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脱壳的蟹和思想的灵光
记得在几年前——大约是1986年吧，已经11月了，窗外的水杉依然一片苍翠，澄净的蓝天飘着些许白云，秋天仿佛无穷无尽。一位经常到我嘉定的寓所来玩的女孩子，说起她有位朋友，结婚后丈夫突然双目失明，并自此变得乖戾古怪，终日竖起耳朵，不许妻子跟别的男人说一句话，动辄拳打脚踢。那妻子被折磨得不像人样，本是一心跟丈夫厮守的，却不由得产生了离异的念头，但又怕人背后指责自己“没良心”，天天在痛苦的煎熬中过活。
“你可以写小说。”女孩子闪着一双聪慧的眼睛对我说。我点点头，可是很显然，光这些是不够的。
不久，我听说了一位因公致残的青年工人和他妻子的动人事迹。我便去那青年工人所在的社办厂去采访。在厂里我听到的是一片赞誉之词，可是无独有偶，这位残疾人的妻子，实际上就跟那位盲人的妻子一样，同样处在深深的无望的痛苦之中。
我不是一个敏锐的、才华横溢的人。我对生活的认识是缓慢的。在秋日的田野里散步，只见处处点缀着修竹茂林、流水小桥，处处沉积着深沉的黄与深沉的绿。暖烘烘的空气好像发酵的面团一样膨胀着，混合了各种各样生命的气息：水稻的清香，野花的幽芳，刚割下的干草的浓重的草青气。河边路旁，到处是泛着红晕的野生植物：杞柳、枸杞、醉鱼草……野菊花遍地盛开，红宝石一样晶莹闪亮的枸杞籽伸手可摘。我惊讶田野在它最后的青春时光打扮得如此艳丽。我对自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陌生感。我往前走去，可我走的并不是回家的路，我只是听从心灵的声音，沿着想象中的一条模糊的小路，不停地走着。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必须走，仿佛冥冥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召示我。我觉得我是在向自然、人生和生命的深处走去。
就在这时，我看见一只螃蟹从水渠沟底的凹洞里爬出来，一直爬到岸边已经干枯的草丛里，便不再爬了。我也不再往前走。我蹲下来，看着这只螃蟹。我看它聚集起全身的力气，开始挣扎——它要脱壳了。这是一只很小的螃蟹，也许这是它第一次脱壳，所以特别艰难。不知挣扎了多久，可那只坚硬的外壳还像盔甲一样紧紧地罩在身上，怎么用力也纹丝不动，仿佛永远挣脱不掉似的。
我真替它难受。我多想一伸手帮它掀掉那张外壳，可我知道那样做只能使它受到伤害。我所能做的只是一动不动地注视它，忘记一切地注视它。
渐渐地，暮色降临了，云雾遮盖了天宇和大地，世界沉坠到无边的黑暗中去了。小小的螃蟹似乎不以为意，依然不停地使劲、挣扎。后来，天变了，在迅速聚集的乌云里，落下冰凉的雨点。我感到冷，可是并不想躲开。我看见绵绵秋雨连成了一片，好像无数根柔软的鞭子，在抽打着这只可怜的小螃蟹。我呆呆地蹲着，想象着这只螃蟹的愤怒——它本以为自己是很渺小的，只想躲在人见不到的角落里完成自己生命中的一个历程。但想不到貌似恢宏的宇宙也会以如此的暴力来对付它。这在它体内激起了一种抗争的兴奋和激情。它用力，再用力。它周身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它几乎已经觉出那旧壳在动摇，在松懈，在剥离……可是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把它吓了一跳，已经开始松动的硬壳一下子又僵住了。
我站起来，倾听有线广播临时开机播音的声音：“各位听众，干部、社员同志们，现在播送寻人启事……”
在我们伟大的人类世界，还有着比一只小螃蟹脱壳更加重大艰难、更加痛苦的事——
“现在我们要为李家大队寻找一位走失的妇女张薇薇。张薇薇身高一米六十，不胖不瘦，穿的是藏青色两用衫和铁灰色西裤，皮肤较白。希望看到过她的同志立即与公社广播站联系。张薇薇本人听到广播后也请立即回去，你家里的人正在寻你，不要想不开……”
“不要想不开——不要想不开——”突然，天地间到处充满了这个声音。我愣了一下，感到在灰濛濛的秋雨迷茫处，一个模模糊糊的身影正在向我走来——这个张薇薇，这个皮肤白皙、衣着庄重的青年妇女。她为什么离家出走？她从小生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她有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她究竟为什么想不开？……
