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宋史（1）

歲幣

　　宋真宗與遼聖宗澶淵之盟，定歲幣之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仁宗時，遼興宗以求地為兵端，再與定盟，加歲幣銀絹各十萬兩匹。

　　夏主元昊既納款，賜歲幣銀絹茶綵共二十五萬五千。

　　南渡後，高宗與金熙宗和議成，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匹。

　　孝宗再與金世宗議和，改為銀絹二十萬兩匹。

　　開禧用兵既敗，寧宗再與金章宗議和，增為銀絹三十萬兩匹。

　　至金哀宗時，宋停其歲幣。

　　後數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來徵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宋不與。

　　按宋之於金，歲幣外，每金使至又有餽贈，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稱是。此例廟堂之上亦知之。故路伯達使宋回，上所得金銀以助邊費。（見金史路伯達傳）梁肅使宋回，以所得禮物多，至推排物力時，自增六十貫。（金史梁肅傳）金使至夏國者，夏國餽贈，視詔書幾道為多寡。完顏綱為賜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齎三詔以厚之。（金史完顏綱傳）金史路伯達傳贊曰「受歲幣，禮也；使者至燕享，亦禮也，納其賄可乎？乃習以為常，莫有知其非者。出則云酬勞效，歸則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視，此何理耶？」

　　和議

　　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為真義理也。

　　宋遭金人之害，擄二帝，陷中原，為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讎雪恥為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金兵南下，航海猶懼其追，幸而飽掠北歸，不復南牧，諸將得以勦撫寇賊，措設軍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即長驅北指，使強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

　　故秦檜未登用之先，有識者固早已計及於和。

　　洪皓以樂天畏天語悟室，猶第使臣在金國之言也。

　　紹興五年，將遣使至金，通問二帝，胡寅言「國家與金世讎，無通使之理。」

　　張浚謂「使事兵家機權，日後終歸於和，未可據絕。」是浚未嘗不有意於和也。

　　陳與義云「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與義亦未嘗不有意於和也。

　　高宗謂趙鼎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時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

　　厥後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謂非和之效也。

　　自胡銓一疏，以屈己求和為大辱，其議論既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群相附和，萬口一詞，牢不可破矣！然試令銓身任國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即專任韓、岳諸人，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為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秦檜謂「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廢言也。

　　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湯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計，豈同戲劇？」斯二人者，雖亦踵檜之故智，然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

　　統宋一代論之。

　　燕雲十六州淪於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岐溝關兩敗之後，兵連禍結，邊境之民爛焉。澶淵而後，兩國享無事之福者且百年。

　　元昊跳梁，雖韓、范名臣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枕。

　　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此，況南渡乎？

　　且南渡之初，非不戰也，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並陝西地盡失之，卒歸於和而後已。

　　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弒，此時宜可乘機進取，乃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四而卒歸於和。

　　其後開禧用兵，更至增歲幣，函送韓侂冑之首，而後再定和議。

　　此和與戰，利害之較然者也。

　　及與蒙古共滅金，兩國方敦鄰好，使早定和議，堅守信誓，其時蒙古尚未有意於混一，可以財帛餌也，而舉朝泄泄（競進），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統兵在鄂，賈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歸，又以援鄂為己功，深諱議和，不復踐夙約，世祖猶遣郝經來修好，更錮之真州，不答一書，不遣一使，於是遂至亡國。

　　是宋之為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元三朝皆當勃興之運，天之所興，固非人力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為圖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為辱，妄肆詆諆，真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後，亦未嘗無可乘之機。

　　其一在金廢劉豫，以地予宋，而烏珠（舊史名兀朮）又興兵來取之時。宋則劉錡有順昌之捷，韓世忠圍淮陽，有泇口鎮、潭城、千秋湖之捷，且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岳飛有郾城之捷、穎昌之捷，已進軍至朱仙鎮，遣將經略京東西、汝、穎、陳、蔡諸郡，且曰「直擣黃龍，與諸君痛飲耳。」吳璘在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灣、臘家城之捷，使乘此勢，策勵諸將進兵，河以北雖不可知，而陝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當時君相方急於求成，遽令班師，遂成畫淮之局，此一失也。

　　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弒之後，軍潰而歸。中原鼎沸，南有魏勝、李寶之起義，北有移剌窩斡之叛亂。金世宗雖賢，登極未久，國勢易搖；宋則孝宗為君，張浚為相，皆銳意恢復者，使有韓、岳諸人以訓練之兵討離攜之眾，自當大有克捷。而諸宿將已無在者，僅一劉錡老病垂死，吳璘亦暮氣不振，所恃李顯忠、邵宏淵輩，望輕才薄，纔得靈虹，至宿州輒大潰，於是三京終不可復。此又一失也。

