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会以为，菊红和洪涛之间定会有一个精彩的爱情故事。是啊，即使他俩结婚，那也是太正常不过的事，青梅竹马呀！又是出生入死的患难战友。多好啊多好啊！但恰恰相反，相当奇怪的是，他俩一直没有如人们想像中的那样，默默相爱，执子之手，白头到老。没有没有！虽然如果他俩结婚生下来的就肯定不是我，但是我还是为此感到万分遗憾！
为了搞清楚这段历史，我又去了一趟邯郸。这次，我是去找当年我父亲贺杰的老战友郝光。解放前夕，邯郸地下党在这一带活动，以商贸公司为掩护，为解放邯郸做了大量的工作。郝光就是这个“商贸公司”的总经理，实际上他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兼站长，刚从延安来邯郸的我父亲贺杰，则是情报站的副站长，对外则称副总经理。
其实我家和郝光家早就没什么联系了，特别是“文革”以后，都或多或少受了些冲击，彼此间来往就渐渐淡了。生活，会把人心磨砺得粗糙。
我手里捏着一张纸条，那上面记了郝光家的电话。可那是哪辈子的电话呀？根本就打不通。我着急了，又把电话打到海军驻邯郸某基地的战友那里，求他帮忙寻找郝光。
战友说：“这样老资格的同志，功臣啊！好找。”说罢，一个电话打到当地民政局。还真巧了，正好一位负责人是他部队转业的战友，就说：“这么老的同志，要问老人才知道。”后来果然查到了，原来，郝光的真名叫田大力，郝光是当年他做地下工作的掩护用名。解放后所有的人都称他田局长、田书记。
民政局派了一位年轻人小张陪我去郝光家。一路上小张向我介绍郝光家的近况，我嘴里“嗯嗯”地应着，心里一堆心事没听全，就记得好像是说郝光家正面临着拆迁，但是他不肯搬走。我随口搭了一句说：“是钉子户啦？”
小张尴尬地笑笑，含糊地应着。
到了郝光家楼下，我吃惊地发现情况比我想像的严重得多：这一片楼都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只剩下郝光住的这一小幢。紧挨着他家的几幢小楼倒是还没来得及拆，但是住在里面的人都搬走了。由于不住人的房间总是透着没有人气和阴凄凄的感觉，我禁不住打了个冷噤。我看着小张，他忙解释说：“早就给老局长安排好别的地方，但他不肯搬走。”
我说：“那一定是他还有什么具体问题没有解决吧？”
小张唯唯诺诺地说：“那是那是。”
随着电铃响，门开了。里面威严地并排站着老头老太两个人，正是郝光和他的妻子。
小张和郝光家看来比较熟悉，站在门外就大声说：“老领导，您的老战友的孩子来看您来啦！”
满头银发的郝光，身材高大，八十多岁的人，腰板还没怎么弯。许是常年搞地下工作，他眼神非常犀利，严肃地问我：“谁？你是谁家的孩子？”
“菊红。”
“菊红？”郝光露出惊异的表情，他边使劲回忆着，边摇头道，“我不记得这个人。”
我连忙补充说：“贺杰！我是贺杰的女儿。”
他睁大了眼睛，嘴张成O型，愣了几秒钟，而后颤巍巍地向我伸出双手。
这，就是我从小听母亲菊红唠叨了无数遍的郝光叔叔，他率领着我的父亲贺杰等人，无数次深入敌后，搜集了大量情报，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啊！
可没想到，郝光紧紧握着我的手，非常难过地脱口而出说：“姑娘啊，变天啦！”
我差点就要哭了。但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又想笑。或许，是对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到可笑。
我从郝光那里听到了很多有关于我父母的故事。原来他不知道菊红，是因为他只知道菊花，恰如菊红不知道田局长，只知道郝光。
为什么呀？我问郝光说：“我妈妈不是早就改名为‘菊红’了吗？”
郝光说：“你父亲总是喜欢叫你妈菊花，我从来没听见他叫过菊红。”
想起来了，菊红告诉过我，父亲只有在十分生气的时候，才会说“菊红同志”！
随着郝光的讲述，我走进了六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