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员这回真的生气了：
“这种事谁都不知道，而且这和谁都没关系！”
“哼，可不，不知道，”隔壁书房里那个讨厌的声音又说话了，“其实，这种事并不难知道，又不是牛顿的二项式定理！这个人将在九个月之后，也就是明年二月，死于肝癌，死在国立莫斯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第四号病房里。”
索克夫的脸色变得蜡黄。
“九个月，”沃兰德沉思着说，“二十四万九千……这就是说，大致估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平均二万七千卢布？不算多，但是过一般的生活总也够用了。另外还有那些金币呢。”
“那些金币他是不可能兑换的，”使索克夫从心里发冷的那个声音又说，“安德烈-福基奇死后，他那所房子很快就会被拆除，金币被挖出来送到国家银行去。”
“所以，我劝您最好别住进医院，”外国演员继续说，“您想想，在那些毫无希望的病人的痛苦声吟声中，死在病房里，多没意思！不如用二万七千卢布举行个盛大宴会。在一帮醉醺醺的美女和豪放的朋友的包围中，服点毒药，在弹唱吹奏声中到［另一个世界］那里去，不是更好吗？”
管理员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他立刻显得苍老了许多：眼睛周围出现了黑圈，两腮塌陷下去，下巴也耷拉下来。
“不过，我们想象得太多了，”主人大声说，“还是谈正事吧。您把您收到的纸条给我看看。”
管理员激动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报纸包，打开一看，愣住了：纸包里是一沓好好的钞票。
“亲爱的朋友，看来您确实是身体不大好。”沃兰德耸耸肩说。
索克夫奇怪地笑着站起来，结结巴巴地问道：
“可是，要是它再……”
“嗯……”沃兰德沉思着说，“那您就再来找我。欢迎光临！和您认识，我很高兴。”
这时卡罗维夫从书房里跑出来，抓住索克夫的胳膊，摇晃着请求安德烈-福基奇代他问候所有的人，向大家致意。管理员昏昏沉沉地向前室走去。
“赫勒！送客人！”卡罗维夫喊道。
红头发裸体女郎又出现在前室了！索克夫轻轻地说了声“再见！”从门缝挤出来，醉汉似的踉踉跄跄往楼下走。他下到四层楼停下来，坐在楼梯上，掏出纸包来检查了一下：钞票还都在。
这时，从四层的一家房门里走出来一个拿绿色手提包的妇女。她看见有个小老头儿坐在楼梯上傻乎乎地盯着钞票，撇嘴笑了笑，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说：
“我们这座楼是怎么搞的？一大早就有醉鬼。楼道里的玻璃也给打碎了。”她仔细看了看索克夫，又说，“喂，这位公民，你要那么多钱干吗！你呀，还不如分给我点儿！啊？”
管理员吓了一跳，麻利地把钞票收起来说：
“饶了我吧，看在上帝分上！”
“见你的鬼去！守财奴！我不过是开了句玩笑。”妇女放声大笑，下楼去了。
索克夫慢慢站起来，举起手想扶扶草帽，这才发现头上没有帽子。他非常不想再返回去，可又舍不得那顶草帽，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楼去，又按了一下门铃。
“您还有什么事？”还是那个该死的裸体赫勒问他。
“我忘了拿草帽。”索克夫指着自己的秃头说。赫勒转过身去，管理员索克夫心里骂了一句，闭上了眼睛。当他再睁开眼时，赫勒正拿着一顶草帽和一把黑柄宝剑递给他。
“这不是我的。”管理员推开宝剑，迅速抓过草帽戴上。
“难道您来的时候没带宝剑？”赫勒像是感到奇怪。
管理员嘟囔了一句什么，快步向楼下走去。戴上草帽后他觉得头有些不舒服，像是太爇，便把帽子摘了下来。这一来他吓坏了，不禁轻轻喊了一声：拿在他手里的是一顶天鹅绒的圆软帽，上面还插着一根磨坏了的鸡翎。索克夫不由得画了个十字。但这时小绒帽忽然瞄地叫了一声，变成了一只小黑猫，从他手里一下又跳上头顶，四只爪子使劲抓住了他的秃头。管理员没命地喊了一声，朝楼下跑去，小猫则跳下来顺楼梯跑上去。
索克夫跑出楼门，穿过院子，飞快地跑出了大门，永远地离开了这所魔鬼的房子第302号乙楼。