　　統前後觀之，前則有將帥而無君相，後則有君相而無將帥，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明邱濬曾有宋南渡後不得不和之論，為世儒所訕笑，今此論毋乃噓其燼乎？然通觀古今者，必見及此也。）

　　西夏番鹽

　　鄭文寶傳：諸羌少樹藝，但用池鹽與邊民交易穀麥，後餽運為李繼遷所鈔，文寶乃建議請禁番鹽入邊，令商人販安邑解縣兩池鹽，以給陝西民食，則戎人困而繼遷可不戰而屈。詔從之。乃設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數月，犯者益眾，戎人乏食，屢入寇掠。而商人販解鹽者多出唐、鄧、襄、汝間，得善價，關、隴民轉至無鹽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錢若水視之，遂弛其禁。此宋初聽番鹽入邊故事也。

　　其後因元昊強肆，則又禁番鹽以困之。孫甫傳：元昊稱臣，乞歲賣青鹽十萬石。甫疏言「自德明時已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再請，乃追其弟入質而許之。蓋鹽乃中國之利，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既開其禁，則流於民間，無所隄防。」梁鼎亦疏云「議者多謂邊民舊食西夏青鹽，其價甚賤，及禁青鹽以困賊，令商賈入粟，運解鹽於邊，其價與番鹽不相遠，故番鹽不能售。今若令解鹽與內地同價，則民必冒禁復市青鹽，乃資盜糧也。」是二說者，皆以禁斷番鹽為邊界要策。

　　按夏國傳，元昊既納款，宋許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是宋自西夏用兵後，不復許番鹽入境也。然當中外分界之時，固不可不嚴其禁，若中外一統之世，則又不妨聽其入邊。在番人既可藉以資生，而邊民又得免於食貴，亦良法也。所慮番鹽與中國鹽價貴賤太懸，則日久不能無弊耳。

　　宋宰相屢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為真宰相之任。

　　初無定員。

　　上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為集賢殿大學士。

　　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及監修國史各除。國初范質為昭文學士，王溥監修國史，魏仁浦集賢學士是也。

　　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則為宰相加官。

　　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書令，而尚書令不設，即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

　　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

　　靖康復改為左右僕射。

　　建炎三年，呂頤浩請左右僕射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改為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

　　乾道八年（孝宗），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為左右丞相，刪去侍郎、中書令、尚書令之職，以丞相充。

　　此宋代宰臣先後名稱不同之故事也。恐閱史者易於淆惑，故錄出之。

　　平章事之稱，本始於唐。

　　按舊唐書高宗永淳元年，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元同為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即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為名。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其後遂以平章事為宰相之職。

　　宋因之，有時特置平章軍國重事，或稱同平章軍國重事，則以處老成碩德，如文彥博、呂公著是也。

　　開禧元年，韓侂冑為丞相，乃又加平章軍國事之名。說者謂省重字則所預者廣，去同字則所任者專。時陳自強為右丞相，請以侂冑序班丞相之上。於是平章軍國事乃又超越丞相矣。其後賈似道亦為之。

　　德祐中，王爚進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為左丞相，留夢炎為右丞相，是又於兩相之上，特設此官。蓋沿侂冑、似道之班位，而又稍變其制也。

　　宋末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則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書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為之，不以授漢人，漢人惟為平章政事，亦稱宰執。如王文統、許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證也。

　　宋節度使

　　節度使本唐藩鎮官名。宋初猶存此官，然無所職掌，專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罷政者，或宰相、樞密使出判大府，亦繫此銜，謂之使相。

　　元豐新官制，始改為開府儀同三司，其後仍復此官。如文彥博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是也。

　　至徽宗時，則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僕射蔡京兼安遠軍節度使是也。

　　南渡以後，則功臣為大帥者為之，並有兼兩鎮、三鎮者。如韓世忠兼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張浚兼靜江、寧武、靜海節度使是也。

　　繼世為相

　　再世為相，漢推韋、平，唐推蘇、李，已屬僅事。

　　宋則有三世為相者：

　　呂蒙正相太宗，其姪夷簡相仁宗，夷簡子公著，哲宗時亦為相。傳贊謂世家之盛，古所未有。

　　南宋則史浩相孝宗，其子彌遠相寧宗、理宗，浩孫嵩之（彌遠之姪），理宗時亦為相。

　　其再世為相者：韓琦歷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彥，徽宗時亦為相。

　　按琦固名相，忠彥亦不失父風。史氏則彌遠擅廢立為無君，嵩之謀起復為無父，家門雖盛而名節有虧。若呂氏奕世勳猷，輝映史冊，可謂極盛矣！而公著於重圭襲組之後，不以門閥自高，益能守正不撓，為時名相，尤不可及也。

