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神灵的昭示
——我写《挚爱在人间》
北京广播电台文艺台的节目主持人房格小姐，在读了我最近出版的一本小书《挚爱在人间》之后，问我：“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问题提得很突兀。如果我要回答的话，便是一个简单的否定。但不知为什么，我有些踌躇。我望着房格小姐修眉下一双黑白分明、清澈如水的眼睛，觉得她还有话要说。
果然，房格小姐告诉我说，她在美国时，有一次为一位垂危的病人祈祷，突然看见，一个金色的光圈飘然而至，光圈中，出现了披着金发的主，顿时一种幸福祥和的气息弥散在整个天宇，空气因爱的感动而呈现出如梦如幻的绚丽色彩。她禁不住热泪盈眶，仿佛生命中一切苦难的沉积都化作了甜美和谐的音乐，灵魂向着天堂飞升，在宇宙的圆满中，心感触着温馨和快乐……
房格小姐问我在写作这本书时，是不是有过类似的感受；或者说，是否受到过一种来自神灵的恩泽和启示？
我愣了一下，但随即就对她那超乎寻常的感悟发出了欢呼。确实，我这本书出版后，很多朋友都对我说被书中的内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但从来没有人向我问过这样的问题。我理解房格小姐的意思，在经历了许多不幸与厄运之后，一个人依然能一片好心地善待人生，他是从何处承袭了这一脉阳光、一泓暖流？难道这是神的意旨？
我不知道。但我因此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一件往事。
那时我正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插队落户，而唯一可以预见的前途是被推荐上大学，离开这个每天工分值只有八分钱的皇帝的老家。为此我拼命干活，连新年也在电灌站的工地上抬土。可是每一次推荐，都莫名其妙地被刷下来了。记得最后一次大学落选，我从县城回生产队，正好碰上一场滂沱大雨。雨势很猛，我走到一座山涧跟前，突然一阵沉闷的轰响声传来。我往前一看，只见原先的涧湾变成了一条汹涌的大河，泡沫和草团，打着旋，从浑黄的水上漂来。山洪暴发了。原先架在这里的一座高高的桥，也被水淹没了。
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念头的驱使，我朝那滚滚波涛望了一眼，突然抬起腿，毫不犹豫地朝水里走去，就好像在平地上走路一样。
“姑娘！”一个响亮的喊声突然响起。我一愣，收住了脚步，只见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农民，撑着一把红色的油纸伞，赤着脚向我跑来；一边跑一边挥着胳膊，嘴里不住地喊着什么，风雨中，我不能听清，但懂得那意思是：危险，不能下去！
我犹豫了，愣愣地站住，两只脚无聊地互相蹭着，擦着那上面的泥水。
那人走到我跟前，一把拽住我，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要命了？这水，有一人多深呐！”
“我要过去！”我固执地说。
“你跟我来。”那人说着，来回巡视了一番，然后朝看准的地点伸出一只脚，在急流滚滚的水里摸着、摸着，摸了半天，他突然将雨伞一收，挟在胳肢窝下，向我招手：“过来！”
我走过去，他向我伸出手。我的手被握在他粗糙的长满硬茧的手里。两人并排着侧身面对急流，小心地挪动脚步。
奇怪得很，脚踩在坚硬的地上，而水，只没到脚脖子。我左顾右盼，想不出这是什么奇迹。
“当心！”那人发出了警告，“这桥只有两步宽！”
我明白了。原来他带着我在探索急流下面的桥。这桥我知道，架在涧湾两边的高坡上，是简陋的石板桥，确实只有两步宽。只见他全神贯注地摸索着水下的桥，然后稳稳地踩下去。我紧随着他，侧身横跨着步子。
脚下的水渐渐深起来，没过小腿肚，没过膝盖了，水的冲力也大了，我有点踉跄，弯了腰，眼睛死死盯着脚下的水。
那人感觉到我有点紧张，鼓励我说：“别怕，不要光看你脚下的一点点水面，抬起头来往前看，只要站稳了就行。”
我听他的话，试着站直了身子，抬头一看，突然视野开阔了，天地变大了，只见身前是水，身后是水，水连着天，天连着水。这一条突然出现的宽阔汹涌的河里，到处跳跃着白浪！