他后来的情况我们也很清楚。跑出大门后，他贼眉鼠眼地回头望了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一分钟后他就站在街对面的一家药房里了。他刚刚说出“请问……”两个字，柜台里的女售货员便大喊大叫地说：
“公民！您的头上全是伤啊！……”
五分钟后管理员头上缠好了纱布。他打听到两位治疗肝脏病最有名的专家：贝尔纳德斯基和库兹明。他还问明了其中住得最近的是库兹明大夫往前走过一栋房子，有座独门独院的白色小楼就是他的诊所。索克夫欣喜若狂，一分钟后便来到了这座小楼。小楼相当古老，但它仍使人觉得非常舒适。索克夫只记得首先接待他的是个老年妇女，她迎上来想接过他的帽子，见他没戴帽子，便吧喀着干瘪的嘴唇走开了。
随后出现在大穿衣镜旁的小拱门下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告诉他：现在只能挂十九日的号，在这之前没有号了。管理员马上就想出了办法：他眯起眼装出无津打采的样子，望着拱门内前室里候诊的三个人，用耳语般的声音说：
“我病得快死了……”
那妇女困惑不解地看了看索克夫头上的纱布，犹豫了一下说：
“行啊，没办法……”她让索克夫进了小拱门。
与此同时对面的房门打开，一副金丝边夹鼻眼镜一闪，一个穿白罩衫的妇女说：
“各位公民，让这位病人提前进来吧。”
索克夫还没有来得及四下看一眼，便站到库兹明教授的诊室了。这是个普通的狭长房间，里面并不显得庄严可怕，也没有一点医院的气氛。
“您怎么啦？”库兹明教授用悦耳的声音问，同时关切地看着索克夫头上的绷带。
“我刚才从可靠方面获悉，”索克夫瞪起眼睛，呆痴地看着玻璃镜框里的一张集体照片回答说，“我将在明年二月死于肝癌。我恳求您制止病情的发展。”
库兹明教授仰身靠在哥特式座椅的高椅背上，问道：
“对不起，我没听懂您的意思……怎么，您已经请医生看过？您头上为什么缠着绷带？”
“请什么医生？！……您还没见过这样的医生呢！……”这时索克夫的牙齿忽然格格地响起来，“请您别管头上的绷带，这都没关系。您别管脑袋！脑袋跟这毫无关系，我是请求您制止肝癌的发展。”
“可是，请问，这是谁告诉您的？”
“请您相信他吧，”管理员恳切地请求，“他肯定是知道的。”
“我一点也不明白，”教授耸耸肩膀，同时把座椅向后一推，离开了桌子，“那个人怎么会知道您什么时候死呢？他又不是医生！”
“而且知道死在第四号病房！”管理员回答说。
库兹明教授看看眼前的病人，再看看他的头和两条湿裤退，心想：“麻烦事够多了！又来了这么个疯子！”
“您喝酒吗？’墩授问道。
“从来不沾边儿。”管理员回答。
一分钟后他已脱去外衣躺在冰凉的人造革卧榻上，教授柔着他的肚子。经这一柔，管理员的情绪大大好转了。于是，教授绝对肯定地说：现在，至少就目前的检查来看，没有任何癌症迹象。但是，既然来了……既然受到江湖骗子的吓唬，自己又有些担心，最好作一次全面化验……教授迅速地开着各种化验单，一面对他解释着哪一张该拿到什么地方去，该送去什么化验物……另外还写了一张字条交给他，叫他去找神经科专家布勒教授，并且告诉他：您的神经已经完全失调了。
“我该付给您多少钱，教授？”索克夫掏出鼓鼓囊囊的钱夹子，用颤抖的声音和颜悦色地问。
“您随便。”教授生硬而冷淡地回答。
管理员掏出三张十卢布钞票放在桌上，然后又用异常柔软的、像猫爪子似的动作在钞票上面放了一小摞用报纸包着的东西，放下时它发出轻微的金属声。
“这是怎么回事？”库兹明教授捻着两撇小胡子问道。
“请别见笑，教授，”管理员小声说，“我求求您想法制止我的癌症发展吧！”
“请马上把您的金币收起来！”教授态度高傲而严峻，“您最好还是去治治您的神经！明天送尿来化验。不要多喝茶，完全不要吃盐！”
“菜汤里也不能放盐？”索克夫问。
“什么都不要放！”教授命令道。
“嗨！”管理员忧郁地叹了口气，用深受感动的目光望着教授，收起报纸包着的金币，一步步倒着退向门口。
这天下午教授的病人不多。黄昏前最后一位病人也走了。教授一边脱自罩衫，一边无意中朝索克夫放下三十卢布的桌角看了一眼，他看到：桌上根本不是十卢布钞票，而是三张“阿布劳一久尔索”香槟酒的商标。
