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那夜把自己反锁在闺房里为情伤心，泪湿枕巾；姐姐却被拘留在巡捕房里披头散发，泣不成声。
白天舜菁参加的爱国活动起头一切如常。演讲组的教授带领着他们几个同学在街头演说、派传单，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没想到两个英国巡捕经过，看到人潮尚未聚拢，大约觉得是个好机会摆摆官威，不由分说就扬起警棍打骂驱赶。一个男同学抵抗的动作大了点，立刻被棍棒齐下打得头破血流，同伴们上前声援，也都挨了几下，最后三男两女外带老师，一行六人都被带回了巡捕房。老师被指控为gcd员，单独关押，几个学生轮流被盘查，一直折腾到第二天下午，才通知家里来具保领回去。
“都是来讨债的！胆子不要太大了！”八奶奶在家大发雷霆，怒骂让她担心得一宿没睡的叛逆女儿，“外头以后不要出去了！学校都不要去了！”她叫来男工人在舜菁门上加了把只能从外开的大锁，三顿饭要女佣送进去，让舜菁闭门思过。
金八爷也气得吹胡子瞪眼，话都不跟女儿说了。八奶奶还要翻转头来安慰丈夫：“幸好日子已经订了，以后是张家的人，让张家管她！”
距离好日子越来越近，舜菁眼看反抗无效也自收敛，不但不再玩撞门绝食这些徒劳无功的把戏，也开始配合家里女眷筹备婚礼，更自言功课已经赶不上，竟然也不再吵着要回学校了。
家人以为她“改过自新”，专心待嫁，也就松懈了防范。毕竟是要结婚的人了，要好的同学总要请上几个的，就没有再拦着都不让联系，虽然到哪还是派人跟着，闺房也不再时时从外面上锁把她当犯人看守了，基本上算是解除了对舜菁的软禁。说到底，金家自诩洋派，不像传统的大家庭那样懂得做规矩，舜菁闯了天般大祸，打也没打一下，就意思意思地禁足了两个月。八奶奶心里的麻烦解决最终之道，其实就是把不听话的女儿赶紧嫁掉。
礼服最后一次改好送过来的那天，八奶奶把婚礼要用的首饰也收拾停当，贵重物品不假手佣人，老娘亲自拿过去舜菁房里让她试戴。喜滋滋进门却发现床铺整整齐齐不像昨夜有人睡过的样子，心中惊疑不定的八奶奶举目四顾，看见妆台镜面上粘了一张没有上款，却有很多惊叹号的字条，潦潦草草几个大字：“国难当头，满汉一家。闺阁之志岂在嫁人！女子也要救国救民！驱除外国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反分裂！反割据！抗日救亡！”
在崇洋遗老家庭里闹革命留书出走的落款就非“不孝女舜菁拜”了，纸上打横画了个龙飞凤舞的英文签名：“Mary（玛丽）”。
新娘落跑，金府这下炸了锅，到处找人不到，又还不敢通知张家婚期可能有变。闹腾了几天一筹莫展，正准备硬着头皮告知男方，需要取消婚礼，媒人来传话，说张家已经听说新娘逃婚，为了两家颜面，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妹代姐嫁”，张家请问四小姐舜蕙愿不愿意？
八奶奶虽感张家无礼、媒人荒唐，毕竟是自己这边理亏，就也认真考虑，还当件事提出来和大家商量。大家庭是非多，无风都要起浪，何况有人给题目。姨太太这下不高兴了：无论男方是不是块香饽饽，求亲连候补都跳过三妹舜蓉，点名四丫头，难不成是轻视偏房？不免冷嘲热讽，有机会就挑几句添乱，闹得金宅上下不安，不但金八爷夫妻屡起勃谿，也更加恶化二房和三房的感情。连素来冷静又有主意的大小姐兰熹，表面看起来好像事不关己，心里也为媒自伤，毕竟她才是七个女儿里最该着急找婆家的，自己看不看得上是一回事，可是怎么偏就没人想到她呢？
金家两天没给张家回音，男主角等不及了居然自己登门，而且大胆求见舜蕙。不得不继续扮演开明家长的八奶奶，无奈喊出十八岁的女儿，自己在一旁作出壁上观的姿态，其实已经准备好随时出手，要利用对方失礼的机会挽回己方失信在先的劣势。