那人指着河心说：“掉下去就没命了。不过……”他又憨厚地笑了，“我会水，你掉下去我也能把你救起来，就是你得吃点苦头了。”
上了岸，我想说几句感激的话，但张了张嘴，却不知说什么好。那人也不在乎，好像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事。
那人走出很远了，我才想起，要问一问他的姓名、住址。但是风急、雨大，我的喊声很快被淹没了。只见一顶红色的油纸伞，在茫茫的雨雾里晃动着，渐渐从自己的视野里消失……然而，在我生命的视野里，这顶红色的油纸伞，却再也没有消失过。
生活有时像一个多棱的水晶体，它所展示给我们的，常常是不同的、变幻不定的层面。这些层面有时灿烂有时黯淡，有时甚至漆黑一片。但无论怎样的晦暗中，总会有一顶红色的油纸伞存在，这是一种永恒。这顶伞有时看起来会很大——在一片风雨中它突然出现了，支撑着我头顶上的天空，我一眼就能看到。有时却很小，小到几乎难以用肉眼去发现它。甚至好像风中的花粉，飘飘洒洒飞扬在空气里，非但不能看见，连重一点的呼吸，也会把它吹跑。这时就需要怀着极温柔、极**、极坚定的信念去捕捉，让宽容和爱在心中重新生长广大。我写《挚爱在人间》，便是这样一种捕捉的记录。此外，便没有什么技巧和主义可以津津乐道的了。世间的一切荣辱毁誉，最后都会被时间化作烟云；包括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生命，最终也将回归自然，随风而去。但是人间的挚爱真情，是永存的。这也许就是一种神灵的昭示，生命的涅槃。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甚至超越我们的生命。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此刻，我觉得我与房格小姐的心已经相通了。
（写于1994年）
6 我写《流血的太阳》
1976年，我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当一名小编辑的时候，就像一个当学徒的小裁缝，做得最多的是对稿件裁裁剪剪、缝缝补补，这是发稿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因为那时流行“三结合”创作组，作者改到后来改“僵”掉了的稿子，社里又定下了选题必须要出的，就只好由我来卖苦力了。我是新来的，卖一番苦力，可以发一部稿子，算自己的工作成绩，也值。而当时操刀的几部书稿，几乎清一色都是小孩子打日本的故事。
这样的事做到后来，真的很腻烦。记得有一部稿子，是嘉定锡剧团的一位作者写的。以我那时的眼光看来，这个选题实在太老了，作者老，文字老，故事情节更老，虽说“打日本”，总也希望能打出一点新意来吧。所以我就陪他到嘉定采访，采访完了编故事，编完故事我住在招待所里写，就没他什么事了。
任务总算完成，那本书的书名叫《小莲子》，很顺利地出版了。但我心里并不开心。因为我不想做被动的“裁缝”，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有创意的“服装设计师”。
后来，我如愿当上了专业作家。但在写了许多作品之后，对战争题材的尝试成了我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块垒。
我早在那时的采访中就得知，嘉定、宝山、南翔一带是凇沪抗战的战场，当时十九路军在这里打得非常惨烈，为了扫清视野，农民自愿把房子都拆除了；当然，其间也有许多不分阶级的人性的光芒。可我当时操刀的《小莲子》根本不敢涉及这样的背景和内容，那“小莲子”实足就只是一个“小张嘎”的翻版。
可在那时，谁能指望一个中国裁缝能缝制出像“第四十一个”那样的衣服呢？
冥冥中的缘分很奇妙，嘉定后来变成了我生活和写作的地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在自己那间冬冷夏热的“寒暑斋”里闷头创作，突然传来的一条消息惊倒了我——从杭州开往上海的一列火车，在沪郊南翔附近的田野里翻车出轨，出事原因尚不明确，但出轨的那几节车厢里的乘客，几乎都是日本人。他们中间不少人已经丧生！
