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点，急速地打向挡风玻璃。车内车外温差明显，密密的白雾升起来，弥漫到车窗玻璃的角角落落，像涂了层薄薄的乳漆；雨刷忙乱地刮动，发出辛苦的咕咕声响，还是不顶用，刮得落水花，仍去不掉雾罩。雾气粘在玻璃的内侧，越积越厚，视线模糊起来。我赶紧打开车辆的去雾键，一股股温暖的气流，徐徐喷出，由下而上扩展，渐渐把白雾驱散开去。道路前方，全部在暴雨笼罩之下，灰蒙蒙的，雨区无边无际。近处的道路，好歹看清了。
这条路，读研究生时，走过无数次，一直是挤在人肉罐头似的公交车里。炎热的夏季，车厢内充溢着汗水的酸臭，熏得想吐，却没法闪躲。现在，开着帕萨特，屁股坐在柔软的皮椅上，当然舒服。在风雨交加的时刻，外面的世界变得狰狞恐怖，躲进密封度甚高的车厢内，与狂暴的自然隔离开；放一点莫扎特的音乐，营造纯属个人的小圈圈，情绪顿时松弛，把着方向盘的双手，也不那么紧张了。
这辆车是先生——日益离我远去的先生——送我的礼物，同时，也是我们矛盾逐步尖锐起来的见证。他是我研究生时的同学，一起师从古教授。先生取得硕士学位后，多年在社会科学院工作。当然是清贫的差事，哪里有钱买车？他经常抱怨，穷得“亚历山大”，在父母亲戚面前没脸面。种种唠叨，让我的耳朵起茧，说硕士选读哲学，是人生最大的错误，说我们的学科被社会边缘到极点，一点花头没有。我不爱听他叹苦经。男人喜欢抱怨，是没出息、没定力的表现。我说，钱多钱少，够用就行。他不以为然地反驳，那你一门心思跟着古教授啃书本啊，何必跑到报社搞新闻，还不是因为做记者收入高？这话实属小心眼！当初，因为常写点思辨类的小文章，我被报社看中，诚意邀请我加盟。我犹豫不决，正是古教授极力鼓动，才帮我拿定主意。他批评我人生阅历浅薄，从小学读书开始，中学大学一路上来，社会经验接近于零。哲学，是对世界高度抽象的学问。视野狭窄，生活单纯，是哲学研究者之大忌。他说，像费尔巴哈那样，躲在乡下，做不知人间精彩的哲学家，怕是难了。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缺一不可。他认为，搞搞报业不错，四处跑跑，多看看尘世，多接触各色人等，绝对有益。
二十二岁那年，我在中文系读完大四，考研究生，思虑再三，选到古教授门下。当时，成为校内一大新闻，中文系的男生们愤愤不平，说哲学系抢了他们的系花。攻读哲学硕士博士的，一般人看来，应该是脑容量超人的须眉；其中，偶然有个把女生，被口舌毒辣的男生形容起来，十之八九，是缺少雌激素的圣女。在他们眼里，我算美丽的异类。很快，我发现，自己糊里糊涂掉进诡异的漩涡，被动地成为哲学系男子们角力的对象。我从来不觉得自己颜值多高，也很少刻意修饰，追求的是学业不输于他人。那一阵，我无意中与哪位师兄多聊几句，竟成为哲学系男生们的谈资。据说，某人与某人还设了赌局，看哪个抢先得手。好像我注定是哲学系锅里的肉，逃不脱他们的天罗地网。想想可悲，理应投入学术研究的智慧，竟烂在了猎色上面。其中，大师兄莫明的紧逼，还有古教授儿子的穷追，让我头疼，最难以应对。
为了避免处于越来越尴尬的境地，在多次难堪的煎熬之后，我被迫决定，在哲学系的先生中挑选一位，充任自己的保护人。我的婚姻，正是如此，很不浪漫地启航了。现在想来，我选中这位先生的原因，主要是年龄与我相仿，看上去单纯些，比其他老谋深算者，让我多份安全感。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两人志向、情趣的差异，最后会发展到完全不和谐的地步。
我把决定告诉了古教授，我信赖他。
那天的情景，我一直记得。上午，教授的书房，书桌旁，阳光和煦，老师坐在宽大的藤椅中，他喜欢如此闭目养神。藤椅，被岁月打磨得光滑油亮，空落落地圈住了精瘦的老人。我们学生知道，此时的他，并非瞌睡，只是入定般漫步在自己的思维中。我安静地伫立在他身旁，站了好一会。老师没有睁眼，轻轻说一句：“来啦，坐下谈。”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傍着他坐下，依旧站立在藤椅旁，最后，颇为羞涩地说出了想法。教授听罢，几秒钟后，抬起眼帘，慈爱地望着我，沉吟片刻，才缓缓吐出四个字。老师说话，向来简约。当时听着，我觉得，老人送了我一句祝福：“原来是缘。”我听着，一阵温暖的风拂过身子，忐忑的心，顿时安稳下来。
很久以后，当我和先生的裂痕渐渐明显，我才对那天的感觉产生疑惑。我读了本佛学书，书中有一句禅，“缘来是缘，缘去非缘。”老师讲话的习惯，不求穷尽，常留余味。那天，莫非他仅说了前四字，而略去后四字？可惜，我不敢冒昧向老师求证，不愿用乱麻似的情感，搅动他的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