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郝光说，贺杰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辛苦的几年。他有时骑着自行车，但大部分时候是步行，从河北到山东，从山东到山西。那高高的太行山上不知留下他多少行足迹。他搜集了大量的情报，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的名字无人知晓，他的功绩无人知道。因为他们实施的是单线联络方式，经常会因为上线或是下线被捕，甚至有人叛变，导致整个情报系统崩溃、重组。一直到全中国解放，贺杰和妻子菊红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菊乖随大军南下。
也正是这个阶段，贺杰的身体开始出现了很不妙的情况。他不是不知道，但他再次向党“隐瞒”了事实，他的肝部状态非常不好了。可是贺杰一心想着要多为党工作，洗刷干净曾经的剥削阶级思想。当他偷偷去看病，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他只有一个想法：趁有生之年，快快地、尽可能地为党多做工作。
天哪！这要多大的毅力？
由于贺杰认为菊红的冤案是自己促成的，所以他把自己打倒了。那些时候，他每天眼睁睁看着天花板睡不着，心里来来回回地念叨着：这件事情我做对了……那件事情我做错了……这件事情我主观上是想做好，但是……
最后，他做了一件让自己瞠目结舌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在他反反复复的念叨中，总是“对的”。他必须做！他要马上去做！那就是：回到他日思夜念的故乡陕西，去看望他想得心里滴血的黄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什么剥削阶级成分不成分的，老子要回家！
贺杰参加革命到如今，这是头一次回老家。他做得太绝了，甚至父母和七个哥哥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人是一种神秘的动物，对某些事物会有超级感应。贺杰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
贺杰回来了！整个村子里都沸腾起来。原来，家乡的人们都听说他早就为国牺牲了，没想到隔了二十年，他却突然出现了。村庄的人都姓贺，把贺杰家围了个水泄不通。一时间人喊牛叫羊咩咩，好不热闹。贺杰的心热得发烫，他后悔没早点回来看看。在乡亲们中间，他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令人舒坦的气流。
当贺杰第一眼看见母亲的时候，他喉头哽咽着跪倒在母亲跟前。父亲在一旁不动声色地发泄着不满：“也不给个信！你娘的眼都哭瞎了，都以为你不在人世了。”
哭瞎了眼的母亲摸索着儿子的脸：这是鼻子，贺家的鼻子都是直挺挺的；这是眉毛，儿子的眉毛长得十分俊；这是天庭，儿子的天庭十分饱满……突然，母亲的手停住了，表情凝固了，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下来。
贺杰疑惑地握住母亲的手问：“娘，你咋了？”
娘说：“儿子啊！你给娘说实话，娘怎么觉得你心里有很大的冤屈呢？”
“娘，俺没有，俺好好的呢。”贺杰心里十分诧异，他还记得娘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些巫气，预测风雨，说来就来，给人看相，特别是那些相亲的年轻人，特别相信娘的判断；怀孕的女人总是喜欢缠着娘，给她们目测怀的是男是女，准确率几乎百分之百。只有一次，娘说那孕妇怀的双胞胎，是一对儿子，但生下来是一儿一女。娘听了说：“我起初要是不说，她就是一对儿子。我说给她听了，她太想还要个女儿，这就给换了。”她使用这个“这”字时显得很权威，真不知道“这”是谁？但没人敢问，反正很灵。更神的是在某个清晨，娘看见一个本家叔叔拧着一口袋杂粮进城，说是换点日用品，娘的脸就变了色说：“甭去换啦！”那叔叔说不行非要去。娘也不好说什么。吃午饭的时候，娘对爹说：“那叔叔回不来了。”爹说你别瞎扯！孰料傍晚时分，就听到一片悲怆的哭声。说是那个叔叔去看戏班子唱秦腔，看得入迷，不留神踏空掉进河里淹死了。
打那以后，娘就再也不给人预测什么了。她自己大病一场，之后对爹说：“折额（我）的寿哩。”
娘听贺杰说“好”，心里有数，但不动声色地说：“那就好。只要你好好过日子，甭折腾就好。娘这边你不用操心，没事不要来回跑。你是国家的人了，娘这个出身也不能影响你进步。”
娘一下就点中了贺杰的“死穴”，贺杰惭愧得无地自容。他抱着娘，禁不住放声恸哭，弄得跟在后面的菊红也呜呜地哭。
娘把菊红跟贺杰的手拉在一起说：“好好过日子。娘看得出来，这是个好媳妇哩！她该是进我们贺家门的女子，心里能装天那么大的事情……”
