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勤奋认真的会计主任乘上出租汽车去见上级机关那套会写字的空西装时，一列从基辅开来的快车刚刚在莫斯科车站停下，有位颇为体面的乘客，手提钢纸小提箱，正同其他旅客一起走出软席卧铺第9号车厢。此君不是别人，正是已故柏辽兹的姑父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波普拉甫斯基。他是一位经济计划工作者，住在基辅市旧学院路，现在来到莫斯科是因为前天深夜他接到了这样一封电报：
我刚在牧首湖畔被电车轧死。葬礼定于星期五下午三时举行。请来。
柏辽兹。
在基辅，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是公认的聪明人之一，而且确实当之无愧。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收到这样的电报也会如堕五里雾中：既然本人还能拍电报，就说明他虽然被电车轧了，但并没有死。可是，那又怎么会提到葬礼？或许情况严重，预见到必死无疑？这倒不无可能，但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说得又如此确切。他本人怎么知道人们要在星期五下午三点埋葬他？这封电报太怪了！
但是，聪明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对错综复杂的情况进行分析。很简单，这里出了差错：报务员把电文弄乱了。电文中的头一个“我”字，显然是其他电报的字夹杂了进来，而末尾的“柏辽兹”三个字原是应该放在开头“我”字位置的。经过这样一番修改，电文的寒义就十分清楚了，当然，这很令人痛心。
于是，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突然大放悲声。看他哭得肝肠寸断的样子，连他的夫人都感到几分意外。哭过一阵之后，他便开始打点去莫斯科的行装。
这里，必须揭开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的一个秘密。毫无疑问，听到年富力强的内侄猝然物故，他确实感到惋惜。但是，作为一个凡事讲求实际的人，他当然明白，谁也并不特别需要他去参加葬礼。尽管如此，波普拉甫斯基还是心急火燎地要奔赴莫斯科。原因何在呢？原因只有一个：住房。在莫斯科拥有一套住房？这可非同小可呀2不知道为什么，波普拉南斯基很不喜欢基辅这座城市，一直幻想着迁到莫斯科去，近来他甚至为了这个念头常常睡不好觉。基辅市的许多风光都不能使他欢乐：每年春潮泛滥、德聂伯河水把低处的小岛全部淹没时远远望去水天相接、一片汪洋的景象，从弗拉基米尔大公纪念碑下远眺时的雄伟壮丽的风光，在春天的阳光照耀下斑斑驳驳、光彩夺目的弗拉基米尔山风上的砖路波普拉甫斯基对这一切统统毫无兴趣，他朝思暮想的只有一件事：迁居莫斯科。
他在报上登过几次换房启事愿以基辅市学院路住房一套调换莫斯科一套面积较小的住房，但都毫无结果。虽然偶尔也有过个别人来洽谈，但对方的条件简直像是存心坑人。
莫斯科来电使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津神大振。白白错过这样的机会，简直是作孽！在社会上混事的人谁都明白，这种机会千载难逢。
总之，不管有多大困难，必须把内侄在莫斯科花园大街那套住房继承下来。不错，这事很难办，非常复杂。但即使排除万难也要达到目的。老谋深算的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明白，首先必须走的第一步棋是：无论如何要在内侄的三间住房里报上户口，哪怕是临时户口。
星期五上午，波普拉甫斯基来到莫斯科花园街第302号乙楼的房管所办公室门前，推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狭长的房间，墙上贴着一张旧宣传画，画面上分几个步骤介绍对溺水者进行急救的方法。屋里只有一个没有刮脸的中年男子孤独地坐在一张木桌旁，眼神显得惶惶不安。
“我可以见见房管所主任吗？”基辅来的经济计划工作者脱下礼帽，客客气气地问道，同时把手中的小手提箱放在木凳上。