我扔下笔奔了出去。
铁路，宛若一条巨大的血管，日夜搏动着，在阡陌纵横的一片绿野中横贯而过。
从嘉定到南翔距离不远。但事故的现场我当然是看不到了，不过沿途的一些议论我倒是听到了不少。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都因此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的烽火硝烟，认为这次事故是当年东洋人在这块土地上滥杀无辜的报应，是无数冤魂掀翻了行进中的列车。
然而坐在那几节车厢里的，是一个日本青少年友好代表团，他们是该国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不是侩子手，历史的血光是不应该溅在他们身上的。
面对义愤填膺的老人，我也不敢说，报应其实是无稽之谈。
在那些日子里，我总是漫无目的地在出事的地点游荡，想像着半个多世纪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许多压迫大地呼吸的工厂肯定是不存在的。于是田野要宽阔许多，那蒙着兰灰色烟霭的远方，会闪烁着神奇的光彩，天空也应更见高远；那满目洁净的蓝，总是像盛开的花瓣一样叫人心花怒放的。河水会很清，清得能看见水里飘动的水草、游来游去的虾子和小鱼；竹林也格外的绿，绿得那么新鲜和娇嫩，好像那沾在竹枝上的露珠也染成了绿色的翡翠。
弯弯的石拱桥，像一个慈祥的老公公，坐在河面上，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坐在那儿的？它又是这样默默地坐了多久？谁也不知道。
可我的主人公出现了，他叫阿毛，一个乡村中很普通，也很调皮，也很聪明的男孩。总是小尾巴似的跟着他的可爱的小妹妹，想不到突然死在了他的怀里——因为日本飞机的轰炸，一朵小小的花儿，还没有开放就陨落了。仇恨足以使他变成英雄小张嘎式的人物，但实际生活不是只有一种选择，仇恨更不能主宰他的全部生活。他要面对的，除了敌人以外，更多的是他的亲人，他的玩伴。
阿狗是汉奸的儿子，理所当然地，他被阿毛唾弃，被所有的小朋友拒之门外。
这个孤独的孩子，每天孤独地嚼着甜甜的日本糖果，香香的日本饼干，可他内心的痛苦，甚至比失去妹妹的阿毛还要厉害。
他艳羡伙伴们的欢乐，他们没有糖吃，甚至连饭也吃不饱，可他们竟然拥有至高无上的珍宝——一匹小马驹。这是十九路军撤退时小兵金豹留下来的。
江南农村的孩子，见过牛，见过羊，却是从来没有见过马。阿毛可怜的妹妹，就是欢快地高叫着“木木”向小马驹奔去时被弹片击中的。
善良的乡亲们掩护了掉队的小金豹，也以宽容之心看着自己的孩子不断地把家里拮据的口粮偷出去秘密喂养小马驹。
阿狗做梦也想摸一摸那只小马驹。
可是，阿毛给出的条件是，阿狗必须从此不回家，不再做汉奸爹爹的儿子。
这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实在太难了。
爹爹多么爱他啊！战争，过早地摧残了一个孩子稚嫩的心灵。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爹爹要向日本人告发金豹哥哥。金豹哥哥对阿狗好，要不是金豹哥哥挺身相救，阿狗的舅舅、一个抗日游击队员就被日本人打死了。可以说，金豹是阿狗一家人的恩人。爹爹要恩将仇报置金豹于死地，他只有去向小伙伴告发爹爹了。可是他告发了爹爹，爹爹也会死的。爹爹死了他就没有爹爹了，没有了世界上最爱他的人了。
面对这样的抉择，阿狗心底的风暴跟“第四十一”里的苏军女战士举抢瞄准她心爱的“蓝眼睛”时又有什么不同呢？尽管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孩子！
女战士的枪响了，“蓝眼睛”的血流出来，是清洗了责任、信仰、政治……等等崇高的名词呢，还是淹没了它们？
而我的阿狗只是一个小小的孩子，那么，放过他吧。
不，无论怎样的抉择，他的心都会流血，连映照大地的太阳也流血了。
于是我写下了题目：“流血的太阳”！
我按自己的思路，写了孩子们在战争大背景下的苦难与友情，以及战争造成的人性的扭曲与张扬，战争带给一代少年儿童的锻炼、教育和他们的成长。我想，这才是文学的根本。