小小的螃蟹似乎对这一切不予理睬，仍专心于自己的脱壳。它使劲，再使劲，终于“毕剥”一声——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这声音盖过了天地间的一切。那个与生俱来日日夜夜笼压着它的坚硬的躯壳，被它挣脱、抛弃了。
为了新生它已耗尽一切。此刻似乎连挪动肢体的力气也没有了。不知过了多久，它微微一动，尝试着向前爬了几步，又停住了。它抬起身子，默默地向那只老壳望去。老壳是完整的，漂亮而又结实，但是已经僵死了，再也不会动一动。新生的小蟹望着它，似乎想起了自己生命的昨天。它有些犹豫，有些留恋，但它知道，昨天已经古老、僵死，而前面则有光辉灿烂的希望在等待着它。它一步步朝前爬去、越爬越快、越爬越快……
我突然冲动不已，人人都在向昨天告别，向明天进军。这种告别是十分艰难痛苦的，有的人就在绝望与痛苦中永远留在那里了，于是时间凝固起来，变成了永恒；而一只小小的螃蟹，则如此一无反顾地向前，向着浩渺的东海奋进。不能想象它的前面还有多少田沟，多少堤坝，多少河流，多少围捕它的蟹笠和不测的灾祸，甚至它还要脱几次壳，因此，谁也无法预料它能不能最终到达目的地——东海。但它自己一定确信，那美丽神奇、宏伟而博大的东海是属于它的。
难道这个小螃蟹的遭遇和命运，不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个年轻的农村妇女命运的写照吗？好像一道闪光照亮了我的思维，我终于找到了将这些文学素材写成文学作品的灵感。好像天上朝朝暮暮积聚的云，忽然一个闪电划破长空，一声响雷，大雨终于倾盆而下了。那云就是日夜萦绕于我心头的生活素材，那闪电就是点燃我创作灵感的思想的灵光，而那雨水汇成的河流，便是我的作品了——这就是我的一部中篇小说《昨天已经古老》。
（写于1990年）
2 “叫魂”种种
由小到大，在记忆的海洋中叠印最深的，莫过于“叫魂”了。记得童年时候，半夜三更，睡梦中突然被一声声凄切、悠长的呼叫声唤醒，其间有时还夹杂着猫头鹰“呜噜噜——呜”的啼鸣，常常使人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于是我就问睡在身边的阿婆：“这是在干什么？”
“叫魂。”阿婆说。
“干吗要叫魂？”
“因为人的魂离开了自己的身体，迷路回不来了！”
于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想了解人的“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如何才能把一旦迷失的魂叫回来。
终于，机会来了。那时我父亲在川沙县虹桥中学教书，暑假里我跟他到学生家里去玩，走在罩满暮色的路上，忽然听见后面村子里传来悠长而又凄切的呼叫声。我的心中突然一阵激奋，脚下生风，掉头往后跑——只见一位老伯伯双腿骑在屋脊上，手中拿着扫帚和破畚箕，嘴里在不停地喊：“小根宝——归来——！”他喊一声，就用手中的扫帚柄敲一下破畚箕背。与此同时，不知在何处，大约是在屋后的竹林里吧，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回答：“归来了——！”
那声音凄楚、哀怨，急切、悲恸，绝望中含着希望，祈求里透着哀怨，似风声鹤唳，似虎啸猿啼！这声音传得旷达而悠远，整个村庄以及附近的天空大地，几乎都在静静地谛听，没有小孩的吵闹，没有田野的籁鸣；甚至连归巢的鸡鸭与飞鸟都默不作声，看家的猫狗们竖起了耳朵……从那时起，我就认为，这是人类最恳挚、最急切、最深沉、最复杂的声音了。
从此我就知道叫魂是什么样子的了。
以后，随着在生活道路上历尽坎坷与颠簸，又看到、听到了许多叫魂的方式：有揪着人的耳朵叫魂的，有撑着雨伞站在桥上叫魂的，有巫师跳着舞蹈叫魂的；前些年有机会去西南边陲一游，还看到了那里的少数民族将鸡血一路滴来，用鲜红的血液引路叫魂……
然而，魂究竟是什么？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谜。
以后读了点古典文学，看到屈原老夫子的《离骚》、《国殇》、《哀郢》、《山鬼》等篇，才知道中国人的叫魂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你看那《哀郢》不是在替国家叫魂么？《国殇》是在为战士叫魂，而《山鬼》，显然是在为一个女子叫魂！而且从屈老夫子的字里行间，慢慢多少懂得了一些魂的含义。然而仔细想想，又不那么确切、完整。