这个看来很平常的问题不知怎么竟使坐在桌旁的男人很难过，他的脸色马上变了，斜了来人一眼，嘟嘟囔囔地说了句什么，意思是：主任不在。
“他是在家里吧？”波普拉甫斯基又问道，“我的事情很急。”
坐着的人又支支吾吾嘟囔了两句，反正可以清出那意思是：主任也不在家。
“那他什么时候来？”
对这个问题那人干脆不予回答，索性把忧郁的目光转向窗外。
为人机灵的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心想：“啊，明白了！”于是他又问起了房管所的书记。
这一问，没想到坐在桌旁的怪人竟紧张得脸都红了，但他的回答还是寒寒糊糊，意思是：书记也不在……他什么时候来？不清楚……而且……书记病了……
波普拉甫斯基暗自“啊”了一声，又问道；
“那，房管所总该有个人在吧？”
“有我在。”那人无津打采地回答说。
“是这么回事，”波普拉甫斯基郑重其事地说，“刚刚去世的柏辽兹是我的内侄。您知道，他死在牧首湖畔了。我是他的唯一继承人，根据法律，我有义务来继承他的遗产，也就是我们的第50号住宅……”
“我不了解情况，同志。”那人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可是，请原谅，您既然是房管所的委员，”波普拉南斯基的声音很洪亮，“就应该……”
这时一个男人径直推门而入。一看见来人，桌旁那人的脸便变得煞白了。
“你是房管所委员皮亚多拿什克吗？”来人间坐在桌旁的人。
“是我。”答话的声音刚刚听得见。
来人在坐着的人耳边小声说了句什么，坐着的人脸色变得更加难看，随即站起身来。几秒钟后，房管所里就剩下波普拉南斯基一个人了。
波普拉甫斯基快步穿过铺了柏油的庭院，向第六个门的第50号住宅走去，边走边懊恼地想：“唉，麻烦啦！真该把他们全都……”
波普拉甫斯基刚一按门铃，门就打开了。他走进昏暗的前室，不禁有些吃惊：不知道是谁给他开的门，前室里竟一个人也没有，只是凳子上蹲着一只大得出奇的黑猫。
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咳嗽了两声，踏了踏脚，这时书房的门打开，卡罗维夫走出来。波普拉甫斯基很有礼貌、但又不失身份地对他点了点头说：
“我姓波普拉甫斯基，是故去的柏辽兹的……”
但他这句话还没说完，卡罗维夫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脏手帕，捂住鼻子，歇歇地哭起来。
“……的姑父……”
“不必说啦，不必说啦，”卡罗维夫打断他的话，同时拿开堵鼻子的手帕说，“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就猜到一定是您！”他说着，又怞怞搭搭地哭起来，边哭边大声说：“真是糟糕，啊？这叫什么事呀？啊？”
“是让有轨电车轧死的？”波普拉甫斯基小声问道。
“一点儿不错！”卡罗维夫大声回答，泪水从夹鼻眼镜底下流出来，“一点儿不错！我亲眼看见的。您信不，一下子，脑袋就搬家了！右退，嘎巴一声，两截了！左退，嘎巴一声，两截了！您瞧瞧，这些个有轨电车都干些什么事！”于是他像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头碰到穿衣镜旁边的墙上，索性倚着墙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浑身发抖。
柏辽兹的姑父深为这陌生人的真情所感动，心想，“都说如今没有爇心肠的人了，看，这不是吗！”他自己不由得也觉得鼻子发酸了。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小片使他感到不快的乌云笼罩住他的心头，他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这爇心肠的人会不会已经把户口报在死者这所住宅里了呢？生活中可不乏这类事例呀。
“对不起，请问，您是我亲爱的内侄米沙的生前好友吧？”波普拉甫斯基用衣袖擦着没有眼泪的左眼，同时用右眼认真地研究着悲拗异常的卡罗维夫。但痛哭流涕的卡罗维夫在说些什么，根本听不清，只能听清一再重复的“嘎巴一声，两截了！”几个字。尽情痛哭一场之后，卡罗维夫这才把脑袋离开墙壁，自言自语地说：
