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江流
2000年金秋的凉爽中，电话里一个亲切的声音给了我意外的的惊喜 安徽老作家鲁彦周先生说他发起召开一个笔会，邀请我参加，也希望我能“回家看看”。
一句“回家看看”让我为之动容。我中学毕业后即去安徽插队落户。我的第一篇印成铅字的小说是1973年初发表在《安徽文学》（当时称《安徽文艺》）上的；我第一次涉足的文学殿堂是《安徽文学》编辑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以安徽的生活为背景的。从那里开始，我一步步朝前走去。生命似无根的浮萍，身不由己的飘荡中仍想回头抓住一点什么。我是一个“无家”的人，无家使我想像的翅膀飞扬，无家也使我缺乏一份生存的踏实感。然而离开安徽二十五年后，安徽却还认我这个“游子”。我心头一热，对着话筒大声说：“我一定参加，一定回家看看！”
来到安徽合肥，我最想看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安徽文学》的老编辑温文松。1973年我一进编辑部就被指派跟着他，可以说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老温的妻子姓张，我喊她张阿姨。冬天我的手背生满了冻疮，惨不忍睹，张阿姨说这是因为我棉衣的袖子太短了，她要替我设法加长。但我只有一件棉衣，不能脱下来给她缝。她就把我接到她家里，打点出一张小床让我住下。晚上我钻进被窝，她把我的棉衣抱去，一点点拆开、接长，又絮上新的棉絮。那时张阿姨还十分年轻，最多只有四十岁左右，生得娇小玲珑，说一口标准动听的普通话。可她在灯下忙碌的背影，俨然是一位慈祥的老母亲。我几次从梦中醒来，都被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亲情母爱所撼动，不由得泪湿枕畔。1998年秋和朋友云子一起来到合肥，把刚出版的一套五卷本《竹林文集》送给老温和张阿姨。张阿姨见到我就问：“你现在冻疮好了吗？”一句话又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弦。
另一位我想看的是原《安徽文学》的主编江流。记忆中的江流高大魁梧，红彤彤的脸上总是挂着一种跟他那雄健的外表极不相称的腼腆而温柔的微笑。他总是这么微笑着，然后亲切地、彬彬有礼地对我说：“小王，请你把这几篇稿子看一下。”或者：“小王，请你给这个作者写封信。”
第一次听他说“请”字，我愣了好一会儿。因为那时的口号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请”字已被逐出了一代人生活的字典；在我插队的村庄里，更是听惯了人们以“日你奶奶”和“日你祖宗”之类不离不弃的词儿作为一切用语的“礼貌开头”。而此刻轻轻的一个“请”字，像一柄魔杖，将人性荒漠中的粗野驱逐出去，让教养回归，让文明再现。我是作为“掺砂子”的“工农兵作者”来到编辑部的，但“砂子”所象征的粗糙和革命性并不是我该要的。江流的声音和目光让我明白了这一点。人应该有这样的生活：彼此尊重，亲切有礼；决不是我们平时所司空见惯的那样，随随便便就将自己的同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江流“请”我做的事我当然很努力。我没日没夜地苦读苦干，居然很快熟悉了编辑部的工作。江流给我看的稿子中有一些是省内著名作家的稿子。但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谁，写意见的时候一点顾虑也没有。我可能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但却得到了江流的表扬。他有一次还说：“小王的字写得好。”为了这句话，我每次写意见都把字写得越发工整。可他说：“我觉得你还是随便一点写更好。”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他变得沉默，有时会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拿起一张报纸，看看，又放下，自言自语怅然若失。