再以后，又读书，又碰壁，渐渐地知道了人类之魂的复杂与多变。遍寻古今中外的历史与文学史，才懂得人类为寻找自己的魂，作出了无数的努力，并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其是当自己亲身经历了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之后，细细沉思起来，确实又发现了一些不可理解的问题：
比如过去我们每一次政治运动，儿乎都是在否定上一次，同时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一次的绝对正确性。不管是在这些运动中伤害别人的和被别人伤害的，都唱一个调子，很少有人反省自己和运动本身。比如搞民主选举，我们的选民们或者闭了眼睛画圈，或者非要打听到领导的意图后才选，否则就不敢轻易行使领导赐与的民主权利；比如某报载一条消息：某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非法组织的文联机构案——既然宪法规定群众有组织、结社的权利，却又非法。
如此等等，我忽然觉得，我们的魂似乎不在自己的身上，迫切需要寻找！甚至自己的魂，恐怕也需要寻找！
于是，我就开始寻找起来——用我的笔，在我的作品里苦苦地呼叫与追寻。从《生活的路》到《苦楝树》，到《呜咽的澜沧江》，我想先为青年一代寻找，使之能尽早回到自己的身上来。我相信，经过努力，我们每个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做一个有魂的大写的完整的“人”。
这就是生活和做人的意义，也是写作的动机和目标，我以为。
（写于1988年)
3 我的“寒暑斋”
我从小在大城市长大。因此，从记事起，就只知道熙熙攘攘的马路，两旁的梧桐树和楼房。回到家里，就和阿婆在一间六平方米的亭子间里生活、读书。有时，还可以透过亭子间北侧那只有二尺见方的窗户看着窗外的一小方蓝天，去驰骋自己的想象。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从自己的青年时代起，却与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沉到了农村，再也没有回头。1969年上山下乡去安徽农村插队，那时我二十岁。六年后回城，写了一部小说《生活的路》，又当了几年编辑。本来可以在大城市安定下来，可是一种一言难尽的困境造就的机缘，从1980年起，又迫使我去了农村。此去至今，十几个寒暑过去了，我已到了不惑之年。这十几年里，令我感受最深的，不是人物、不是事件，倒是我自己在乡下居住的那间小屋。这间小屋，一些知己的朋友给它起了一个颇雅的名称，叫做“寒暑斋”。
寒往暑来，春秋代序，这是天道之常，本来是没有什么稀奇的。可是我这间小屋，是一个二层楼上面的加层，结构简陋，夏热冬冷。这两个季节人呆在里面，几乎都难以忍受。有句古戏曲词说“冷时节冷得在冰凌上卧，热时节热得在蒸笼里坐”，如果拿它来形容我的这间屋子，则一点也不夸张。然而，我不光不讨厌这间屋子，我还十分珍惜和喜欢它！
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虽然户口在城里，而且大小算是个作家，但我在那里没有住房。我小时候和阿婆住的那间亭子间，随着初中毕业那年阿婆突患脑炎去世，早已不属于我了；而到插队结束回城时，我和奶奶同住的客堂间，由于奶奶离世，也不属于我了；曾住在单位集体宿舍里，又被按“规定”本市的职工不准住集体宿舍而一赶再赶；不得已，一急之下，决定到农村去寻个安身之处。这一“急”，就把我急了下来，而且至今还不想回去。当然，刚下来，要“讨”个安身之处也是不易的。记得那时一个乡镇房管所的调度员同情我，他让我住进暂未分配出去的新工房，待该房有主时就再换一间新的，这样打了一段“游击”。由于频繁搬家不方便，一位乡村中学的老校长又伸出了援助之手，将我安排到他们学校图书馆的书库里住。两排书架间，前后挂两条旧床单，中间放一张学生宿舍的双层床，就可以安心地写作了。除了书库里的灰尘味和书的霉味外，这个环境又安静又舒适，而且学校还有食堂，免去了自己做饭的时间，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幸福的天堂了。
当我正沉浸在那样的“幸福”之中时，韦君宜同志赶来看我了。她看了我的“天堂”，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对该校的校长和教导主任说：“感谢你们。虽然条件不太好，但你们支持了一个青年作者，这不容易。我代表文艺界感谢你们！”送走君宜同志，我本来已经平静的心又骚动不安起来——要知道，君宜同志那时刚失去了老伴杨述，自己的心里也蕴蓄着极大的悲痛啊！她一到上海，谁也没有惊动，居然自己摸索着寻到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中学来。这样的深情和厚爱，让我这个从未得到过母爱的孤独女子，如何经受得起！送走步履蹒跚的韦老太，我扑到床上哭了起来……