就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决定将这部作品奉献给当代的少年朋友，希望能给他们一个较真实的认识历史和过去生活的机会。
（写于2005年）
7 我写《脆弱的蓝色》
在构思小说《脆弱的蓝色》时，各种思绪纷至沓来，这是其中的一枚碎片——
说的是1997年7月的某一天，寻找外星生物的民间组织SETE接到了一组来自太空的信号。谁也不知道这消息意味着什么。这时有人像孩子般欢欣鼓舞，有人则为了孩子不可测的命运忧心忡忡。于是政府——即使是以拥有“自由女神”为骄傲的美国政府，也不能免俗地下令军方用电波干扰那些信号，以防止引起大众的恐慌。
可惜命令下得太晚。好像是位于世界楼顶上的那扇窗子已经打开，要想让一颗颗窥探的脑袋缩回去已绝无可能了。女作家戴维斯尤其兴奋。她甚至不满周围的一切竟如此平静。她恨不得外星人的飞碟已降落在白宫前的草坪上了。当她从记者会回家时，一个奇怪的电话录音在等待她：“戴维斯小姐，也许现在该是重新探讨罗斯威尔事件的时候了。”
听着这陌生的声音，戴维斯想不出他是谁。但是她知道罗斯威尔是一个边境小镇，相传1947年曾有飞碟坠落的地方。
好像听见了来自冥冥之中的昭示，戴维斯更加坐不住了。她了解到传说中所谓的“飞碟”，其实是美国空军为了侦察敌国军事秘密而放出的一只热气球。而这项军事行动曾名曰“大亨计划”。戴维斯居然找到了当年报道过“大亨计划”的一名记者。老记者听她述说了那个神秘的电话留言之后，被激发起的好奇心一点也不亚于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于是，他的追寻脚步又踏上了自己年轻时造访过的小镇罗斯威尔，在那里他竟然找到了一位当年曾参与“大亨计划”研究工作的工程师。年迈的工程师以依然清晰的思维告诉老记者，用于“大亨计划”中的那只热气球上装有红外线感测器，它后来坠毁了。不过，在坠毁之前它不仅已侦察到了一些极为机密的军事情报，甚至还有更惊人的捕获——来自外太空的讯号！
紧接着，戴维斯家里的神秘电话再次响起，与上次一模一样的那个声音约戴维斯和老记者在一家汽车旅馆见面。
面纱终于要撩开了。作家和记者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准时赴约。这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退役军官少校。少校曾参与过50和60 年代美国太空计划的制定，在大亨计划中 ，他是秘密委员会的委员。他证实了那位老工程师说的一切。几十年来美国军方对此守口如瓶，现在该公布于众了。
公布的结果是舆论哗然，有部分联合国成员甚至愤怒地要将美国逐出联合国，因为美国隐瞒了属于全人类的太空信息。
在一片谴责的声浪中美国要求自己的科学家加紧研究。电波干扰早已停止，一向靠拉资助过活的SETE组织也受到了官方的关注：“你们想要什么？”“要……”羞羞答答的SETE一下子还不敢狮子大开口，可突然间，耗资几十亿美元的新型太空望远镜到手了，每年200亿美元的拨款又到位了。SETE受宠若惊，日夜不停地接收来自太空的所有电波信号。不久科学家解开了1997年的信号，那只是一些点状的格图，根本不知道代表什么，更令人担忧的是，信号源是移动的。它并非来自一个自转的行星，却像是来自——飞碟！
谁也不知道1997年的信号和1947年的信号之间有什么关联。但是它们必然有某种关联！满怀希望的科学家终于拿到了那个坠落的热气球留给人类的最后礼物——当年军方和亚历山大从未解开过这些红外线信号，因为它们的特征令人困惑：信号本身很稳定，似乎是圆周率3.14159。信号传递一次需要数星期，然后突然中断。再传递时信号有微微的改变，出现了不到一秒的时差。现在工程师首先注意到的也正是信号中的脉冲时差。信号拼出圆周率的时间不同，脉冲有不同的速度。也许时间差本身就是密码。果然他们从时差中解出了三个数字，将这三个数字反复研究之后，科学家发现，这三个数字中的第一数字乘红外线信号频率，其乘积正是1997年信号的点播频率。
“天哪！”一位科学家摸着自己的脑袋，“50年前的外星人就已经发信号给我们，可惜没人解读。”