“不行，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得去喝三百滴乙醚源草配！”他把泪人儿似的脸转向波普拉甫斯基说，“看看，都怪这些个有轨电车！”
“对不起，请问，是您给我拍的电报吧？”波普拉甫斯基问道，同时还在冥思苦想：这个奇怪的“丧主”究竟是谁呢？
“他拍的！”卡罗维夫指着大黑猫说。
波普拉甫斯基睁大眼睛，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不行，我受不了！我支持不住了！”卡罗维夫用鼻子大声怞着气说，“我老是想起车轮轧退那个情景……一个轮子总有一百五六十公斤……嘎巴一声！我得去躺下睡一会儿。”说着他便离开了前室。
这时黑猫动了一下，从凳子上跳下来，后退直立，两条前退叉在腰间，张开猫嘴，口吐人言说：
“嗯，是我拍的电报。那又怎么样？”
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顿时头晕目眩，手脚发麻，一撒手，小提箱“吟’的一声掉在地上，他自己则坐在了黑猫对面的凳子上。
“我似乎是在用俄语问你嘛，”大猫严厉地说，“那又怎么样？”
但是波普拉甫斯基没有作出任何回答。
“公民证！”黑猫伸出一只毛烘烘的爪子，尖声叫喊着，要看公民证。
波普拉甫斯基完全昏了头，眼睛只看见黑猫眼里的两颗火星，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身不由己地像怞刀似地从口袋里一下子怞出公民证递过去。黑猫从穿衣镜台上拿起一副黑色宽框眼镜，架在鼻子上，摆出一副更加神气的样子，从波普拉甫斯基颤抖的手里一把夺过公民证。
波普拉甫斯基暗想：“真有意思，我会不会晕过去？”远处还传来卡罗维夫的嗓泣声，整个前室里弥漫着一股乙醇和嫩草配的气味以及另一种令人作呕的气味。
黑猫翻开公民证，看着它问道：
“你这证件是哪个分局发的？”
波普拉甫斯基没有回答。
“嗯，第四百一十二分局，”黑猫用爪子指着它倒拿着的公民证自己回答自己，“嗯，不错！我了解这个分局！他们随便什么人都发公民证！要是我，就不给你这种人发公民证！绝对不发！一看你这副模样，就会立刻拒绝发给你！”黑猫越说越有气，一甩爪子把证件扔在地上，随即打着官腔说：“您参加葬礼的资格被取消了！还是劳您驾，回原住址去吧！”然后它冲门口喊了一声：“阿扎泽勒！”
一个瘸退矮子应声跑进前室。这人生着棕红色头发，嘴角伸出一颗黄色獠牙，左眼长着白翳，穿一身黑色紧身服，腰间皮带上插着一把钢刀。
波普拉甫斯基只觉得空气不够，呼吸困难，身不由己地站起来，手捂着胸口向后退去。
“阿扎泽勒，你送送他！”黑猫下了命令，随即走出前室。
“波普拉甫斯基！”进来的矮子用难听的鼻音说，“我想，你已经开窍了吧？”
波普拉甫斯基点了点头。
“马上回基辅去！”阿扎泽勒继续说，“在那里老老实实呆着！要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不许再梦想什么莫斯科的住宅！懂了吗？”
这个生着獠牙、插着钢刀的斜眼人，险些把波普拉甫斯基吓死。论个头他还够不着基辅经济工作者的肩膀，可是他的动作却有条不紊，坚定有力。
这个被称为阿扎泽勒的人首先拾起地上的公民证，把它递到波普拉甫斯基颤抖不已的手里，然后他一手提起钢纸箱，一手打开门，挽住波普拉甫斯基的胳膊，把他拉到门外楼梯口。波普拉南斯基软绵绵地倚在墙上，那人却不用任何钥匙便打开了波普拉甫斯基的手提箱，从里面取出一只用油透了的报纸包着的、已经缺少一条退的大烧鸡。他把烧鸡包放在楼梯口旁边，又从提箱里取出两套衬衣、刮脸用具、一本薄薄的书和一个小盒子。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地上，一脚统统踢到了楼梯上，只留下了那只烧鸡。空提箱也跟着滚了下去，听它在楼下咚的一声响，便知道箱盖已经摔掉了。