“鬼晓得是怎么回事！”库兹明教授嘟哝了一句，在地上拖着已脱下一只袖子的白罩衫走过来，摸了摸那几张纸，“看来，刚才这人不仅有津神病，还是个骗子手！可他来找我干什么呢？叫人纳闷儿！难道就为了弄到一张化验尿的化验单？噢，他一定是把大衣偷走了！”于是教授只穿着白罩衫的一只袖子急忙跑向前室，站在前室门口尖声喊道：“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你快看看，大衣是不是还都挂在那儿？”
大衣一件不少。但是，当教授脱下白罩衫又回到桌前时，他的两脚却像在地板上生了根，眼睛盯着自己的办公桌怔住了；在刚才还放着几张酒瓶商标的地方，蹲着一只可怜巴巴的小黑猫，它正冲着一小盘牛奶在喵喵叫。
“这是怎么回事，请问？！这太……”教授突然感到自己的后脑勺发凉。
听到库兹明教授有气无力的喊声，女护士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急忙跑过来安慰他：小猫必然是哪个患者有意扔下的，这种事别的教授也遇到过。
“大概是因为它的主人家生活不富裕吧，”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对教授解释说，“他们以为咱们这里当然会……”
两人开始猜测扔小猫的人。怀疑最后落到一个患胃溃疡的老太太身上。
“是她，当然是她，”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说，“她准是想：我反正快死了，可这只小猫怪可怜的。”
“那也不对呀！”库兹明教授大声说，“牛奶呢？牛奶也是她带来的？还有这个小盘子？”
“她用个小胶皮口袋装了来，在这儿倒在盘子里的。”克谢尼娅-尼基季什娜解释说。
“不管怎么样，您先把这小猫和盘子拿掉吧。”库兹明命令说，并亲自把女护士送出了门。可是他再回到办公桌前时，又发生了新的情况。
教授正往墙上挂白罩衫，听到院子里有人大笑，往窗外一看，又惊呆了：一个只穿内衣的妇女正穿过院子向对面的平房跑去，院里的小男孩在冲她大笑。教授甚至认出了这位妇女是玛利亚-亚历山德罗夫娜。
“怎么搞的？！”库兹明教授显然对这种行为十分鄙视。
这时从女儿住的隔壁房间里传来了留声机的声音，放的是狐步舞曲《阿利路亚》。同时还听见身后有麻雀的唧唧喳喳声。回头一看一只很大的麻雀正在他的办公桌上跳来跳去。
教授暗自想：“嗯，要镇静！……这麻雀想必是在我离开窗子的时候飞进来的。一切都是正常现象。”但是，他确实感觉到一切都不正常了，主要是因为这只可恶的麻雀。教授再定睛一看，麻雀也非同寻常：它拖着左退，好像有点瘸，但显然是故意装的，歪着头，眼睛亿斜着……总之，它正踩着留声机的音乐节拍在跳狐步舞，像小酒馆柜台旁那些醉汉一样。它极力做出各种丑态，还不时地朝教授这边瞟上一眼。库兹明一把抓住电话机，想打电话给老同学神经科医生布勒教授，问问他：人到了六十岁的年纪出现这种麻雀幻视，还突然感到头晕，这意味着什么。
这时麻雀跳到别人送给教授的大墨水瓶上，拉了一泡屎（我不是开玩笑），飞起来，在空中一动不动地停了一会儿，然后猛地冲向墙上的镜框医科大学一八九四届毕业生的全体合影。它用钢铁般的嘴只轻轻一啄，便把玻璃啄得粉碎，然后才从窗口飞了出去。库兹明教授没有给布勒教授打电话，而是拨了另一个号码水蛙室的电话。他报了自己的姓名，请他们立即送些水蛙到自己家来。
教授放下电话，刚转过身，又不禁惊叫了一声：办公桌对面坐着一位包着护士头巾的妇女，拿着个手提包，提包上写着“水蛭”两个字。再一看她那张脸，教授简直嚎叫起来：一张男人的大嘴歪斜着，嘴角几乎连着耳朵根，嘴角处伸出一颗黄色獠牙，两只眼睛像死人一样呆滞无神。
“这些钱我收回去，”那护士用男低音说，“放在这儿也没有用。”她用鸟爪似的手把几张酒瓶标签收起来，她本人也随即消融在空气中了。
两小时后，库兹明教授躺在家中卧室的床上，他的两太阳袕上、两耳后面和颈部挂满了水蛙。灰白胡子的布勒教授坐在他脚旁的一床绗过的绸面被子上，用同情的目光望着他，不断地安慰说：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窗外夜已深了。
这天夜里，莫斯科是否还发生了别的什么怪事，我们不得而知；而且，当然，也不打算再作进一步的探索，因为我们该转入这个真实故事的第二部了。亲爱的读者，请随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