初尝甜头的科学家继续努力，目光还投向了天文学家德瑞克早年的研究成果。德瑞克曾预言银河系存在上千个能与地球通讯的文明。1974年人类首先向宇宙发射的讯息即出自他的不凡手笔。当年他苦苦思索如何写这条信息，如何让不懂人类语言的外星人了解人类时，断然决定使用二进制码——他相信所有的先进文明都了解二进制语言。即o与1的电脑语言。
如今，外星人首次与我们联络，也使用了二进制码，这又是怎样的巧合！
虽然在1947 年的信号中，那两个意义不明的数字仍让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但德瑞克以二进制码所写的信息，的确让迷途中的科学家获得了柳暗花明的路径。德瑞克写的信息共有551个字。他先把它传给自己的同事，他的同事没一个能解得出来。因此至今还记忆犹新。其实，这个信息是根据两个质数，19和29——把他们摆成一个矩阵分成29排，每排19个字，数字1用黑色，数字0用白色，如此便得出了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实际上已包含了人类文明的基本资料，虽然还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于是，科学家们以1947年密码中的那两个数字将1997年的信息以行列的形式排开，终于，一副图像出现了……
至今我还难以形容当时我自己面对这幅图像时的心情，只记得激动使我站起来，差点扑过去拥抱我那台早该淘汰的14吋彩电，感谢它让我看到了人类首次收到的来自外太空的图像。我不能说这个图像很美，但那怪异的结构确实包含了无穷的奥秘。它像机器，却又比机器少了几分冷硬，多了几许温柔之感。不知为什么我联想起原始时代那种绘有古怪图腾符号的蓝色蜡染布。
看到这里我已不愿意相信影片是虚构的。像最优秀的小说那样，当真实可靠的科学知识作为内在的精髓支撑起情节时，虚构的花朵也近乎完美。
毫无疑问，以宇宙之广袤，太空之浩瀚，对不同星球上的物种来说，文明同步发展的可能性太少了。当今文明津津乐道的纳米技术、基因工程，如果在一个懂得怎样利用整个银河系能量的外星文明看来，或许只像钻木取火般幼稚。影片中那个从外星飞碟向我们发来的信息，显然是一种全能智慧型机器人。以人类现代科学水平，尚无法制造出这种机器人，可是，谁又能肯定，当我们一代代人的躯体消亡，以后坐在教室里的新新新……人类，没有能力制造这种机器？
可以想象，当这种机器人一旦出现，那么我们给它的第一个指令或许就是复制更完美的新一代。如此无限地复制下去，到头来，也许人类的躯体已经不重要了……
当人连对自己的躯体也感到不重要时，那么在人类的眼光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看到了另一种力量，似出于污泥而不染的白莲，在我们的生活中散发着久远的清香。我认识一位老中医，她一生坎坷，“反右”斗争中失去了襁褓中的儿子，“文革”中丈夫又被歹人害死。但是她穷毕生精力从事医学研究，不仅以其精妙的医术给了无数绝症病人以新生，而且行医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收过别人一分钱，甚至连昂贵的药都是白白奉送。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喝酱油汤泡饭，连几分钱的公共汽车也舍不得坐，省下钱来救病人——写到这里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我想也许有人会把我的话当做虚构的“神话”，所以我只能在此公布老中医那个神圣的名字：顾娟。
顾娟丈夫被害后第二天，她昏迷在自己家里的那张用铁丝绑起来的破损的睡床上。这是1976年冬上海最冷的一天，室温零下四度。一个名叫吕斌的青年工人向她走来，流淌在脸上的热泪几乎也要冻结成冰：“顾妈妈，救救我！”
吕斌时年27岁，被一家大医院诊断患了淋巴癌，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了。