贺杰是个大男子主义十足的人，在他和菊红的家庭生活当中，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或许，他从来就没有爱过菊红，只因为菊红是组织上派发给他的，所以他无法说服自己，也不懂得如何与她形成亲密的爱人关系。但是当他看见菊红和娘那种天然的沟通与和谐，使他非常感动，诚如娘说的那样，他发现了菊红的很多优点和可爱之处。
还有和晓月的奇遇，不知触动了贺杰内心深处的什么，使他过去一些思想上固执的想法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首先，是关于菊红的冤假错案，不管怎么着都是因为贺杰当时“彻底的革命性”而无意中造成的。这事过去的时间越久，贺杰心中的内疚就越是强烈。这内疚的感觉像烧红的烙铁在他心上搁着，一触碰到就钻心地疼。在革命的康庄大道上奔驶得很顺利的贺杰，猛地摔了一跤才突然明白，有时候，他人的伤口其实是自己的疼痛。他翻来覆去地想着，一定要找个合适的机会和菊红好好谈一次话，把结婚以来的情况总结总结，自己也得服服软，把大男子主义克服一下，向菊红作个检讨。然后呢，两个人振作起来，重新建设美好的家园。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人生都不过是过客而已，凭什么老子要被那些王八蛋的阴谋算计所绊倒？
哼！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像着不久的将来，那些坑害妻子菊红的坏蛋就会落入法网，垂头丧气地站在审判席上接受党和人民的正义惩罚，贺杰的心里就大放晴天。
心态好了，思维也就不一样了。在人生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永远在反省、反思，永远在不断地修炼、批判自己和提升自己革命觉悟的贺杰，终于为自己的未来抛出了一张正确的牌。只是他仍然万万没想到，他“觉醒”得太晚了。
在这段非常的日子里，贺杰甚至偷偷地写了很多热情洋溢的诗歌，是献给爱妻菊红的。这些，菊红一点都不知道。当然，那些诗歌有些是与革命有关的，并没有什么爱**彩。但这有什么关系？在那个年代，革命就是理想，而理想和爱情是不可分割的。
非常遗憾的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对于贺杰来说尤其如此。首先是他患严重的肝病，而且最近身体越来越不好。然后紧接着的一个周末，家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有人来访。
贺杰和孩子们都不认识此人，他高大的身躯堵在门口，有一种密不透风的感觉。
“请问这是菊红同志家吗？”他说。口音很重，一听就是山东人。
菊红“突”地站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来人看，她“啊”了一声，身子摇晃了两下，好像要晕倒。贺杰眼疾手快地扶住了菊红，以他常年搞地下工作的谨惕的眼神打量来者：“你是谁？”
那人一步跨进门，自我介绍说：“我叫——”
“洪——涛！”菊红缓过劲来了，她哆嗦着嘴唇，不敢置信地问，“你，你是洪涛吧？”
这位被菊红唤作“洪涛”的大个子，双手使劲握住了菊红的胳膊，无限深情地注视着她说：“是我，菊红我是洪涛啊！”
贺杰生气了。这是干什么？在我的家里，那样情深意切地拽着我老婆的胳膊，居然当着我和孩子们的面，他什么人哪？他想着，就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洪涛的胳膊撸开说：“你是谁呀？”
洪涛淡淡地笑笑，转过身来对贺杰说：“我是谁不重要，关键是我想问你是谁？”
咦！你反了天了不是吗？贺杰气得脸都白了。他哆嗦着嘴说：“她是我老婆，我是她丈夫。你是哪来的混账，跑到我家里寻事！”
洪涛无比讥讽地哈哈一笑道：“好一个丈夫！”说着，他严厉地瞪着眼睛斥责道：“你这个当丈夫的，你爱过她吗？珍惜过她吗？不！你没有。你不仅没有，反而害了她！你这自私自利的东西，为了表现你自己多么革命，把老婆推到坏人手上，害她成为坏人的靶子。菊花，哦菊红她从小就没有亲人，一直跟着游击队干革命，这么好的女人，这么优秀的好同志，竟然被你害成这个样子，你害得她一无所有，只剩下你这个混账的所谓丈夫！”
震怒中的贺杰“哗啦”一下打开了抽屉，只见他飞快地取出一支手枪，拉栓，对准这个叫洪涛的不速之客。
“滚出去！不然我枪毙了你！”贺杰怒吼道。
不料那洪涛也毫不示弱，几乎是与贺杰端枪的同时掏出一把手枪对准了贺杰——
刚把孩子们哄出去的菊红看到这个场面，大叫一声，飞快地不知从哪里掏出了自己的手枪，正是那把她最心爱的勃朗宁，**元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赠送给她的手枪。
