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想，假设菊红在1945年的失踪，是和革命工作有关，那么这可能就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冤案了。因为无论她讲什么，人们都认为她是由于老年痴呆引起的幻想。倘若果真这样，那真是太悲哀了。
那么还有第二种可能，也就是菊红的孩子们都不愿设想的那个结局。她，怀着爱人的孩子，在一个隐蔽的乡村生下这孩子，又回到了南盘村。
这可能吗？听起来也像是天方夜谭。一位女革命家，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突然怀孕了，更糟糕的是她当时并没有结婚。这太不符合我们平常听到的传统革命教育的规矩了。
但是，如果这两种可能都不存在，那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最后我对自己说：假设那个所谓的真相浮出水面，我们又能怎样呢？
是的，无所谓真相了。青梅如果没有竹马，那就把它煮成一坛醇厚的老酒吧！
春天到了，我去河南洛阳的部队出差，顺便看看上军校的女儿细细。
周末赶上连队演练，细细高兴地跟着我去了。刚走到操场，一个战士大步流星走到我跟前，唰地敬礼：“报告首长！三连全体正在操练，请指示！”
我吓了一跳，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个“七七八八部队”的，一直在非作战部队工作，对连队这一套很陌生，所以我愣在那里出洋相了！
幸亏女儿读的是军校，她懂。此刻她气急败坏地跟在我后面说：“快回答‘按计划进行’啊！”
“按计划进行！”我结结巴巴地说。
一群迷彩色从我眼皮下整齐地掠过，我脸红了吧？没敢抬头看。
下午去打靶。我一路上兴奋地给女儿吹嘘自己当新兵时打靶的优秀成绩。
结果报靶员报我的成绩时，很内疚地说：“报告首长，您的靶子没有中环。”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我打了几环？”
“没中一环。”声音更小了，好像是他的错。
我简直不能相信这种结果。这太丢人了，我是我爸我妈的孩子吗？但事实就是这样。
当我悻悻然要离开靶场时，报靶员气喘吁吁又跑过来说：“报告首长！您不是没上靶，是打错了，都打到别人的靶子上去了。”
这时，我的手机急促地叫唤起来。这铃声和平时响得有点不一样啊！我手忙脚乱地掏出来，一看是长沙家中的电话。
菊乖在电话里沉痛地说：“菊米，妈妈现在进手术室，说是胃穿孔，情况很不好。医生说不做手术必死无疑，但是做手术最乐观也只有百分之一二的希望。所以他让我们全家今晚都——来医院，向妈妈做——最后的告别。”
最后？！这，这是什么意思？
我拒绝这个消息。因为菊红在我和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心目中，是不死的象征。我从来就没想到过，这个世界会没有菊红的存在。就像世界上所有没心没肺的孩子，都不会相信他的父母有一天会离开他，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这一天就这样很不像话的到来了。这一天来得太快了。这，这是什么意思？
慌乱中，我边哭边急忙收拾东西从洛阳赶往郑州，希望能搭上最后一班开往长沙的列车。我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妈妈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今天我一下就触摸到了，今天果然一切都改变了模样，包括这世界的颜色、氛围，甚至连同空气中的味道等等都不同于往常。
依稀记得在某张报纸上看到一条报道，说科学家认为，在人的大脑中有一根神经（或是某个区域）专门控制着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而被控制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自己会有一天甚至下一刻会死去，即使他们懂得生命是有限的。
这条报道令我震骇，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周围的人，结果真是如此：你看无论是玩命工作的人还是醉生梦死的人；无论是性情温和的人还是脾气爆烈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穷人富人，都是想着“我要这样做”，而不想“为什么这样做”，不想结果会怎样，怎样的结果又怎么样……
当然了，假设人的大脑中没有这样一根“控制着人类对死亡恐惧的神经”，那世界就更不可设想了，好多好多怕死的家伙就整天只会发抖，什么也做不成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所有的人都活在“恐惧”的背面。只不过那是一个虚拟的背面。
我在混乱中胡思乱想着，感觉漫长的高速公路漆黑漆黑好像永无止境，整个路上只有我们的车在飞速行驶，如同在一个黑色的时间隧道穿梭。车灯照亮了路两旁的指示牌，我绝望地无助地看着车外：过登封了！过少林寺了！过新密了！（我祈祷着：快啊快啊！只要能赶上今晚最后那趟开往长沙的列车。）
眼泪止不住地流淌着，车窗外开始起雾了。突然，一阵奇特的幻象在我脑海中呈现：那黑的漫长的隧道，是母亲的子宫。我，尚未诞生的我，在母亲温暖的子宫里惊慌而悲凉地向前漂移、漂移……
幻象中的菊米，本是不愿意来到这世界上的，她想折回去，抗拒一种新的诞生。因为她原本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可是她毫无办法，她来了。他们来了！我的兄弟姐妹们互相搀扶着、温暖着、安慰着。从春走到夏，从夏走到冬，直到荒芜的大地万物复苏，整个宇宙流金溢彩姹紫嫣红。
……
手机响了，是哥哥贺豆豆，他说菊红十分钟前已进了手术室。
那么，那把锋利的手术刀此刻定是已将菊红的腹部划开了！
我感到了剧痛，感到自己从一个黑黑的隧道被弹了出来。我诞生了！
我们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