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南闽的岁月已然遥远，记忆屏幕上的许多画面在时间烟云中或隐或显，一些色块浓烈的，自然也包括那些在视觉宴饮中留下或甜美或酸楚人间故事的幕景，倒是经久而难忘。
心动凤凰
那时候我们正年轻，经过多少天的旅途劳顿，带篷的军用卡车在城市的马路边停下，新兵们依次下车，我从车厢里跳下来，本能地看一眼这是个什么所在。最初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洁净的水泥马路，有坡度，近处的路面上一片红色，那是刚从树上落下来的花瓣，视线顺势向上，便见巨大的树冠上红英耀眼，密密匝匝的花朵往向阳处挤，虽则葱翠的叶子也很好看，但绝对比不过花的风头，一树红花组成的大色块，渲染出别一样的热烈和欢畅。
此时我从战友的呼叫声中知道了这个城市的名字——厦门。打从新兵团自上海出发，我们便自觉遵守一切纪律，包括不打听各个分队的落营驻地，所以到了目的地，方才明白已经身处当时颇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前线城市了（那时还没有鹰厦铁路，入闽后全程乘带篷军卡）。
队伍遵令在路边空地稍作休息，我发觉马路上有了一点新的动静，先是传来一阵“旮旯旮旯”的声响，很清脆，也圆润，旋即看到一位身穿雪色连衣裙的少女自坡上款款而来。她身材修长，两条齐腰辫子随步摆动，脚上穿的是有着红色橡皮带的木屐，清脆的响声正是木屐敲击路面发出的。少女走近铺地落英的时候，对眼前的美色似乎有了反应，脚步放慢了，抬眼往上望，恰好一枚花片落在鼻翼上，随即滑落于地，姑娘不忍踩踏落红，稍稍调整脚步，从“花毯”的边沿绕了过来。从我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少女以和善而美丽的目光看一眼路边穿崭新制服的年轻战士，此时我看清了她白皙中透着淡咖啡色的脸庞，泛着青春的光泽。俄顷，有一对母女从坡上下来，母亲三十来岁，女儿七八岁，有意思的是身穿彩裙脚蹬白色舞鞋的小女孩走上“花毯”的时候，大约觉得特别有趣，竟踮起脚做出了一个舞蹈姿势，年轻的母亲笑着责备孩子，多好的花瓣，你踩着了。我觉得孩子瞬间的舞姿很美，脑际闪过前些时见过的在红氍毹上旋舞的才艺女郎。
我就是在这样独特的“镜头”中走进这座美丽的海岛城市的。身处两岸对垒的前沿，这座封闭的南闽小城在外人心目中有着许多神秘感，甚至因其军事要塞的位置而让一些人闻其名而生畏，但真的走近了它，则会深切地感受这座海上都会无论何时都难以掩饰其本色的温暖和美丽。
很快就知道了这里的女孩男孩都是爱穿木拖鞋的，傍晚的时候，大街小巷“旮旯旮旯”的声浪此起彼伏，犹如春日田野里动听的蛙鸣。也有一些人干脆打赤脚，好些中学女生就是赤着脚背着书包走进学堂大门的。自然也很快知道了那棵开红花的树木叫金凤树，坊间常称其花朵为“凤凰花”，因为金凤树还有一个名字叫“凤凰木”。这一热带亚热带树木在岛上是最常见的，花朵以“顶花”的形式开放，十分繁密，红的色度浓郁热烈，因此常常给外来人以惊艳的感觉。后来我曾看到城中和鼓浪屿的一些地方，好多棵凤凰木聚集在一起，联袂放艳，形成一片美妙的小“花海”。曾听一位当地朋友讲述其祖母的往昔故事，还是在做小姑娘的时候随父母远赴南洋谋生，轮船离开鹭岛时，海岸上的凤凰花像一团团红云，在视线中徐徐远去淡去，心里说不出有多难受。去国的岁月很漫长，故乡的“红云”便常常出现在她的梦境中。数十个寒暑之后祖母重返故地，归船驶入厦门海域，白发老人立在船头，屏息静气地向海岸眺望，当林立的楼厦间隙处果然出现期盼中的“红云”的时候，老人家已是泪流满面了。