　　三入相

　　宋史呂蒙正傳贊謂「國朝三次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然蒙正後，又有王欽若、張士遜、呂夷簡、文彥博、陳康伯亦皆三次入相，蔡京並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錄於左：

　　趙普：乾德三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後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太平興國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郎。八年，出為武勝軍節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保兼侍中。

　　呂蒙正：太平興國中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淳化初罷為吏部尚書。四年又以本官入相，至道中出判河南府。真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

　　王欽若：大中祥符中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與馬知節爭論罷。尋又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尋出判杭州。仁宗初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張士遜：仁宗初由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知江寧。明道初再入相，進中書侍郎，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寶元初又入為門下侍郎，封郢國公。

　　呂夷簡：由尚書拜中書同平章事，後出判陳州。未幾復相，封申國公，再出判許州。未幾，又以右僕射入相，進位司空。

　　文彥博：平貝州歸，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唐介劾罷，出知許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書入相，久之，出判河南，以太師致仕。元祐初召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

　　陳康伯：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射，出判信州。隆興初又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出知建康府。淳熙九年拜右丞相，時孝宗以僕射名不正，改為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崇寧二年以右僕射入相，尋免為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元年又拜左僕射，三年罷，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再相，三日一至都堂，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領三省。凡四當國。

　　兩次入相

　　張齊賢：淳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知河南府。真宗初又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昉：太平興國中拜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尋罷。淳化二年復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向敏中：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尋出知永興軍。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陳堯叟：大中祥符初以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尋罷，領群牧使。明年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陳執中：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降給事中。皇祐中又以吏部尚書拜同平章事。

　　馮拯：先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出為武勝軍節度使。又以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右僕射。

　　賈昌朝：慶曆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嘉祐元年又兼侍中，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

　　李迪：真宗時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知鄆州。仁宗時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曾：仁宗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知青州。景祐二年由樞密使再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富弼：至和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時以足疾辭，出判揚州。熙寧二年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范純仁：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出知穎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入相。

　　趙鼎：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出知紹興府。紹興七年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張浚：紹興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江淮軍馬，以呂祉事罷。孝宗初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兩為節相。

　　朱勝非：建炎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尋出知洪州。紹興二年又入相。

　　呂頤浩：建炎四年守尚書右僕射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江東安撫使。紹興元年，又拜少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秦檜：自金歸，紹興元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罷。八年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湯思退：紹興二十七年拜尚書右僕射，尋罷。隆興六年，又拜左僕射。

　　史浩：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尋奉祠。淳熙五年又為右丞相，時孝宗改僕射為丞相。

　　梁克家：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後出知建康。淳熙九年再拜右丞相，封儀國公。

　　鄭清之：端平初為右丞相，尋乞罷。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

　　吳潛：淳祐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出判慶元。尋又拜特進左丞相。

　　程元鳳：寶祐中拜右丞相，出判福州。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陳宜中：德祐元年拜特進右丞相，被劾竟去。召之入朝，仍為右丞相。元兵入，宵遁。益王立於福州，又以為左丞相。

　　文天祥：德祐初拜右丞相，使元軍脫歸。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張法令，馴至靖康之難。人皆咎安石為禍首，而不知實根柢於神宗之有雄心也。

　　帝自命大有為之才，嘗欲克復燕雲，恢張先烈。

　　當其為穎王時，已與韓維論功名。（見維傳）

　　及即位，富弼因奏對即曰「願陛下二十年不談兵。」蓋已窺見意旨矣。（見弼傳）

　　帝又與王安禮論漢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見安禮傳）

　　蘇頌使契丹歸，帝問以山川人情，頌曰「彼講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漢武久勤征討，匈奴終不服。至宣帝時，呼韓邪單于稽首稱藩。唐中葉以後，河湟陷於吐蕃，憲宗欲復之而不能。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來歸。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乎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云。（見頌傳）

　　初藝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以取幽薊，別儲於景福殿後，神宗題此庫云「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又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見食貨志）

　　是帝久有取燕雲之志。

　　後帝與大臣定議，將遂舉兵，朝慈聖光獻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生靈所係，可勝言哉？苟可取，則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見慈聖光獻曹后傳）