汶祺却并不在乎众目睽睽，一见舜蕙出现就热烈迎上前去，接着单膝下跪，握住伊人一只小手，说：“我一直喜欢的是你。四妹妹，嫁给我好吗？”
在场众人立刻都给这好莱坞电影里才看过的一幕惊呆了。舜蕙用有空的一只手掩住小口，避免惊呼出声，呆望着汶祺从兜里掏出个戒指为她戴上。
“Dear Maggie（亲爱的玛姬），”汶祺喊舜蕙的洋名，用英语再求一次婚，“Would you marry me（嫁给我好吗？）？”
等了几秒钟只见舜蕙惊喜得眼眶泛红，却只知望着面前的人发呆，汶祺就轻笑着提醒道：“说‘Yes’啊，要不点点头也行。我在这儿罚着跪呢。”
两个家族之间一场可能的干戈就此化为玉帛。
时局混乱，爱面子的家长也只好珍惜资源，既然双方都有心促成，盛大的婚礼决定如期举行。只是时间紧迫，礼服和婚礼现场的条幅能连夜修改，请帖就来不及重印或者收回了。两家拣要紧的贵客各自派人登门，或由八爷夫妇亲打电话道歉和说明，却毕竟未能一一当面解释。新娘李代桃僵虽安然过关，没有闹出丑闻，却有不少宾客到吃完喜酒都没弄明白新娘到底是金几小姐。
婚后汶祺好像真的收了心，不过也有谣言说他在舞厅里的相好另外找了比他更阔的户头，让他看清风尘里只讲真金不讲真情的现实，一时意兴阑珊，终于舍下花花上海，接受家里的安排，携眷北返。
逃婚的舜菁却宛如人间蒸发，家中动用各种关系也没得到线索。起先还听有人说她留在上海参加了gcd，战争期间又有人说好像在北平见到她。
放宽时间轴，两个消息都正确。舜菁离家后经由老师引荐，在上海加入了gcd。数年后，又被派到北方去参加工作，足迹遍布华北、东北和西北。抗战期间，她转入地下，确实在北平沦陷区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二战”结束，舜菁因为通日语，又有上海的地缘关系，组织上连家也没让回，直接就把人派去了台湾。
彼时舜菁离家出走已有十年，先为国后为党，最后成了习惯，她一直把小我置之度外：战时做着最危险的工作，把作为一个女人所有的激情和痴心，都倾注于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信仰，到了而立之年也没有考虑过该有的归宿，算是被动地奉行了“不婚主义”。在地下党同志们朝不保夕的人生里，异性只是彼此的点缀，贞节牌坊更是他们要打倒的封建指标。虽然不是老处女，舜菁尽量洁身自好，起码她对男女之事小心翼翼。见得多了，什么环境和时间都有傻女人，甜蜜和伟大的爱情，于她眼中远不敌在没有卫生条件下难产的现实来得残酷。
可是缘分这事就是难说。舜菁走遍大江南北没遇见知己，飘洋过海来到宝岛，却和小她几岁，化名“老贾”的路嘉桐产生了奇妙的感情。
台湾的gcd组织很小，小得没有理由不团结，可是闽人特重渊源，小小的台共组织从成立之初就一直有着派系矛盾；到了战后，更分成以留日同志为主的国际派，和出身上海大学的“上大派”。做地下工作避免横向联系，大家都只对自己的上下线负责，可是舜菁最初被派到台湾却负有调和鼎鼐，化解派系冲突的任务，因此虽和老贾不在一条线上，却因缘际会有过数面之缘，彼此虽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却知道对方是同志。
出生在东北的老贾长住过日本，抗战后还参加了日共组织，来到台湾后，原先在中部活动，上线是亲日的台共大佬，“二·二八事件”之后台共组织瓦解，大佬出亡，老贾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捕，只身逃到台北，辗转和舜菁接上头，寻求庇护。刚到台湾的国民政府虽然停止了对gcd大规模的扫荡，岛上零星的镇压行动仍然持续，到处风声鹤唳。老贾才到台北的第二天，舜菁负责的情报站也被端了锅，匆忙之间跳墙而逃却崴了脚的舜菁靠着老贾的扶持脱险。
