约透视出女作家特有的精神线索。盛可以的小说时代气息鲜明，对于复杂的生存状态与情感危机，笔墨犀利，眼光独到。短篇小说《白草地》讲述的是武仲冬和蓝图、玛雅的故事。作家对武仲冬的生存挣扎描述得相当高调，而对两个女子内心世界的映照则不动声色。玛雅的报复是毁掉别人的幸福，蓝图的报复是毁掉自己的丈夫。在女作家里面，盛可以的文字比较凌厉，常能见他人所未见，思他人所未思。这篇小说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依旧锐利，不见血泪却力透纸背。张惠雯的《群盲》小说场景集中于一个广场，人来人往，一条被车压伤的小狗，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人和他的女朋友，一个等着无名女子出卖孩子的女士，一个被不怀好意的老板引诱的女工，一个被胁迫在路边乞讨的残疾男孩，一个同情伤狗和乞讨者的过路女孩，一个遭遇家庭暴力的小女孩……这篇小说采用了全知视角，很像清明上河图，画面一点点展开，各色人等纷纷登台；也近乎电影摇镜头慢慢扫过，聚焦点是那个广场，有瞬间的定格，也有长镜头的缓慢推进，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情节，但是有个内在的东西，就像张惠雯自己说的，那就是生活观察者的视角、心理和潜在倾向，对具体时空中生存状态的考察，以及借助袭击伤狗的孩子、冷漠的路人，还有内心不安的年轻男子、他的女朋友、那个夹克女孩，呈现出来的面对弱者的态度。小说标题不乏精英主义的味道，不过看得出年轻的写作者对待生活的严肃立场。
无论面对历史，还是现实，“70后”作家的阐释和建构意识都相当明确。正如陆忆敏所说：“身临绝境的不是我，而我与身俱在。”这种在场感的强化，背后是一种历史和生活的参与意识，不愿意完全边缘化，也不甘心轻易被生活捕获。对父辈的审视与自我审视同时发生，批判意识与救赎意识同样鲜明，审美超越与道德回归，来自于自我身份的存疑和焦虑，那种内在的自罪和自证，那种基于现实和历史的自我背负，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可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总之，“70后”作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文学质素，他们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刻探察，对于历史和时代的敏锐观察，对于小说审美艺术的执著追求，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代作家还有无限未知的成长空间，每个人都正走在漫长的自我超越的路上。
(刊于《上海文学》2014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