和吕斌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父母。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普通工人。他们只有吕斌这一个儿子。如果儿子没有了，那么他们的天空也倒塌了。
然而对于刚刚失去至爱亲人的顾娟来说，她的天已经塌了。以她在人世间遭受的打击，她似乎已经没有理由再爱她的同类。但是她以超人的毅力从病床上爬起来，以将近三年的倾心付出，治愈了吕斌的病。如今吕斌的儿子，正作为新人类的一员，坐在课堂里学习了。他会学到父辈所不曾接触过的新知识，然而除此以外，他还将学到什么？听到什么？感受和体验到什么？当他戴着耳机，喝着加冰的可乐时，他是否会有足够的耐心倾听父亲唠叨往事？当他轻移鼠标，进入一个比一个更精彩的网上聊天室时，是否会觉得，父亲的话太不精彩？
生命的延续，是地球人对自己短暂人生的慰藉。然而，这种慰藉真的那么可靠吗？如果生命的延续，成为一种悲哀，如果这种悲哀越来越多地沉积起来，那么，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又将是怎样大的悲哀？
自从我在1993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女巫》之后，有一种心血被熬尽的感觉，各种疾病也频频造访。曾多年不写长篇当再度提笔时，原想找一个轻松些的题目调剂身心，也以为校园生活有着人们乐于承受之轻。然而故事尚未成熟，一些理念如初露的晨曦从思想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之时，无可逃避的沉重就坠落了。在那貌似或单纯、或轻松或被分数和考试的重压笼罩的校园里，所涌动的是一代人的希望。这希望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我们这颗蔚蓝色的星球的希望。可如果生命薪火的传递不是一次次美善的循环，那么，文明和高科技也只能将希望的花瓣一片片撕碎，多么美好的花季雨季也都是人生之旅中的海市蜃楼。甚至死寂的火星就是我们脆弱地球的未来！
我知道在一片时尚的声浪中我的声音并不和谐，但我仍要执着地发出它。
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以一个清洁工人从一个首饰作坊里遗弃的尘土中淘出金沙、并最终铸出一朵金蔷薇的过程来比喻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但我看过了不少的并非金沙而是以现实中的脏土或者过去时代的霉土堆砌起来的“长篇小说”。这类小说没有思想的内涵，没有情节，以冗长掩盖贫乏，以身体欲望代替灵魂追求，以高尚为可耻，以庸俗为荣光，充溢着霉变和萎靡的气息。而偏偏这些作品却大多是“名门闺秀”，一出娘胎就被各种光环包围着，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令人瞩目。越是高智商的聪明人越不愿做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诚实孩子。我生来愚拙，所以远离了这一切诱惑。两年前，我在沪郊一隅，在那间冬冷夏热的小小“寒暑斋”内写完《脆弱的蓝色》时，孤独地发着高烧，但心里充满快乐。
我要奉献的是一朵小小的金蔷薇。
那位名叫沙梅的清洁工，因怀了对美丽姑娘苏姗娜父亲般的纯洁无私的爱，为了使苏姗娜获得幸福而决心制作一朵金蔷薇送给她。在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中，沙梅贫病交加，最后悲惨地死去了。然而，他留下的金蔷薇既精致又灿烂，而这时苏姗娜却早已远走高飞不知去向了。
二十年来我出版了十一部长篇小说，我可以无愧地说，几乎每部作品，我都像清洁工沙梅那样认真对待的。而当二十一世纪的阳光落在初雪之后的北方大地时，我这部以校园生活为背景的长篇《脆弱的蓝色》，在明天出版社出版了。我不能把握它的命运，就像我无法把握过去每部作品的命运那样。但我知道，她依然是我千辛万苦从生活的尘土里淘洗金沙打造的金蔷薇，这就够了。
（写于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