那时，我住在招待所，一个房间四张床，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了。星期天食堂不开伙，编辑部也关了门，所以每到周末，老温就早早地来把我接去了。老温的一对儿女快乐地叫我“小王阿姨！”但是往往不等老温下厨，江流的女儿江禾也来喊我了。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老温住的是楼房，江流住的是平房。我一点也看不出平房比楼房有什么高级，只是在江流的房间里，似乎总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清新、清香的气息若有若无地流淌在空间。我不知这气息来自何方 也许是书柜，那一排书柜和大衣橱，都是江流从自己下放之地买来木材打制的，没有上漆，裸露的本色饱含着树木生长时的阳光、空气和水的味道；也许是书柜里的书，那么多书，让我想起成语“书香门第”；还有墙上的字画，还有杯里的香茗……对我，江流就像对他的满座高朋一样，用淡绿色带盖子的细瓷杯为我泡一杯茶。在乡下我喝的是井水，连喝带土腥味的开水都是奢侈。可这里一杯精美的茶，让我品出了生活的另一种滋味，另一个境界；总是闻到清香，总是品到微苦中的甘甜。有一次，我告诉江流，茶里有熟板栗的清香。他那双大大的慈祥的眼睛里流露出赞许的目光，好像我交了一篇好文章。
这里的女主人也与众不同。江流的夫人李阿姨端庄大方，脸上有淡淡的妆，唇上有淡淡的红，走过时空气里也有淡淡的香。在那个时候，这份美丽简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我经常傻呼呼地望着她，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像她那样举止优雅、仪态大方。
坐在纤尘不染的房间里，沐浴着书香、茶香、女人香，我有恍惚的错觉，仿佛人吃饭也很俗。可是突然间，桌上就摆满了十几个盘子，桌前就热热闹闹地围了一大家人，饭碗也是大号的。李阿姨和蔼可亲，江禾年龄与我相仿。我的拘束在温馨如家的感觉中消失。江流连夹菜也是温文尔雅的，筷子伸向碗碟的过程常令我想起毛笔和端砚。记得在一个寒冷的雪天，江流用砂锅炖了一锅狗肉，举箸之间，他还给大家讲了一个郑板桥吃狗肉的故事……窗外的雪花和窗内的肉香，盈盈笑语间我陶醉了。狗肉里吃出郑板桥的诗情画意来，能在物质异常匮乏精神被奴役的当时拥有如此的境界，我真是崇拜江流，太崇拜了！
我梦想留在编辑部工作，梦想户口能从农村迁到合肥。事实上江流也为我努力、奔走过。后来终于没办成，是因为客观形势的原因。可我当时并不能参透其中真谛，总觉得是因为自己的成绩还不够，因此要更好地证明自己，也就是说应该多发表一些作品。于是，工作之余，我总是很努力地写。短短一年，我已经在《安徽文艺》发表了三个短篇小说了。当我兴致勃勃又写了一篇时，稿子却被退了回来。江流说要找我谈谈。我以为他要跟我讲小说的修改意见，岂料谈话时他只字不提这篇小说，而是委婉地说：“我发现你的小说中，景物比人物写得好。”
我居然没听出他的批评意味，还坐在那儿美滋滋地傻乐。这时他话锋一转道：“这也许是因为，风景的描写能在书籍里找到更多的借鉴吧！”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所发表的一切文字，其实已经被他全部否定了。我备受打击，耷拉着脑袋不吭声，同时心里也有疑惑，既如此，为什么要发表我前面那三篇呢？作为主编，他完全有权把我的处女作扼杀在摇篮里。当然，如果那样的话，我也不可能有机会坐在他面前了。
“你还年轻，不要急于写，也不要急于发表，你要多积累生活、多看看书。”他用一种含蓄的、小心翼翼的口吻对我说，“我觉得有两位的作家风格跟你有相近之处。一位是孙犁，他的文笔清新纯美；一位是刘真，她的故事真挚动人。你把他们的作品全部找来，仔细研读，对你会大有裨益的。这些书图书馆借不到，你到我家里来拿。”
我抬起头来，发现他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只有父亲才有的慈祥。
原来，他是怕我被时尚的小说弄昏了头，才及时打住了我的发表欲望。
原来，在这个全国只有一种创作模式的时代，他悄悄地、不露声色地为我开启了通向文学殿堂的真实大门。
从那散发着木质清香的书橱里，我拿了《白洋淀纪事》，拿了《铁木前传》，拿了《长长的流水》……拿得越多，越感到自己贫乏；越觉贫乏，就越想拿；可只借不还，我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有一次我想向他解释一下，可不等我说完，他就笑了：“书不要还了，留在你那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浓重的苏北口音里满是宽容，甚至不乏纵容和溺爱的成分。
合肥街头的阳光分外温暖，似乎能呼吸到来自白洋淀的苇子的清香。我快乐地走着，有一个人拦住了我的去路。
现在我已记不得这个人的名字了，连姓什么也忘记了。
看来失忆真的是一种自我保护，姑且就将此人称做老A吧。
