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不止一次，我从邮局出来都想走进那条胡同。那条胡同的中间部分，有一条横向的石头胡同。很窄，两边都砌了石头墙，肩膀高，白灰勾缝，有些历史久远的味道。石头墙上开了一道门，就是大象的家，应该叫娘家。这里是城市的腹地，胡同的尽头就是几栋豪华的行政办公大楼。能在这样的黄金地段闹中取静，该是多么有幸。大象的母亲安老太，是这座城市的名人。不只因为她会做旗袍和西服，还因为别的。和大象认识以后，我们经常跑到这里来，赶上饭就吃，渴了就喝。菜园里的黄瓜、西红柿随便摘，从来都不客气。我们不客气，别人也不客气。她家总是高朋满座，年长的、年少的时尚女人，叽叽喳喳，像一屋子开屏的孔雀。我在这里认识了三五个人，关系相当好，请我去家里做客，或者送些小礼物。当然后来关系都失落了，我已经记不清她们谁是谁了。后来我们把聚会的地点改在了大象家里，在城北的鱼山脚下，是方方正正的一个大院落。我们理所当然不到这里来了。大象再搬到H市，我们逐渐就把这里忘了。
也只有去邮局我才会想起往事。步行最容易让人胡思乱想，尤其是，从那个胡同口经过的时候。可从邮局出来，看到人力车，我就把那条胡同忘了。得承认，这条胡同仍在我的心里有位置，但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我从邮局出来下了牛毛细雨。人力车仿佛约好了，都隐匿到了城市的某个角落。我在街旁的报刊亭的廊下站了会儿，想下一步应该干点什么，是逛商场，还是去书店？这个报刊亭，许多年前我经常光顾，买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后来它卖磁带和光盘，再后来是卖冰棍、汽水和香烟。现在则上着门板，早就关门大吉了。对面那条胡同口的槐树荫里有卖鸟的、卖花的、卖杂粮的，都不是正经买卖人。货物都只有一点点。这些都是在此地有祖家宅的人，做买卖是为消遣。我往那边走是受了一只鹦鹉的吸引，它在笼子里上蹿下跳，扯着脖子喊叫。我有点想听清楚它的叫声。牛毛细雨没有让那个群体改变现状，他们都安静地在台阶上坐着，像一群不会移动的文物。我往那边走，那些眼睛一齐望向我。我不想让他们当我是顾客，还隔着几步远，我说，跟您几位打听个人。他们几乎同时说，你说。我夸赞了几句鹦鹉，才说出安秀珍的名字。显然他们都被难住了，几个脑袋同时沉思同时摇。我说，她年轻的时候是个裁缝，有两女一儿，小女儿名叫安慧。安慧就是大象的名字，大象的姐姐叫安静。安慧和安静中间，还有一个儿子叫赵玉德。这多么奇怪。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了。果然，那些老头都恍然大悟，几乎一起仰起脸，你说的是安老太吧？我赶忙点头，说这个安老太，她还好吧？鹦鹉的主人是一个瘦筋巴。这几个老头其实都是瘦筋巴。鹦鹉的主人说，她还那样。另几个人附和说，她还那样。我放了心。不管那样是哪样，我都应该去看看她，只要她还活着，就是我上门的理由。她比我母亲大三岁，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去看这么高龄的老人，贸然登门是有风险的。我往胡同深处走，走了两步，又回来了。我说，她家闺女都姓安，她家儿子却姓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着那个瘦筋巴。他们却都沉默了，眼睛平和地望着前方。车流、人流和不知姓名的风，都在街上穿行。没人看我，仿佛我是他们身边的一棵树。这样的沉默有一点点欲盖弥彰。我看着这几个飘着少许白发的头颅，猜测他们可能有的心事。不想说，或者不愿说，或者无话可说。我要走了，鹦鹉的主人叹息了一句：“谁知道呢，她家的事情，神仙也说不清楚。”