此后，我才得到了一间小屋（不是买的，不是分的，是临时借的。我在乡下没有户口）。这就是上面说的这间“寒暑斋”。有了避风雨的栖身之处，有了可供写作的地方，你说我能不珍惜、不喜欢吗？更何况，寒暑期间，我可以在农村采访，春秋间回小屋埋头写作，也可以相得益彰。而且，我这小屋“风水”还不错：十年来，在这里写下了除《生活的路》以外的我的几乎全部作品，计近三百万字，十来本书、集。凭心而论，这样的收获，如果在城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得到的。这是生活给我的厚爱。于是，我便从刘禹锡的《陋室铭》里摘了两句贴在墙上：“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写于1994年）
4 戆人有戆福
“每人头上一片天”。生活中，每个人都在社会上占据着一个位置，尽管这个位置的角度大小不同。有人聪明伶俐，有人机智勇敢，有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人能审时度势、左右逢源；而我，无论家人、亲戚、朋友，都说我“戆”；不善言词，缺乏待人接物之道；反应迟钝，认了死理不回头。因此，常常一头撞在南墙上，头破血流，鼻青眼肿。为此，自知在大都市里没有我的位置，就自动去当“乡下人”。一晃十年有二，倒也种瓜得瓜，又写出了五、六部长篇小说。因此，朋友们对我既定的形象，又作了些注解：“戆人有戆福”。
那么，我的福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举几个例子来说吧。
有一次，我去农村采访。一个人只顾看田野的景色，沿着一条小河走进了一个“泾湾角”，一下子迷了路。想找人问路，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得再沿小河向前走；走着走着，见前面一个小伙子，正在闷头砍河边的一些小树——为什么要砍这么小的幼苗？我不由得上前责问。小伙子却不以为然地朝我笑了笑，告诉我这种树叫苦楝树，从幼苗出土至长大成材，必须经过三次砍伐，否则也要被虫蛀掉的。因此，它又叫三镰树。回去的路上，我一面走一面思考这种树的特点，得到了一种新的人生启示，于是写成了长篇小说《苦楝树》。又有一次，我在县城的小街上走，见桥堍边正贴了一张广告，教授健美操。我怀着好奇心报了名，因此结识了我国第一位健美女冠军钱女士。因她而获得启示，我积累了数年的知青生活题材，终于有了灵感勃发和组织起来的框架，于是，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诞生了。
再有一次，我去水乡的生产队参加捕鱼，却看到了一个农村妇女因家庭矛盾吵架而投河自杀的一幕精采的喜剧——她哭叫着要死，待冲到小河边，见无人理会，又掉转头朝人多的地方跑去，“扑通”朝河里跳下。人们要去救，她丈夫却拦着，直等她喝够了水才拉起她。想不到她突然产生了特异功能，硬说有鬼魂附了身，讲出了许多曲折离奇的恩怨故事来。而这些情节，又帮助我写出了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女巫》。
十几年来我自甘寂寞，甘当乡下人。许多现代人的向往和追求的乐趣、荣誉都与我无缘；说戆，也戆得可以。但正因为这样，才碰到这许多机遇，得到了丰富的灵感和启迪。
“戆人有戆福”，也许这就是生活的哲学。
（写于1993年）
5 老柳树上的怪胎
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对土地的观念是淡薄的，充其量，只觉得自己住的房子的地基与土地有点关系。但这房子往往还是公家的，即便有产权，也只有70年；况且这几年房子越造越高，占天不占地，似乎与土地离得更远了。
而我却与土地的缘越结越深。先是插队落户到了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在那里“战天斗地”六年，与贫苦善良的农民结下了情谊。回城后，又“自甘寂寞”到了沪郊农村……