落单的二人失去了所有联系，被形势逼成了相依为命的亡命鸳鸯。他们中隐于市，深居简出，两人虽然不会说闽南语，却都会讲日语，就以日本留学生夫妇的身份做掩护。
和本地士绅级的房东语言沟通无碍，迅速地帮他们赢得友谊，房东的另眼看待减低了邻居对外来者的敌意。一对假夫妻得到周围本省人真诚的庇护，竟然躲过了非常时期当地流氓一时的追打，和国民党军队长期的地毯式搜捕。
难中孤男寡女夫妻相称，动情成了理所当然。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很少外出，陋室内长日无聊，两人除了张罗三餐，就是终日贪欢，活脱脱一对饮食男女。可是舜菁却自觉他们感情的本质还是以革命情感为主，不同于一般的世俗之情。
无论他们的关系是难友、同志、姐弟，还是爱人，身世背景迥异的两人谈得来却是不争的事实。受过训练的地下工作者其实并没有常人需要倾诉心事的习惯，可是当今晚睡去，看见明天早上的太阳都成奢望的时刻，身边有同类的温暖却足以融化钢铁般的心志。
老贾外表冷漠，内心却十分多情，他告诉舜菁自己睡过很多女人，却从未表白，他感到时间仓促，生命无常，谈情说爱都是多余，喜欢一个人只能以最直接和炙热的行为来表现，要到现在和舜菁厮混终日，他才相信男女灵肉竟可合一。
困在斗室，日以继夜都要消磨，老贾越说越多，直到对舜菁无话不谈。有时他讲起和其他女人在一起的事，坦然的就像跟同性好友聊天那样百无禁忌。讲到动情处，他会亲吻舜菁，说：“我就这样……”
舜菁光溜溜地躺在男人身边，并不感到嫉妒或者不自在。她觉得那是因为两人的革命信念都够坚定，足以升华以任何形态发展的情感。可是此前没有和异性谈恋爱经验的舜菁其实并不懂自己和老贾究竟是怎么回事。舜菁觉得跟老贾一起，确实让她自觉是个被男人喜爱着的女人，可是他们的爱情关系和她经过见过，甚至幻想过的，完全不同。爱情小说里描写的那种让人愿意生死相许的坚定之爱，舜菁觉得只有她少女时期的爱国激情堪以比拟。
对爱情的怀疑只是舜菁个人的内心独白，实际生活中，老贾就是她的男人，她把担心怀孕的事跟老贾坦白，经验丰富的老贾就教她些旁门左道，舜菁身体力行，为革命感情彻底地背弃了金八奶奶对女儿的淑女养成教育。
老贾和舜菁在男欢女爱中蛰伏等待，即将来临的明天，他们面对的可能是死亡，也可能是机会。
国民党在内战中全面败退，大量难民涌入台湾。成千gcd地下工作人员混在撤退的政府单位、军队和平民百姓中，来到宝岛，很快渗透到各阶层和行业。已经躺在太平间里等待火化的台湾gcd得以死灰复燃。
和组织再度取得联系的舜菁奉命和老贾就地建立工作站。患难情侣放下儿女私情，重新投入工作，对外也不再夫妻相称作掩护，二人正式成为上下级关系。舜菁要老贾负责的据点，就在离台北中枢不远的市中心一带。
台北市中心范围很小，总统府特别行政区旁的西门町人却不少。天南海北，中国又何其大？舜菁居然在台北西门町，人头攒动的中华路上巧遇她昔日抛弃的未婚夫汶祺，让人不能不感叹世界真小！
滞留台北的难民太多，住房紧张的情形短期内无法改善。沿着中华路的铁道边，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密密麻麻的简陋棚屋。屋子窄小，做小生意的搭起雨篷把锅炉货架摆到了街上。中华路上的行人迈不开步子，只能主动分流，对向鱼贯前行。
那天舜菁先是夹在左手边的人潮中随众徐行，起先看到的只是前面一个男人，戴着顶湿热台湾少见的呢帽引起了她的注意，那背影越看越眼熟，让她起了职业性的警觉心，直觉地感到需要进一步辨明。
她加快脚步，左闪右让，抢到前面二十公尺后，转身回走，赫然发现果然是熟人。就在她还没决定是否相认之时，眼尖的汶祺却迎面先认出了她，而且喜形于色张口欲呼，她只好赶快接近，把他的袖子一拉，低声道：“找个地方说话。”
后来舜菁坚持吸收汶祺进组织绝没看在昔日之情。她自认对逃婚的事从没感到愧疚过，更不可能因为他后来娶了自己妹妹，成了一家门。