老A家住合肥，当过我所下放的那个县的知青慰问团成员。老A说，他在我的档案里看到一份材料，那份材料记录着我的一个被政治斗争羞辱的经历，一个莫须有的罪状。
如今回想起来，即使那个“罪状”全是真的，也可笑到不值一提，可在那个特殊年代，却事关我的政治生命和前途。我的脑袋“轰”地涨大了，迷糊中听见他说，他可以想办法把那份材料替我从档案里拿掉。
像溺水的人突然抓到一块木板，我不顾一切地攀上去。我的目光，我的表情写满了急切与恳求，可是老A又说：“我只能试试看，可不敢肯定能办到。”
我急了，忙说：“你能办到，你一定能办到的。”
“如果我办成了，你怎么谢我？”
谢……那是当然的。我想老A是在暗示我送礼。又一个休息日来到的时候，我买了糖果，买了饼干——是送给老A孩子的。我承认我的举动俗而又俗，可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也买不起更贵的礼物。我按老A的指示来到他家，把这些俗物放在桌上。老A轻蔑地望了一眼，然后微微一笑：“我可不要物质的谢。”
“那……”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向我扑来。在搏斗中我被抵到了墙角，我已无路可退。就在这时，门外的楼梯上响起皮鞋敲击地面的清脆的脚步声。
他悻悻地松了手。我乘机夺门而出。
风冷冷地吹来，面对过往的车水马龙，我发现，在生活中，自己又被逼到了绝路上。
一连好多天，我战战兢兢，不敢抬起头来看人，总觉得人们已经知道了那件可怕的事。而那个老A，也不知哪里来那么多的休假，总是能不失时机地在路上拦住我：“告诉你，纸包不住火，要是你们的主编江流看到你的档案，马上就会叫你卷铺盖回乡下去了！”
江流？！
走在路上，大地开始摇晃。
我已经不能想象再回乡下的日子——那不仅是像枷锁一样禁锢身体的繁重劳动，还有无边的荒凉与寂寞，贫困与饥饿……
鬼使神差，我走到了江流跟前：“我……想跟您说一件事。”
“说吧！”
还是那样亲切的口气，还是那样慈爱的目光，可我又一下子全线崩溃，拔脚想逃。
江流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把我领到隔壁一个房间。
这里好像是会客室，有沙发、茶几，可江流坐在一张硬木板凳上。我也坐在硬木板凳上。
他用目光鼓励我。我却只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
他既不催促，也不试图转移话题，始终安静祥和，就这么坐着等待着我。
我极小心地抬起头，看了看他微秃的头顶，他的浆硬的白衬衫领。似乎一切都叫我放心，可是我依然不知如何开口。
“我……我想我该回、回生产队去了。”我结结巴巴，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谁欺负你了？”江流**地问。
“不不，”我发现他误会了，连忙急急声明，“大家都对我很好……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么多的好人。是、是我自己不好。我不配坐在这里工作。我犯过错误……我不好，我欺骗了你，欺骗了同志们，我……”
我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地把老A，把一年前在县里人家为了整某个人而威逼我签字画押所承认的莫须有的“罪状”说了一遍。我不知自己说清楚了没有，也不知他是否理解我话中的真实含义。真实藏在一堆乱草中，无尽的委屈和羞辱使我无法理清这些杂草。
但是自始至终，江流没有说话，没有表示好奇，没有表示疑问，也没有在我东拉西扯、词不达意的时候追问过一句什么。他不给我一个任何微小的触动。他一直在听，严肃地、默默地在听。在我的惊慌失态面前，他显出一种镇定的力量，一种岩石与山一般的可靠与慈父般的安详。
后来，我说完了，像地狱里的小鬼一样，听候裁决。可他依然不出声，似乎还在听，在等待下文。时间如静止的大海，瞬间变成了永恒，无始无终的永恒。
我突然害怕起来，害怕这沉默，害怕自己会在沉默中被钉进永恒。我期待他会说点什么，哪怕是训斥我一顿，哪怕是把我赶走也好。
这时，他的嘴唇动了一下：“你，受委屈了！”
我起先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很迷茫、很惊讶地望着他，后来，眼皮一眨，滚下两滴泪珠；再后来，我抽泣起来，先是小声的、压抑的，最后终于失声痛哭。
“这件事，你跟别人讲过吗？”
我说不出话，只是哭着摇头。
“那好，从现在起，忘掉它，不要对任何人去讲！”
我哭着又点头。他似乎犹豫了一下，接着又叮嘱：“我的意思是，今后在你的生活中，无论对谁都不必提及这件事——它根本不存在。他是你的一个幻觉，是我们时代的一场噩梦！明白吗？”
“嗯，明白了。”