走在江南水乡阡陌纵横的田间小道上，皖东丘陵那连绵起伏的黄绿色浪头依然常会奔涌而来；定睛望去，一切似乎都是凝固不变的。是的，凝固！无论流水的波涛还是泥土的起伏，就这么默默地消失在天之涯……
而在这无言之中，却藏着何等不甘的呼啸！我们中国人，从夏商周到秦始皇“一统天下”，再到“从此站起来了”，上下五千年朝代的更替，几乎都是由农民来完成的。农民的血常常染得那些末日的黄昏无比辉煌与惨烈。然而一个个新生的政权又无不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那些登上王位的统治者需要农民的汗水来滋润他们权力的轮子；那些依靠权力“先富起来”的人需要农民的尸骨作阶梯，好让他们攀到欲望宝塔的顶尖！
无疑，在人类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是建立在农民破产的基础上的，但政权的稳固则仍需要处理好农民问题。不但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也未能冲破农民问题的怪圈。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与这个主题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执政者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却仍无法避免农村曾经饿殍千里人相食的惨状；这真是一面让他们无法正视的魔镜……就是到了实行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迈步的今天，在加入WTO以后，我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恐怕还是农村和农民问题。要让中国这条巨大又古老的航船冲破由农业社会的漩涡组成的怪圈，安全地“与时俱进”，恐怕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艰难任务。
“文革”以后，当我不再以接受再教育的身份——而是去农村采访时，有一次被偶然邂逅的一幕震撼了。这里是江南水乡，比出过朱皇帝的凤阳富庶得多的地方。村口的一棵老柳树上，挂着一个出生不久的死婴。那婴儿远远望去，活像一只剥了皮的兔子，走近才能发现，额头上还长着一个小小的男性生殖器。
时值深秋，西下的夕阳为行将凋零的草木染上了一层淡淡的血色。围观的人们指指点点地说，那是某某媳妇生的怪胎。为了让这怪胎不再投生到她家，她的家人才将它挂到树梢上羞它，让千人戳，万人指！那时我不过三十来岁。但对我而言，苍凉已不是张爱玲们用滥了的一个手势，而是已经深入骨髓和脑髓了。日复一日，那怪胎投下的阴影一直在我心中萦绕。我想，要改变一个时代，一种体制，虽然是很激烈的社会变革，有时甚至还会流血，但比起改变几千年来沉浸在人们脑子里的思想文化积淀来说，则仍要容易得多。而如果不能打破和铲除这些积淀，就算是勉强使社会的经济管理体制跃进，它实际上仍旧跳不出封建主义的桎梏，它只能将社会重新拉入一个人压制人、人剥削人的怪圈。就像老柳树上的怪胎一样，它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活生生的人。
为此，我曾穷8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企图从历史的宗教的人性的角度为这个怪胎诊脉，寻找造成这个怪胎的染色体异常和基因缺损。我的思考无疑是异常孤独而沉重的。但我终于在1991年底完成了长篇小说《女巫》。
我并非天才，但我从未停止过思考。今天，面对这么多姿多彩的世界，我仍不愿意随波逐流。我始终觉得文学作品应该反映时代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甚至是人类的命运和前途。过去我曾竭尽一个作家的良知努力这么做了，今后还会这么做。
（写于2003年）
6 女性的命运与创作的灵感
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叫做《女性——人！》（以后在台湾出版时改名为《呜咽的澜沧江》），于是一些读者和评论家就关注起我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来。其中有曾庆瑞先生的《竹林小说中的农村姑娘》、《竹林小说中的女知青》、（均见台湾智燕出版社，《竹林小说论》），还有在《两岸文学互论》中李子云先生的《“呜咽的澜沧江”中的“女性——人”》，程威海《关于“呜咽的澜沧江”的几点断想》中对女性作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