　　觀此數傳，則帝意在用武開邊，復中國舊地，以成蓋世之功。而環顧朝臣，皆習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為流俗，別思創建非常，突過前代。帝遂適如所願，不覺如魚得水，如膠投漆，而傾心納之。欲用兵必先聚財，於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財必先用人，於是呂惠卿、章惇之徒進。雖舉朝爭之，甚至內而慈聖光獻太后，外而韓琦、富弼諸老臣，俱以安石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護之愈堅。故當時有謂帝與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謂神宗以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出而與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然則非安石之誤帝，實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誤也。厥後兵不敢用於北，而稍試於西，靈武之役，喪師覆將，塗炭百萬，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寐。（見宣仁高后傳）蓋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倖成也，已晚矣！善乎韓維之論曰「聖人功名，因事而見，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真深識治道之論也哉！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自安石始也。

　　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永泰二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缺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奉料。永泰二年，侍御韋光裔為使，得錢四百九十萬貫。其冬，詔減青苗地頭錢，三分取一，遂為常制。每歲特設使者，如崔渙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佑充江淮青苗使是也。食貨志：大曆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緡，每畝稅三十文。永泰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騎。通鑑集覽謂青苗錢者，不及待秋斂，當苗方青即征之也。

　　是唐所謂青苗錢，並與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直計畝加稅耳。（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官置本錢配納各戶，收其息以供雜費。宋之青苗錢，正唐雜稅錢之法耳）

　　宋之青苗錢則始於長吏之自為之，本以利民。

　　宋史李參傳：參為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令民自度麥粟之贏餘，先貸以錢，俟麥粟熟，輸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糧。

　　此安石青苗錢之所本也。在參行之，固為善政。然仁宗天聖五年已特詔罷之，當亦以行之久，則弊生耳。

　　至安石則初知鄞縣時，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潔，親施之於一縣，民自有利而無害。

　　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於一縣，遂欲行之天下，然猶未敢遽行，使蘇轍議之，轍力陳其弊，乃不復言。

　　會河北轉運使王廣廉奏乞度牒為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參之術）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決然行之。（見蘇轍傳）

　　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於安石，而不知李參先私行於下，廣廉又奏請於上也。

　　然使聽賢吏自行於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參已先有成績，即廣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為功令，則干進者以多借為能，而不顧民之願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頭會箕斂之術，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見其利。

　　天下事固有一人行之能為利，天下行之則又為害者。況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約中熟為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則並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

　　即如常平社倉，何嘗非古人善政。然沿及後世，常平春借秋還，出則剋扣，入則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漁利。社倉聽民自為經理，宜更無弊矣。然州縣慮司其事者之乾沒，必歲籤殷戶承充，於是有得錢賣放之弊。又必歲遣小官稽覈，於是有需索饋送之弊。

　　古來未嘗無良法，一經不肖官吏，輒百弊叢生，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孟子謂有仁心而無仁政，則民不被其澤。豈知有仁政而無仁心，非惟不被其澤，且轉受其害也哉！

　　車蓋亭詩

　　哲宗即位，蔡確播浮言，謂由己擁護。既失勢，遂怨望，至安陸，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內有用郝甑山事。甑山者，唐郝處俊封甑山公。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而止。確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滄海揚塵」等語，尤悖逆。知漢陽軍吳處厚得其詩箋釋上之。於是左右諫議張燾、范祖禹、左右司諫王巖叟、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連劾之，遂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滄海揚塵，謂世事巨變，同「滄海桑田」。此為吳處厚搆訐蔡確之語。按宋史處厚傳：蔡確嘗從處厚學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為大理丞，王安禮、舒亶相攻，事下大理，處厚以安禮與珪善，論亶用官燭為自盜。確欲救亶，密遣人致意處厚，不從，確怒欲逐之，未果。珪請除處厚館職，確又沮之。元祐中，確知安州，有卒當戍漢陽，確固不遣，處厚怒曰「爾在廟堂時數陷我，今比郡作守，猶爾邪？」會得確車蓋亭詩，乃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甑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揚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然士大夫由此畏惡之。

　　宣仁后曰「帝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規為異時炫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為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識遠慮。若論確設心之奸險，措詞之凶悖，雖誅戮尚不足蔽辜，僅從遠竄，已屬寬典。乃當時萬口同聲以為太過，即號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

　　謂「聖朝務宜寬厚。」力言於宣仁簾前，並言於哲宗者，范純仁及王存也；

　　謂「註釋詩語，近於捃摭，不可以開告訐之風者。」盛陶也；

　　謂「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者。」李常也；

　　謂「恐啟羅織之漸。」上疏論列，及聞確謫命，又封還除目者，彭汝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