从那时到现在，我严守了这个诺言。这件事构成的一切始终封存在我心湖的一角，甚至写了那么多小说，也不曾萌生过一丝开启的念头。
笔会活动安排紧凑，在合肥只停留一天，几乎没有外出的余暇。开完半天会，我赶紧在午餐前给老温拨了电话，饭后他就来到了我们下榻之处的稻香楼，下午我们随团一起参观市容，边走边聊，但要拜访江流却没有时间了。昨夜到得晚了，几乎一夜未眠，疲乏使我头疼欲裂。可是，如果来到合肥而不去看江流，我会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见缝插针和老温一起来到江流家时，已是暮色四合时分，合肥城笼在蒙蒙细雨中。过去江流和老温住的文联大院早已拆除，现在江流住在五楼，敲门进去时，他和保姆相对而坐，正用晚餐。餐桌上一碗稀饭，一盘炸镘头和花生米。我叫了他一声，他的表情很漠然。两年前我的文集出版，专程到合肥来看他并把书送给他时，他也是这个样子。但这一次，他的话更少——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话。老温在一旁不停地说，说这次笔会的情况，说我什么时候到的，什么时候要离开，等等。说着说着，他也无趣地住了口。江流坐在对面，好像在看着我，又好像什么也没看。
我感到憋闷。房间里的气味不好，显然是门窗关得太久了，空气无法流通。我环视四周，只看见彼此坐的老式人造革椅子和一张没有铺垫的木板小床。我想问他，那些原木打制的、散发着树脂清香的书柜和大衣橱呢？那些漂亮的绿色茶杯呢？还有李阿姨呢？她在哪里？她好吗？还有他的女儿江禾……
穿越江流漠然的目光，我仿佛又看见了江禾——这个脸膛红红眉眼酷似父亲的姑娘，在秋风乍起的一个早晨坐在院子里腌菜。那么大的一个圆形木盆里装了那么多菜，看得我眼睛发直。江禾笑一笑说，家里人多，要吃一冬天呢。她挽起袖子，健壮的胳膊用力揉那些菜，一面告诉我腌菜的程序，听起来好像有十几道。我蹲在旁边大惊小怪，腌个菜还这么烦，我在乡下撒把盐就完了。她却说要好吃就不能怕麻烦，还说要教我。我说不不，我脑子不好使，记不住。
但我还是记住了最后一道程序，那就是要揉进芝麻。
我还记得李阿姨把粗糙的云片糕一片片剥下来，炸得金黄酥脆，盛在一只精美的盘子里。
现在，我如何再说这一切？
我甚至想，他是否还认识我？我该不该再把自己的名字报一遍？
也许，报名字也是多余。
就这么坐着，相对默然，任时间流逝，把眼泪咽下；各自已往的沧桑，尽在不言中。
可就在这时，他开口了：“你还住在嘉定吗？”
原来他还记得一切！
我激动地点点头，接着又犹豫地摇头。其实点头和摇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切都仍在他的记忆中，他什么都不曾忘却。
1979年那第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出版以后，在单位我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一封封盖有组织公章的信列举了我的一条条“罪状”，寄往报道过这部小说的媒体。因为我与《安徽文艺》一直关系密切，所以信也到了江流手上。他看了信后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自己的刊物上，为我仗义执言；1982年他又利用出差的机会和老温一起到上海郊区嘉定来看我。我在自己简陋的小房间里，用极为简陋的饭菜招待他们。想起江流家的餐桌，我心中抱愧。但江流说，你能写出一本好书，应在意料之中，能做出这几样菜来，倒是超出我原来的想象了。他微笑着说这些话时，对我的关怀与鼓励溢于言表。可接着，他忽然又用一种忧郁的语气问我：“我这次来上海，还想寻找一种花，不知江南农村可有？”
我问他找什么花？他说是牡丹花，并且强调是黑色的。我有点傻，断然大叫道：“没有没有，牡丹主要长在北方，江南很少，更别说是黑的了，听也没听说过！”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低头吃菜。回想起来，那一刻他的心一定受到打击，他的神情也是落寞的。在自然界，我也确实未看见过黑牡丹。花朵是美艳的，可是集一切色彩之精华的黑颜色的花朵，真的存在吗？也许，追寻“黑牡丹”就像科学家向茫茫宇宙追寻黑暗物质那样，充满艰辛，充满未知，充满了永远得不到的诱惑。这种追寻是最可贵的，也是最致命的。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那“黑牡丹”的象征意义，这维系着他的一段感情生活——她是一位有才华有追求的勇敢的女作家，也是我的朋友。我喜欢并且敬佩她。数年前，她的生命已在一场意外的悲剧中定格，只有她留下的著作，仍向我们显示着一个思想者跋涉的荆棘路……