军旅生活中，我有段时间在前沿连队——驻地都是**军事区，正值著名的1958年8月炮战，前沿经历中有一幕至今难忘。一天在岭兜地域修工事（步炮协同，我们步兵部队常要协助炮兵筑路运弹修工事），回程中看到在两棵金凤树的掩护下，一座火炮的炮管从掩体里伸出，直指前方海面的小金门，炮管上赫然立着一只灰白羽毛的鸽子。我们晓得一天之前这门火炮曾经参与群炮射击，鸽子显然是在炮声沉寂之后从村舍里飞来这儿歇息的（居民大多移居后方）。炮管上的生命看到我们了，小眼珠转动着，略显一点惶恐，但生存于战区中的它习见军人活动，练出来了，并无离开炮管的意思。火炮前金凤树中的一棵枝叶已经残缺，但依然红英点点。威武的火炮，安静的鸽子，艳红的凤凰花，这十分奇特的画面“组合”，是军事前沿的现实“图景”，似乎也是一道人世的哲学命题，真的引起了我心灵的颤动。
1995年在北京晨光街红霞公寓，我同刘白羽先生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刘先生听得很有兴味。他说，他也喜欢南方的凤凰花，还有那种他在厦门和大嶝岛都看到的满坡满地的三角梅。只因为刘先生1958年在厦门云顶岩（“823”炮击金门前线指挥所）写下散文名篇《万炮震金门》的时候，我作为前线部队的一名战士正在山下洪山柄村站岗执勤，这一点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对于厦门，我自感对它自细节开始的了解也不算少，但刘先生观察认知的方式更显示了一位激情散文家的睿智和敏锐。“红霞”晤叙之后，刘先生先后寄给我两篇散文（当时我在《解放日报》编“朝花”副刊），分别题为《海恋》和《白鹭女神》。读这些文字，可以发现刘先生在时隔近四十年后重登云顶岩，面对今日的和平海峡，对国家民族的风云流变有了更多纵横贯穿的历史性思考，即便是对于厦门这座由对垒前沿到开放交流前沿的历史演变的滨海城市，也有了更多从容和深度的观察和了解。他走进了城市的一些细部，一则有关鹭岛名称来历的传说，一尊友人赠送的“白鹭女神”瓷雕，让他捕捉到了岛人秉性中的精神特质，在《白鹭女神》一文中称之为“抱住了厦门的灵魂”。那次在红霞公寓谈论凤凰花的时候，记得刘先生和我你一句我一句有过一点小小的议论，都觉得此物不但美艳好看，花期也长，花开花落新陈代谢频繁却仍呈现强烈的竞争状态和生命活力。我们对这一南地奇葩充满了欣赏。
半空“火焰”
木棉，是南国另一种常见树木。那时厦门中山公园里的几棵木棉树，坐落在灯光球场一侧，此物躯干十分高大，赏看木棉花必须把头仰起，胸也因此要挺直一点。记得当时我正在习读唐诗宋词，宋人刘克庄就说到了木棉的状况：“几树半天红似染，居人云是木棉花。”刘氏一定是在南方某地行走，看到路边这种奇特的树和花，询问村人，知道了它的名字。
木棉的花色有大红和橘红两种，尤以橘红为多。每到开花时节，我必去中山公园、万石岩等地看木棉，还变着角度近看远看。有一次在公园东路的一座楼台瞭望，恰好花树背后的天空飘着几朵红云，互相映照，半空“火焰”分外壮观，便不禁想起关于“十日同辉”的故事来。
木棉的花朵是有点儿特别的，其形状像过去乡村学校里常用的铜铃，也像一只别致的酒盅，花体硕大，朵与朵之间有点间隔。“高高在上”的木棉花绝无胭脂气，也与娇巧妩媚无缘，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雅逸中透出阳刚，众花共辉中又各有自己的独立性。其集体的形象常与“红红火火”、“轰轰烈烈”等字眼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人称之为“英雄花”或“花中伟丈夫”。