现在，菊红用这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胸膛，她圆睁着眼睛厉声喝道：“不许动！看你们谁敢动一下我就打死自己！”
她做得到的，她是不怕死的，她枪法很准的。这屋里两个互相并不了解的男人对菊红却很了解。他们感到了害怕，他们放下了武器，眼睛却都喷着敌对的火焰。
这个严重的事件很快传遍了长沙市的大街小巷。这么说有点夸张，其实是所有来到湖南的南下干部几乎都听说了此事。大家议论纷纷，反正是挺丢人的。
不多久，贺杰的手枪上缴到单位保卫处代管了。菊红的那把手枪她拒不上缴，你要是和她讲道理说这很危险，武器不能留在家里，她就会说，这是**元帅送给我的纪念品，谁也无权拿走。人家就对她没有办法了。
那洪涛呢？当然是省委组织部和贺杰、菊红单位来了不少领导，做了很多工作，他气愤地回去了，他的单位在南京。
菊红后来渐渐地得知洪涛的一些情况：他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先是在一家野战医院疗伤，之后分到南京一个野战部队当政委。他没有结婚。
贺杰呢？他一直很气愤，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洪涛彻底激怒了他，他看出来了，菊红和这个叫洪涛的男人之间一定有着无可形容的深厚感情。可怕的是他从来没听说过，这就更加说不清楚了。这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正是男人和女人之间最隐秘、也是促成男女结合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比方说，贺杰每次见到晓月的时候，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而在他与菊红的婚姻中，就从来没有过。然而贺杰毕竟是个善于学习，不断在成长的道路上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好同志。上次见到了晓月之后，他深知自己对这个优秀的女人的一切都只不过是美好的幻想，见到她有了更好的归宿，那么自己就应该收起澎湃的心来，和菊红一道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但是现在，贺杰他不打算向菊红作检讨了，他也决不向谁服软！至于生活，生活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什么重建美好家园，去他妈的吧！
郁闷之中，有一天，贺杰的老战友熊建武来看望他。贺杰难得高兴地摆了酒席款待他。
熊建武也是陕西人，跟贺杰是老乡，又一起南下来湖南。湘西剿匪结束后，他留在当地担任公安局长。常言道“酒后吐真言”，这两个老乡在一起喝酒喝高了，贺杰就把闷在心里很久的话倒出来了。
贺杰说：“老熊啊，我——我给你说。我贺杰最最讨厌的，就是女人玩武器。”
老熊哈哈一笑说：“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老婆枪法最好你小子有点妒忌是不是？”
一听这话，贺杰气愤得酒也醒了，他站起来，双手叉腰高声喊道：“我他妈还会妒忌老娘们？太小看人了。我是说，这武器是不应该放在家里，迟早要出事。老熊你看我的枪都上缴了，可菊红同志她，她就是不交。”
老熊狡黠地一笑，把贺杰按在椅子上，如此这般给他耳语了几句，贺杰听了连连点头。
菊红有个习惯，每到周末就要把手枪拿出来仔细地擦擦，直到手枪油光锃亮，发出乌蓝乌蓝的幽光。但是这个周末，她照例去开抽屉取手枪时，突然跟踩在了电门上似的惨叫一声：“枪呢？我的枪呢？我的手枪怎么没有了？谁动了我的手枪？”
贺杰气急败坏地冲进来制止菊红说：“别叫别叫！人家还以为我们家又出事了，一会儿又把保卫处长叫来了。那枪啊，那枪——是这样的。”
菊红一把甩开贺杰的手，毫不克制地吼叫着：“快说，你把我的枪放哪儿了？”
菊红激烈的反应超乎贺杰的想像，但是他没有退路了，他脖子一梗，豁出去了的样子说：“枪，我送给湘西的熊局长了。他——”
“啊——！我和你拚了，你竟敢拿我的手枪去送人，我要你送！我要你送！”菊红气疯了，对着贺杰一顿狂扑乱打，“不行你快给我要回来！不然我就和你没完。”菊红气得浑身发抖，十指发麻，感觉两条腿都不属于自己了，她嚎啕大哭。
渐渐地，菊红的眼泪干了。自从失去了这把手枪，她脸上一副“心死如灯灭”的模样，整个人都丢了魂似的垮了。贺杰看了心里都虚虚的，他开始后悔了。
这天早上，贺杰一醒来就觉得嗓子眼痒痒的，有股子土腥味道，他使劲一咳，“哇”地喷出来一股鲜血，他心中一惊，知道不妙了。自从菊红的“被面事件”以后，贺杰这是第二次吐血了。他心里无比沉重地想：“上天惩罚了我呀！”
菊红习惯性地跟着起床，一见到那鲜血，蹦起来就去找救护车。谁也没有料到，贺杰这一去医院就再也没有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