我自己解围说：“闺女随妈的姓，儿子随爸的姓……自古就有。”
胡同口是一个样，胡同里面是另一个样。我说的就是这条张相公胡同。张相公是明朝人，曾出任山西绛州学正。在家丁忧期间恰逢天降大雨，七七四十九日天不见晴。张学正率人在城内构筑引水工程，使雨水得以顺畅排出。
当时人们为了纪念他，便为他修了一座庙。胡同因庙而得名。庙毁于“文革”。1970年代末期，庙址一分两半，成了两户人家的宅基。
右边临街，是大象家。
在临近大象
家的位置，我又向一位妇人打听，可她不是本地人。那条横向的石头胡同也不见了，一座高大的水泥建筑旁，隔出一条更小的胡同，与张相公胡同平行。我走几步，就走进了一户人家的院子。一个老头拄着拐棍蹒跚着往外走，手里提着马扎。他仰脸看我一眼，从我的身边过去了。擦肩而过，我打量了他一眼，这张面孔我有印象。
我试探地问：“安慧妈妈是住在这里吧？”
他停下脚步，回身说：“屋里躺着呢。”语音很平和。
我没问他认不认识我。他过去也不怎么认识我。这幢房子有个耳房，印象中，他一直就住在耳房里。此刻，那个耳房的门大敞着，门帘还在摆动。他也不关心我是谁，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说完那句话，就拐出了这所宅院。
很有那么几年，这个老头就像谜一样让人解不开。我们频繁出入大象的家，但几乎没见过她爸，饭桌上也见不到。他总是盛一碗饭，去耳房吃。有时候在院子里撞见了，就像陌生人在大街上撞见一样，没人向我们介绍他，也没人向他介绍我们。他是一个容貌丑陋的男人，大鼻子，深眼窝，只会经营菜园。我们吃的黄瓜西红柿都是他的成果。但他在这个家里就像影子，远不如那些蔬菜有影响。
我认识大象不久，有一次大象去单位找我。这是她第一次去单位找我，给我的感觉，甚至称得上惊艳。以后的许多年，我和大象在一起只谈文学和绘画。我谈萧红和庐隐，她谈列宾。然后我们一起谈安娜·卡列尼娜。我们从不谈家庭、生活、委屈、痛苦诸如此类。所以在彼此的眼中，我们都不食人间烟火。那天我发现大象的眼睛红肿，她进门来就抱住了我。脸放到我的肩膀上，让我的衣服以及衣服下面的皮肉堵住了嘴，哭声节制而沉闷，浑身都在颤抖，眼泪把我耳边的头发都打湿了。我一动不动，就那样让她伏在肩头。不问为什么，也不劝慰。我知道，这些她都用不着。她只需要暂时有个肩膀让她停顿一下。这个过程大约有十五分钟，我的手臂都酸麻了。大象终于停止了哭泣，用我递过去的毛巾擦脸，抽噎着叹了口气：“我连我爸是谁都不知道……”
是半句话。永远的半句话。
我没有接话茬。是这样的话茬让我震撼，且超出了我的人生体验。
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大象为什么哭，以及，她为什么要说那半句话。还有，那半句话到底想表达什么。她从没对我解释过。她说的那句话，我也没告诉过任何人，连伊丽莎白鼠都没告诉。
伊丽莎白鼠是个好美的女孩。小款的收腰西服，或者立领的盘扣旗袍，她有好几件，都是安老太的杰作。她的手艺可真好，一分一寸的宽窄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我认识大象那么多年，一件衣服也没有做过。我也有过蠢蠢欲动的时候，想那些漂亮衣服穿在身上的感觉。可知道安老太不收费，我就不敢张口了。所以大象说她与伊丽莎白鼠的关系是物质关系。既然是物质，交往的层面就多些。伊丽莎白鼠新婚时曾经住在大象的家里，他们两家像一家人一样。
有一次，伊丽莎白鼠问我：“知道安慧为什么不姓赵么？”
我问为什么。
伊丽莎白鼠说：“她爸不同意。她爸只同意赵玉德姓赵。”
我很惊讶。这个家里不是安老太说了算么？