木棉花走完火红的生命历程回归大地的时候，其情状也是不一般的，轻风之中，成熟的花蒂脱离枝头，欢快地扭动着身姿，徐徐飘落，很是潇洒自在。绝没有“一夜霏微露湿烟，晓来和泪丧婵娟”的凄怨，也没有“坠素翻红各自伤”的伤感。我曾在一篇拙文中记述在鼓浪屿龙头街见木棉落花的情景，那时我正停步欣赏一位街头艺人的二胡演奏（这是鼓岛常见的注册艺人，有的演艺水平相当高），坐在路边的演奏者穿西装戴墨镜，头发梳得很讲究，二胡名曲《二泉印月》的优美旋律从他运动着的弓弦中流出。琴声高音激越处，我的目光触及前方路边的一棵木棉树，清风吹动下，一朵覆铃形的花朵离枝垂落，我发现花儿在空中的瞬间，其身姿是旋转着跳跃着的，就像一个红衣舞者从高处从容降落，很是美妙，我忽然有了一个小小的灵感——阿炳的乐曲是在为完成生命天职之后圆满回归的木棉花送行吗？脑子里旋即闪出一些字眼：人可去，物可尽，花可谢，曲可终，但美永远存留下来。或者再发挥一下：来亦美，去亦美，生亦美，灭亦美，生既然光明磊落，灭何须悲天恸地！
顺此要写几句的是，中山公园里的木棉树在“极左”的年代里一朝消失，这倒是很让人黯然神伤的事情，那时我已离开部队，供职于《厦门日报》，“极左”的风潮有时候是挺可怕的，比如社会上的“红卫兵”提出“公园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享乐腐化的温床”这样的荒唐言论时，连编辑部这样的所在也有一些人附议这种“理论”。也就是在如此这般的“革命狂潮”中，包括那几棵木棉树在内的公园的一部分被“砸烂铲平”。正巧这一年我回无锡故乡看望老母亲，发现美丽的母亲湖——蠡湖的一半（西部）水被抽干，翻地种上了庄稼，其理由同厦门的铲平公园如出一辙——“风景区是资产阶级的乐园”，所以必须“以粮为纲，填湖为民”，这条著名的太湖支流自此成了延续多年的“断湖”。以天下一切美的东西为“革命”对象，就是那个时代最时髦最风行的“政治”。其实即使在那样的岁月里，人们也没有泯灭对于美的内心尊崇和爱护，就在中山公园木棉遭劫的那些日子，公园另一半的几棵合欢木上都出现一条缠树的红绸带，人们便传说这是当地几位老人以此表达对业已消失的木棉树的怀念和凭吊之情。
玉树临窗
在部队的最后一个年头，我因一篇小说稿受到重视，被安排在城中的一座小楼里改稿。门口的马路叫“蓼花路”，小楼所在的园子里有好多亚热带植物，清早起来开窗观赏绿色生命，呼吸新鲜空气，是最赏心悦目的事情。晨风送来幽幽清香，香味似曾相识，只是不知香源所在。一连两日，窗前享受无名香，总是觉得有点儿好奇。小楼近处有两棵树，其中一棵的枝条几乎伸手可触，此树树身很高，矩圆形的叶子大而密集。那天落过一阵小雨，叶子上因有水点而显得分外葱绿，爽意晨风中，一只画眉飞过来，在一枚叶子上搭一下脚然后飞到树的高处。就在鸟儿搭脚拨动叶片的瞬间，我的眼前一亮，看到了叶子下面玉笔似的尤物，那是一朵花吧？！便不免兴奋起来，顺手拿起一根小竹竿，就近挑起几个叶片，没见什么，再往略远一点挑，呵呵，看见了，看见了，真的是可爱的小白花啊！而且，这花太熟悉了，不就是江南常见的“生小吴姑”挎篮叫卖的白兰花吗？接连挑起好几处树叶，一朵一朵白兰花的芳影映入眼帘，真是难以想像啊！满树的大叶子绿意障目，却原来是藏娇的好所在。我顿时明白，同样的物种，在不同的地域气候条件下其生命的形态是可以有很大不同的，江南盆、坛栽种的小树型白兰，到了南国就成了大型乔木（后来我在福州一个大院里看到的白兰树，工人把长长的竹梯子架在树身上，爬上去，用一根顶端有钩刀的竹竿采集花朵，树底下放着几只装花的大麻袋，这些花是要送到香料厂去的）。耐人寻味的是纵然树木高大，其玉笔银簪似的花朵同江南的“小乔白兰”并无异样。有了拨叶识花的经验，便比较容易发现隐匿的小白花了，其实那些枝叶相对稀疏的地方，不用拨叶也看得见白兰倩影。
闻香识花的体验，让我这个“小文青”有了灵感，过了一些时日，一篇题为《我爱白兰花》的短散文刊登在《厦门日报》的“海燕”副刊上，自然要对“绿幕银星”戏剧性的发现做一番描绘了，接下来是由此生发感慨：把娟美之身隐藏起来，悄无声息地为人间传递芳香缕缕，那是怎样的一种赤诚，一种情怀啊！由此深深地赞美默默奉献、非同凡俗的白兰之品。
