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红和贺杰的新婚生活可以说是别别扭扭的，不那么顺当。这一点都不奇怪。菊红打小是“游击队作风”，也没爹妈管，自由惯了而且个性很强。而贺杰则出生在陕西一个大地主家，在西安读了中学又去了延安，接受了不少新文化新思想，在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多少还是有些罗曼蒂克的。按现在的话说，他俩有点门不当户不对，各自身上有着各自阶级的深深烙印。这种东西平时看不出来，但每到关键时刻就会暴露出矛盾，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矛盾。
这天，菊红看着贺杰，直愣愣地问：“哎，你当时在西安念书念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想起去延安呢？”
菊红很久以后都不知道怎么称呼贺杰，说话的时候总是说“哎”，就代替了称呼，这使贺杰很不满，忍不住说：“我说啊，你为什么总把我叫成‘哎’？我没名字吗？”
菊红一愣，她不是故意的，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叫贺杰了，但是她还是解释说：“你叫我的时候，不也是说‘我说啊’，你也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啊。”
贺杰没话可说了。的确，他每次叫菊红，总是这样开口：“我说啊。”特别是他浓重的陕西腔，听上去就像是“额舍啊”，挺逗的。
贺杰总觉得菊红不像自己的婆姨，她像个带不亲，养不熟的孩子。她文化不够，也不温柔。这倒也罢，那会干点家务活也行啊，老家人的那些婆姨多贤惠啊！面条擀得多香啊！陕西人吃起面条来不要命似的。没面条吃怎么行啊？菊红就不会，她只会蒸一堆傻乎乎的馒头。再说她一个女人家，混在男人堆里打打杀杀的，居然对武器十分感兴趣，像个啥？而且，关于为什么要去延安这个问题是贺杰的忌讳，菊红她不识趣，非要提这件事，贺杰心中非常郁闷。
其实这对革命夫妻，所谓的“节骨眼”上的事情，无非也不过是生活中一些小事，但问题往往就是体现在小事上的。还是拿面条来说吧，贺杰吃不上面条的时候，他会很生气，但又不直说，他甚至会寻一些事情，来发一些莫名其妙的火。两人必然要吵架，吵到最后，菊红会发现他居然是因为没吃上面条生气，菊红感到十分可笑。她想：到底是剥削阶级家庭出来的孩子，对生活这些细小的事情一点都不能迁就，吃不了一点苦，那你出来革什么命啊？每当这样想时，菊红就有一种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一旦被贺杰感受到，他就会特别恼火。他很后悔不该在结婚的那天向菊红坦白了这个秘密，一直成为菊红在精神上优越于他的杀手锏。
贺杰在革命队伍中玩命地工作，特别是刚从延安分到山东枣庄搞情报工作那段日子，他好几次累昏倒在地上。同志们对他这种玩命的状态不大理解，但他自己心里明白：他要以此来消除自己家庭的“不清白”。菊红认为他“娇气”，这有点冤枉他，不就是爱吃个面条吗？这过分吗？
贺杰的心里还埋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在西安读中学时，家人为他准备好了一个童养媳，他誓死不从，就为了这个，他跑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再也不打算回家。但是在入党的时候，他向组织表白的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神往延安，相信只有gcd才能救得了中国，所以瞒着家人偷偷去了延安。贺杰最严重的问题是隐瞒了他的家庭出身。他老家拥有好几百亩土地，住的是深宅大院，还雇着长工和佣人。贺杰还有一个奶妈，因为他母亲生了八个孩子，到他这个老八时，没奶吃了，他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这些，都是解放后菊红仅有的一次回贺杰老家时，听婆婆跟她唠叨的。菊红当时听了这事，吓得脸都灰了。贺杰啊贺杰！你、你、你……
贺杰的母亲是方圆几百里赫赫有名的“母老虎”，听说只要她咳嗽一声，周围的人都会噤得不敢吐大气。瞧啊，就这样的“恶霸地主”，贺杰填表的时候都写成“上中农”。可见埋伏在我们党内，还有多少不清不白的人。
在延安抗大，贺杰认识了一位杰出的女性——晓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