“这么做，”她告诉老贾，“完全是为了工作上的需要。”
汶祺和不知情的现任伴侣商淑英是逃难途中结的露水姻缘，随时可以说散就散。只是这个女人不简单，从良前在上海百乐门舞厅红过一阵子，吃喝跳赌的门坎不是普通精，交际手腕也一流。舜菁让老贾负责的点，既然以俱乐部的形式做掩护，让汶祺和商淑英这对曾在十里洋场上打过滚的临时夫妻出面主持，可谓适才适所。
虽然成为了同志，可是舜菁贵为一方负责人，和属于外围分子的妹夫层级有别，等老贾的据点稳定后，汶祺跟舜菁就连面也见不上了。
未久汶祺从香港亲友处辗转听说，舜蕙带着他们的儿子离开北方老家到了上海，富贵一时的娘家却已树倒猢狲散，无处可以投奔。他急于接济娘儿俩的家事竟然无法直接上达舜菁，还要靠老贾转告。
“你知道我不能管他们这个事，”舜菁狠心地说，“你那里刚上轨道，我那个妹妹来了怎么算？”
老贾却对情人有心，沉吟道：“你妹妹和儿子在上海我们帮不了，让她过来倒不用你出面。有条船走乐清，我们有人来的时候可以捎上她。只要你不反对，这个我来安排就行了。”
舜菁叹气道：“父母不在了，家里十几年不通音讯，一大家子都散了。我跟这个妹妹以前最要好，也不是不想她，可是这里已经有个张太太，来了让她们闹家务？我们不能影响工作。”
老贾微笑道：“这都好办。她们不必见面。这里本来就是个戏台，除了你和我，有什么是真的呢？”
舜菁心想：老贾比自己小，果然比较天真。非常时期的相濡以沫之情就算是真的，也已时过境迁。世上除了组织，哪里有值得任何个人付出真心的对象呢？
老贾看舜菁不再作声，认为她是默许了。他倒是真心诚意地要讨好舜菁，她是他的长官也是他的爱人，两个身份都值得他为她肝脑涂地。
舜蕙自然不晓得隔海发生的一切，人在上海的她带着儿子日日以泪洗面，只感到墙倒众人推，四处碰壁，连留守家园的亲弟弟也声称自身难保，没如她所愿鼎力相助。然而祸不单行，人生更大的灾难旋即降临，她和汶祺的独生儿子忽然高烧痉挛，延医不及，急症身亡。
舜蕙草草办完儿子后事，万念俱灰，正在盘算如何才能自我了断，好去泉下照顾娇儿的时候，一个自称是汶祺朋友的人找到她，告诉她丈夫在台湾，要接她去团聚。她就糊里糊涂地和个初识的男人来到浙江海边，在月黑风高的晚上伙同另外几条“黄鱼”乘渔船偷渡，过了“黑水沟”。
冒险登陆后，并没有如舜蕙预想，一上岸就和丈夫拥抱团圆，反而被领她来的人单独安置在台中县的一幢小屋里，临行还要她切莫张扬，只需静静等候。
她和邻居语言不通，对环境也不熟。看起来像是乡下的地方却不安静，住处附近竟然有个机场，时有飞机起降，轰隆轰隆，吵得她夜不安枕，披衣坐起回想充满苦难的过去一年，自觉神经逐渐衰弱，常常垂泪到天明。
后来汶祺终于来了，每次来还都带不少家用给她。可是偶来一趟，却只短暂停留两天就“必须回台北”。舜蕙怀疑丈夫在台北另外有了家，一改温柔秉性，常借小故吵闹。
夫妻吵架难免言辞交锋，一扯到客死在上海的儿子她就既心痛又心虚。作为母亲，她没法把丧子的悲剧完全归咎于内战带来的家庭和社会变故，她更内疚自己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家大业大的金家四小姐，官高禄厚的张府二少奶奶，儿子病了居然没请名医诊治，让只是感染了破伤风的儿子延迟救治以致枉送性命？!
她想到一起乘渔船偷渡到台湾的那个乡下女人，一双解放脚，又不会游泳，把还在吃奶的婴孩绑缚在胸前，决然地踩进虽属浅海，却也随处可以教人灭顶的冰冷海水里。那是多么的勇敢！她怎么就这样无能，让儿子死在自己的怀里了呢？
偷渡上岸那天时近黎明，四周却仍昏暗，被赶下船的几条“黄鱼”在海中载沉载浮等待接应，舜蕙几次出手拉住那个站立不稳的女人，看她奋力把婴儿举高，用脸颊暖着被海水冻得面部青紫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