那段时间我的小说的第一章《采菱歌》分两次发表在《厦门日报》上（部队推荐给报社），还突出地加了编者按语，《解放军文艺》杂志闻讯约我写了《我学习写作的一点体会》并很快刊出。在这样的形势下，年轻的我心态上自信自得，对流沙河的“草木篇”事件等等已不怎么在心，也来傻乎乎地“草木”了（当然只是年轻人的稚嫩之作）。于是果然祸从文生，由市委“笔杆子”的一篇文章打头，《厦门日报》连篇发表讨伐文稿：小白花“藏在翠绿的大叶子下面，悄悄地散发香味”，问题就在这里了，有“大叶子”在，小白花“永无出头之日”，“大叶子”如此压制“新生力量”，罪不容恕，那么“大叶子”是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何况还有“颂一花贬百花”诋毁“双百方针”的阴暗心理呢！《我爱白兰花》的作者对“大叶子”可真是刻骨仇恨啊！《厦门日报》“海燕”副刊连续九期用大篇幅刊登批判文章，第十期发表了一篇“本报编辑部”的长篇检讨文章，才算告一段落。
此时我已退伍到地方，本身就是《厦门日报》“海燕”副刊的一名编辑。从部队传来的信息是，总政文艺处曾来函调我去京修改那部小说，部队回复说此人已经复员，而且写了“毒草”作品犯了错误，正在接受批判。小说的事就此黄了。
不久到了“文革”年代，风暴之中，“大毒草炮制者”在劫难逃。当时报社揪出一个三人“**小集团”，我自然忝列其中，具体的事情不细说了，最痛惜的是第一次针对“**小集团”的大型批判会之后的当天晚上，“三人”之一的王丁先生（政文部副主任）即从四楼宿舍跳楼身亡。
比起公园里的木棉来，小白花的命运要好一些，然而这些可爱的小生命哪里懂得人世间有那么多诡异和荒唐的事情，自相踩踏之间，还要把美丽的花朵搭进去做“佐料”甚或陪葬品。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这样的“小城故事”，放到全国的“大社会”中也许算不得什么，但给人们（社会）的心灵震撼和不堪记忆则是一样的。几年前我得到一张在菲律宾出版的《菲华日报》，上面刊登了闽籍知名诗人、作家昆洛（有长篇小说《南洋泪》三部曲等著作）的一首诗，不妨收录于此：
鹭岛白兰——致沈扬
1
而有一种花
其白如雪
其莹如玉
五月里
当凝固在记忆中的那股芬芳
重新迷漫 才知道
你又已开放
2
却依然没有踪迹
抬头寻向浓茂的树冠
只见绿叶葳蕤
也不迷恋高处的风光
宁愿以纯玉般骄傲的破碎
在某一个黄昏 默默地
完成对大地圣洁的爱情
——这就是白兰
3
不知道
你今天去了哪里
在思想被禁锢
鼻孔也灌满了混泥土的季节
你却诚实地 诉说着
白兰花的馨香
4
即使你在天涯
即使你在海角
我知道 你依然深信
鹭岛的白兰
还在如期开放
谁能阻止五月的到来？
写于1976.5.4
荒唐年代并非所有的人都荒唐，那个年代最大的悲哀，就是某些连最基本的是非观、价值观都被颠倒了的“理论”，却被无约束的极权政治推崇为“主义”的正宗，从而使那些不荒唐的人在荒唐的潮流中也不由自主地荒唐起来。所幸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这样的“荒唐”业已成为民族“心史”中沉重的负面经验，被严肃地记录下来。
这些年几次去厦门，总要到蓼花路转转，找到那个园子，站在门口，凝望那棵曾经在我年轻的时候陪伴过我并带给我诗性想像的南闽嘉木，而今的白兰树是显得有点老态了，但密集的大叶子仍然焕发生命的活力。很想去采一朵小白花，同它聊聊人间的许多事情。令人欣喜的是蓼花路和附近安静的马路边（包括路边的住宅小院），还有不少白兰树（闽人称“玉兰树”），自然还有那些花红如盖的凤凰木，随处可见始终绽开笑脸的三角梅，以及不远处万石岩上依然浓密的相思林……正是它们，让这个新时代的南国名城更显无限风华。
(刊于《上海文学》2016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