伊丽莎白鼠说：“那得看是什么事。在安静和安慧的姓氏问题上，她爸一点都不通融。”
“他不许她们姓赵！”
我睁大了眼睛看她，脑子里无论如何转不过弯儿来。
院子像天井一样窄小，是因为前面的房屋太高大了。我猜，那应该是赵玉德的房子。似乎什么时候听大象说起过。赵玉德把自己的房子给了儿子，在父母的院子里又盖起了一座大房。城市寸土寸金，现在若想要宅基，可没那么容易了。只是，我没想到房子是这样的盖法。按照乡俗经验和逻辑，前后院落应该是递进式，前院低于后院。像糖葫芦一样，门对着门，窗对着窗，后院要穿堂而过。这座房子却像铁桶一样，既不留后门也没留后窗，外墙体是厚厚的水泥掩体，就像防御工事。只在旁边留出一道胡同供后宅出入，我用眼睛丈量，大概能过轮椅。能过轮椅的想法近乎病态，我心底有一丝悲凉，想这样的姿态不像儿子对父母，到有点像对仇家，老死不相往来。印象中那个大院落，菜畦都有十几丈长。早春的塑料薄膜白汪汪，像水塘一样。这样的房子盖起来，不知安老太的心情如何。凭她的心性和对民俗的掌握，断不会喜欢这样的房子，这其中不知有怎样的波折。唯一眼熟的是那棵石榴树，把右半边院子都遮满了，石榴拳头大，红彤彤，当年曾经酸倒过我们的牙齿。掀开竹帘，印象中的堂屋又瘦又小，靠右侧支着一张木板床，左侧是碗柜之类的杂物。过去这是一个缝纫车间，一台缝纫机，一台包缝机，彻夜不停。成品衣服挂在后墙体上，县长出国访问的西服都出自安老太的手。靠窗一溜转角沙发，披着大红的外套。无论这里有多少人，都不影响安老太做活计。安老太无论怎样忙，也不影响来客来访。到饭点了，大家摘菜的摘菜，和面的和面，西红柿凉拌一个热炒一个，眨眼就能捣鼓出一桌子。我曾经非常羡慕这里的人气，有一点女性沙龙的味道。
虽然缺一点诗文，但这里的女士都时尚优雅。
屋里出来一个女人，头发花白，有六十几岁。我盯着看了几眼，几乎要认为她是安老太返老还童，可又觉得眉目一点都不像。她问：“你找谁？”
我说：“安慧的妈妈……”
她把里屋的门帘打开，“躺着呢。”
“病了？”我问。
她说：“没病，前几天闹感冒，这两天刚好。”
我走了进去，脑子里掠过安老太的样子。大身量，白胖白胖，俊眉俊眼。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有五十几岁了，可一点也不缺少女人的妩媚和凤仪。偶尔丢一个眼风，还像年轻人那样俏皮。她这一辈子的苦，没人说起。男人不中用，家里家外都靠她一双手。我曾经听说过她许多闲话。比如，她家租房子，得是能买得起煤的。因为那时的煤金贵，一般人家买不来。她给人做西服，须是某个级别的领导干部。一般的人她只做中山装。但她对朋友仗义，那些出入她家门的女士，几乎都得过她的好处。她的花边新闻多了去了。否则凭他们一家人的能量，怎么可能在庙址上盖房子——另外一家，是大队书记。这里又是故事……她不单让自己住得好，还能给女儿要到宅基。那时安慧已经参加工作了，非农业户口在村里盖房子，得书记县长点头才行……只是这一切都没影响我和安慧的友谊，也没影响我对安老太的看法。我觉得她是一个聪明的务实女人，有一双世事洞明的眼睛，有一双灵巧的手。她的手真是怎样形容都不为过。丰腴、白皙、修长、秀美。与她的大身量根本不是一套。她有条不紊地把布边抻到缝纫机的针头下，脚下一踩，“咔哒咔哒”一阵声响，后面是一溜匀称的针脚，像她的人生一样平实齐整。我也做过缝纫工，做布边我都缝不出她的水准。
屋里有两张床，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小床上躺着的人似乎只是一个大孩子，盖一个花布单，一只脚撇到外面，就像骨骼标本。眼睛一落到她脸上，我就跳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