然而，说来惭愧，真是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我在写作的时候，却从未专门对女性形象有特殊的“照顾”。我创作每部作品，都是某种生活给了我启示、冲动，撞击了我的心灵，于是便产生了创作灵感。这样，一部作品的灵魂也就随之捕捉到了。比如说，我写长篇小说《苦楝树》，灵感是从樵夫在一条小河边砍伐这种树时给我讲的那些道理中得来的；我写《女性——人！》，则是从农村中的一件迷信活动——给生了病的孩子叫魂的仪式中悟出来的灵感；还有一部中篇小说《蜕》，则是偶然看到了田沟里一只小螃蟹艰难的蜕壳过程而构思写成的；而目前手头刚刚完成一部长篇《女巫》，它的灵感来得更奇特些：在一次赴农村的采访中，遇到了一个因为夫妻吵架而昏死过去的妇女，待她醒来后竟讲出了一个无论从逻辑的任何层面都不可能知道的凶杀案。这件表面上可以完全归结为特异功能的奇事，我反复思考酝酿，经过6年的努力，就成了目前40 余万字的长篇小说。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个命题谁也不会反对。但是我觉得源泉的泉水是靠天上的雨水积聚而成的。而要让天空下雨，就必须有点燃雷声使之下雨的闪电。而这闪电，或许就可以叫做灵感。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
而生活，对每个人来说（不光是作家），随着他的生命历程，都是丰富多彩的。有了灵感就能调动它，就能挖掘它，作品也就有了灵魂。
作品有了灵魂，当然也就不愁故事情节和人物。要写人物，就必然有人物的命运遭际、生活坎坷、感情纠葛，而人物，自然就分男人和女人两大类。在我写作的初衷，我总是将女性的命运与男性的命运同等思考、同等展开的。例如从我最早的作品《生活的路》开始，就写了张梁和谭娟娟，以后到《苦楝树》中的泉根和金玲，《女性——人！》中的龚献与陈莲莲，直至《女巫》中的人物阿柳和须二嫂。然而仔细想来，在自己笔下产生的形象，确乎是女性人物给读者留下的印象较为深刻。这究竟是何种原因呢？冷静下来，我也顾自思索过。我以为，这既不因为我是女性，所以这样——这种逻辑判断似太机械；也不因为我是个女权主义者，所以要为女性摇旗呐喊。这样讲也离事实太远。我想，这恐怕是生活本身的原因。作家的作品总是试图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而中国的生活现实，又是妇女被压迫在封建宝塔的最底层。她们除了与全体中国人一样脖子上套着君权、神权、政权、族权的枷锁外，还套着夫权的枷锁。尤其是在中国农村，这条锁链更坚实更可怕。这并不是我要故意在这里作乏味的老生常谈。这是我长期观察和研究生活得出来的活生生的结论。因此，在我笔下产生的诸多女性人物，在读者看起来，她们在生活中挣扎得更痛苦、更惨烈，从而更悲壮。当然，这种挣扎的结局如何，仍有待于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本身去做结论。
既然生活的灵感点燃了作家的创作欲望 ，作家就必须用自己的智慧与理念去剖析和安排自己笔下人物的命运遭际，去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去追寻人物的灵魂趋向。而这种挖掘和追寻，是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而不断地深入和扩展的。而同时，这也是我创作的人物从幼稚到较为成熟的过程。比如我最早写的《生活的路》中的谭娟娟，基本还只是对这个女知青的命运的客观表述；而到了《女性——人！》中，虽然同样是女知青，但陈莲莲则已是自觉地在剖析和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灵魂了。而在最近刚刚完稿的那部《女巫》中，我就试图通过对“女巫”须二嫂跨越了几个时代的人生命运历程的描写，归结出一个在生活最低层、最普通的中国人从对自己的灵魂的迷失到追寻的全过程，并以此画出一个我国农村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画卷的轮廓。
碰巧，这个人物——“女巫”，又是个女性！
《书讯报》1991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