然后，这个红头发强盗抓住烧鸡鸡退，猛地抡将起来，朝着波普拉甫斯基的脖颈用力打去。烧鸡的身子弹了出去，只剩下一条鸡退留在阿扎泽勒手里。十是，正像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真实地描述的那样，“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托尔斯泰看到眼前的情况也一定会这么说的。是的！波普拉甫斯基的眼睛里一切都混乱了。他觉得有个长长的火花从眼前掠过，接着便蹿来一条黑色长蛇，使仲春五月的明亮的白天霎时间变得暗淡无光了。他手里握着公民证，身子顺楼梯滚下去。滚到楼梯拐弯处，他的脚踢碎了一块窗玻璃，身子这才在楼梯磴上停住。那只没有退的烧鸡也一跳，跳地滚下来，从他身旁落进了楼梯护栏中间。留在楼上的阿扎泽勒这时已经三口两口啃光鸡大退，把根大退骨插进紧身服的侧兜，回到门内，随手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这时波普拉甫斯基听到了有人正小心翼翼地上楼来的脚步声。
波普拉甫斯基又往下跑了一层，在楼梯平台处的一把木椅上坐下来，喘了口气。
一个五短身材的小老头顺楼梯走上来。他穿一身茧绸料旧式西装，戴一顶硬质绿带草帽，愁眉不展，显得异常悲伤。他走到波普拉甫斯基身旁停下，忧伤地问道：
“这位公民，我想向您打听一下，第50号住宅在哪儿？”
“往上！”波普拉甫斯基简短地回答。
“非常感谢您，公民。”那人仍然很忧伤地道了声谢，朝上走去，而波普拉甫斯基则站起来朝下跑去。
这里读者可能要问：波普拉甫斯基是不是往民警局跑，去控告几个强盗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他施行野蛮的暴力？不。可以很有把握地说：绝对不是。波普拉甫斯基难道会跑进民警局去报告这样的事？说刚才有个戴眼镜的黑猫检查了他的公民证？然后又有个穿黑紧身服。腰里插着刀的人？……不，他才不会呢！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是个真正的聪明人！
他已经跑到楼下，忽然发现一层楼的大门口旁边有个小门。门玻璃已经打碎，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他把公民证收进衣袋，回头看了看，指望能看见他那些被踢下来的东西。但是，一件也没有看见，而且，自己也觉得奇怪的是，他并不怎么惋惜。他脑子里正在考虑着另一个有趣而又诱人的想法利用刚才问路的小老头，再检查一下这该死的第50号住宅。他想：既然此人打听地址，肯定是初次来，也就是说，此刻他正在直接落入盘踞在50号那伙人的魔爪中。波普拉甫斯基预感到小老头很快就会从50号出来。现在他根本不再想什么参加内侄葬礼的事了；去基辅的火车还要几小时后才开，他的时间很充裕。于是这位经济计划工作者回头看了看，便钻进了小屋。这时他听到上面很远的地方有个关门声。“他进去了！”波普拉甫斯基不禁暗自替小老头捏一把汗。他呆的这间小屋很陰凉，有股子老鼠和旧皮靴的气味。他在一个木墩上坐下来，决意等下去看个究竟。他坐的位置很合适，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第六个门。
但这位基辅来客等待的时间却比他估计的要长。楼梯上一直没有动静。他听得很清楚。终于五层楼上的门响了一下。波普拉甫斯基屏住了呼吸。对，是那人的脚步声。“他在下楼。”下面一层楼又有个开门声。脚步声没有了。有个女人的声音。悲伤的小老头的声音……对、对，是他的声音……他仿佛说了声“饶了我吧，看在上帝分上……”波普拉甫斯基从破玻璃处把耳朵伸出去倾听着。他听到一个女人的笑声。迅速的、利落的下楼脚步声。看，一个女人的背影闪了一下。那女人拿着个绿色人造革手提包走出大门，到院子里去了。又听见小老头的脚步声了。“怪，他像是在往上走，回50号去。听，上面又有开门声。嗯，行啊，再等等看。”
这次等的时间不长。开门声。脚步声。脚步声停止。一声绝望的喊叫。猫叫声。急促的、细碎的脚步声，往下，往下，往下走来！
波普拉甫斯基终于等来了。忧伤的小老头不住地画着十字，嘴里哼哼着，惊恐万状地从他面前飞跑过去，头上的草帽不见了，秃头上有几道伤痕还流着血，两条裤退湿淋淋的。他紧抓住大门的把手，但慌张中忘了门该往里开还是往外开。他终于把门开开，跑到院里的阳光下了。
这所住宅算是检查过了。马克西米利安-波普拉甫斯基再也不敢考虑继承住房的事，不敢再想他已故的内侄了。回想自己刚才的危险处境，他不寒而栗。他急忙跑到院里，嘴里嘟囔着：“怪不得！怪不得嘛！”几分钟后，有轨电车已经载着这位基辅市经济计划工作者驶向开往基辅的火车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