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写作者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走红，和其前辈作家的成长路线迥然有别。这一群作家婀娜多姿，迅速引来媒体的围观。时过境迁，大概很少有人会记得这群作家当时写过哪些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只记得其中绝大多数是妙龄女郎。客观而言，她们冲出地表的奇观，离不开以文学期刊、文学图书为传播平台的媒体策划。只要回顾一下“70后”在媒体空间的成长轨迹，就会清晰地看到“70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以复数形式存在的。我们回顾这些年讨论“70后”的各种文章，不难发现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70后”作家的共性，这究竟是因为天造地设的步调一致，还是普遍缺乏个性？
用作者的年龄来划分文学类型，这种办法既简单，又可以使得文学永远年轻时尚。1998年，《昆仑》、《漓江》、《小说》纷纷停刊，被称为“天鹅之死”。财政拨款的锐减乃至“断奶”，新传媒的迅速崛起以及文学边缘化的趋向，使文学期刊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恰恰是“70后”冲出地表并走向前台的关键年份。在期刊救亡图存的背景下，“70后”的横空出世是文学传媒从“发现文学”向“制造文学”转型的重要例证。将文学与年龄联系起来的媒体策划，可以追溯到《青年文学》从1994年至1997年开设的“19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该刊在开设栏目之初还特意邀请首都部分中青年评论家召开座谈会，在发表的座谈会纪要之前还有“编者按”，编者的态度颇为含混：“按情理说，一个作家群的出现，并不决定于他们的生理年龄。但作家群的产生，往往是同他们的生活遭遇和社会经历密不可分的。”一些与会的批评家也提出了委婉的质疑，譬如李洁非就认为：“我习惯于把作家当做个体来进行考察。从‘年代’进行划分，我没想过。‘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的提法，作为栏目是有新意的。”（王鲁直：《新说法：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青年文学》1994年第3期）
1995年3月，《作家》、《钟山》、《大家》、《山花》共同开设“联网四重奏”栏目，在同一个月份共同发表同一个作家的作品，意在推出文学新人，评论报纸《作家报》随后加入，在刊发联网作品的月份里配发评论专版，1997年之后先后推出多名1970年代出生作家。1996年至1999年，《小说界》开设“70年代以后”栏目，专门刊登197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与个人简介。推举1970年代出生作家的栏目还有《芙蓉》1997年第1期开栏并延续多年的“70年代人”和《山花》1998年推出的“70年代出生作家”（只开了一年），《人民文学》从1998年开始设立的“本期小说新人”栏目也推出了部分1970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作家》更是在1998年第7期推出了“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集中发表卫慧、周洁茹、棉棉、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等七位女作家的作品，杂志的封二、封三集中刊登作者的照片，头条作者卫慧在自己的照片下写有这样的说明：“穿上蓝印花布旗袍，我以为就能从另类作家摇身一变为主流美女”，这成了媒体将“美女”与“作家”进行组合炒作的滥觞。
以1993年的“陕军东征”和“布老虎”丛书为起点，出版界对文学的炒作日益普遍，跟风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为了造势，出版商往往会炮制一些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概念和口号，对一批作家进行整体包装，其策略当然是放大共性弱化个性，通过发挥集团作战的优势，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凸显“年龄”、“美女”、“新奇”等元素的丛书转眼间遍地开花。“文学新人类”丛书（珠海出版社，1999年），“非常女孩”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新新人类另类小说文库”（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七十年代人散文系列”（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烟雨杏花·别致浪漫主义系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这些丛书专门炒作19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其他丛书也收入了她们的创作，譬如2000年出版的王干主编的“突围丛书”也收入卫慧、棉棉的作品集。卫慧在十个月内出版了六本书，炙手可热。1976年出生的周洁茹在2000年就出版了五本书，在当时堪称奇迹。当然，这些图书中的内容不断重复。《上海宝贝》的封面上印着三句广告语：“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一部发生在上海秘密花园里的另类情爱小说，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自传体”、“另类”、“身体”等核心字眼都在诱导读者进行对位的、猎奇的、窥隐的阅读。当年龄、性别、长相成为商业炒作的制胜利器，文学的审美创造、形式探索等内在品质都可忽略不计。这样，作者的选拔标准就不再以写作水平为依据，而是舍本逐末地比拚“诗外功夫”，文坛在与商业的合谋中将文学场改造成了“选美”的竞技场。由洛艺嘉、严虹、王天祥、陶思璇组成的“美女组合”就是由个体书商从二十名候选者中精选出来的。她们都是“1970年后出生、1990年代上大学”的“写东西”的丽人，“同时还要是从外地来北京的，工作和其他方面都比较有成绩的”（孟菁苇：《商业包装催生“美女作家”？》），她们联袂推出了一套“粉领文学丛书”，书中配发了作者的玉照。所谓的“美女组合”，其实就是根据书商预设的标准塑造出来的商业玩偶，她们的写作风格乃至在媒体面前亮相的方式，都按照商业设计严格执行。
“70后”“美女作家”的命运，既速效又速朽。正如邵燕君所言，这是“先有名称、后有队伍”的作家群，“发表什么人的作品，推重什么样的风格，编辑的标准和趣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会对正跃跃欲试、急于踏上文坛的‘文学新人’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导向”（邵燕君：《“美女文学”现象研究》）。一度被贴上“美女作家”标签的魏微说了一句公道话：“一个时代就这样被粗暴地界定了。‘70年代出生’，就是酷，作秀，糜烂。几个年轻的女作家成为这个时代最初的代言人。”（魏微：《关于70年代》）我今天仍然坚持1999年年初发表的一篇短文中的观点：197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尤其是“美女作家”的亮相是一种假面狂欢，他们的注水文字是“激素催生的写作”。以创造为精髓的文学一旦涌入机械复制的轨道，其悠长的韵味就被放逐成了风中飞絮，空洞的残骸在殚精竭虑的粉饰中幻化成美妙的陷阱。他们的写作演绎的是一出有声有色的空城计，令人怅惘的是，他们只不过是身不由己的演员，表面上挥洒自如，实际上战战兢兢，被垂帘听政的媒体所操纵。因此，1970年代人的写作缺乏自然生长的精神间隙，没有原汁原味的文学创造的芳香、色泽和饱满度。（黄发有：《激素催生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