我终于明白，在每个人心的花园里，都有一朵至高无上的牡丹花，不管什么颜色，都是他自己的国色天香。人独守着这份美丽，决不愿轻易示人。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花园的围墙越筑越高，越筑越厚，终于变成了密不透风的城堡。多少情爱，多少遗憾，多少曲折和苦难，多少人生的体验和感悟，就随着生命的逝去而消失，连城堡也不复存在了。即使在大讲遗传基因和生物工程的时代，思想的耀眼灵光和丰富内涵，也无法随着基因的重组和克隆而流传下来。
江流1940年参加革命，自已也是作家。他的中篇小说《还魂草》曾被批判为“大毒草”。我在《安徽文学》工作期间听见同事私下对这部作品赞叹不已。他们说江流的文笔是那个年代里少见的清新优美，人性的刻画细腻深刻，挨批判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从此不再写，是因为无法发出真正属于自已的声音，所以就只好以沉默来对抗。可他的对手太强大了，整整一个时代！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历史也是媚俗的，它甚至没有义务记住一个沉默的英雄。多么凛然的傲骨到头来也是一抔黄土，在日出日落的循环中随风而逝。
也许人的精神财富就是这样被埋没的。
然而，如果时光可以回溯，我该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我喜欢李阿姨，喜欢她的谈吐和气质，喜欢她张罗出来的一桌佳肴；喜欢他的女儿江禾，喜欢江流伯伯曾经拥有的家……
然而，老温告诉我，晚年的江流封闭自己，独自一人，拒绝与外界接触，常常敲门也不开。有一次他几天没吃饭，虚弱地坐着不动，文联派人翻墙进去，为他做了面条，给他请了保姆。
与江流告别时心中溢满了无言的伤感。心底的牵挂伴我走过了旧世纪，在今夏8月的酷暑中，我收到老温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夹着一纸讣告 讣告上说江流已于2001年7月31日逝世；讣告上还说在解放战争中，江流作为攻打淮安城的突击队员之一，“英勇战斗，攀云梯入城”。
恍惚中，一部黑白电影的画面在我眼前展开，有硝烟，有炮火，有英雄的鲜血和呐喊……对未曾亲历战争的一代人来说，只能从看过的影片中来想象江流当年的雄姿和无畏气概了！
以我浅薄的想法，这段经历放在别的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可以自诩为生命中的华彩。可是我与江流相识那么多年，从未听他说过这些！以致只能在他的生命定格时，透过讣告上的文字，触摸他在时光隧道另一头的闪光。
这是为什么？难道这一切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幻觉，一场梦？一个美好而美丽的幻觉和梦？
老温以密密麻麻的三页纸向我详述了江流中风、抢救、住院的经过。在江流最后的日子里，老温去看他，他已不能言说。老温问他是否认识自己，他微微点头，两滴热泪从眼角渗出，但“他随即用尚能动弹的右手抹去。”接着老温也落泪了。
老温一生都在江流身边工作，从《安徽文艺》到《安徽文学》，又到《清明》杂志，他永远是江流最忠实可靠、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他直到退下来依然是一名编辑。人在位上的时候，却往往疏忽了自己的身边；然而有时候最弥足珍贵的恰恰就在自己的身边，刻意追逐的东西反而常常是水中月、镜中花！也许，这正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的悲歌。
但江流还是把自己的热泪抹去了，用那只惟一能动弹的右手抹去了最后的泪水 当今生的光明在他的眼底逐渐黯淡之时，壁垒森森的心里依然聚集着绚丽的色彩，也许攀云梯攻城池的英雄情结仍在支撑着他去采摘永远难以企及的黑牡丹……
想到这里，我实在无法拭去我眼中汹涌的泪水。我决定要写一篇怀念江流的文章。有人对我说江流不是很有名，写了也难发表。我说不，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寄托我心中对江流永远的思念和崇敬。江流的确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具有普通人都敬仰的品格与精神，因此，他是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沉默的英雄！
（写于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