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严文井
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我的导师是严文井。
导师是讲习所为各个学员指定的，都是国内的名作家。他们一般都不会来上课，但是作为学生，可以定期去上门请教。
听到宣布我的导师是严文井时，我觉得自己真是时来运转了。
那时我虽然年轻，可回望已经走过的路，感觉寸寸光阴都浸透了沧桑。
我在童年时代未得母亲的关爱，青少年时代又下乡插队，后来总算回城有了一份工作，偏偏去写了一部名叫《生活的路》的长篇习作，给自己制造了极大的麻烦。
写这部小说时，我只想如实地反映自己刚刚经历过、看到过的知青生活，为饱受过身心摧残与苦难的兄弟姐妹，留下一些过往的痕迹，发出一点声音。
书稿完成于1977年，当时上山下乡还是一项正在被歌颂的伟大的“政治运动”，所以小说的整个基调和那种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悟，就跟社会上流行的政治调子格格不入了。
也许应该说，这是一种超前。
然而超前是要吃苦头的，在任何时代都一样。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抄写这部书稿，然后把它送上了仿佛没有尽头的伤心之旅。
稿子在一家又一家出版社之间转辗、退回，最后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希望是一点一点显现出来的。像初生的太阳，刚露出一点醉心的红润，便遭遇了弥天大雾。而在我饱受挫折的幼稚的眼底，便误以为雾就是天空的主宰了。
最先肯定我的稿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的主任孟伟哉。我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一番修改，不久听说稿子交到社领导那里了。
我如释重负。
然而在而那年月，人注定了是跟轻松无缘的。我高兴了没几天，就听见传言，说是书稿在人文社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大毒草！
传言的是我的一些幸灾乐祸的同事们。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上海的一家少儿出版社。
因为我写这部书，少儿社曾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批判，还罗列了我走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严重等许多罪状。现在我的书要在全国最高的文学出版殿堂里出版，批判过我的领导和“群众”肯定心里不舒服，唱一些反调也很正常。所以我开始并不在意，只当空穴来风。
可传言越来越具体，听说讲我的小说是大毒草的，是人文社内少儿编辑室的某个头儿。这位头儿也在我们上海少儿社出书，所以当然要帮上少社的领导讲话了。
这就有点可怕了。
更可怕的还在后面。我又听说这位头儿跟严文井很要好，而严文井是整个文学出版社的大头儿，是社长，是对书稿操生杀大权的人！
如果小头儿往大头儿那里参一本，凭这份交情，大头儿还不言听计从？
我连连做恶梦，总是梦见严文井把我的书稿枪毙了。
如果枪毙的仅是一部书稿倒也罢了。因为我动笔写作此书时，还在“四人帮”时期，这样的作品不可能出版，我是心知肚明的。我的创作动机本来就是摒弃了个人的功利之心的。可自从我挨了批判以后，能否出书，对我就有了一种生死存亡的意味了。我们的领导一直扬言要对我“秋后算账”。如果我的书因为是大毒草而不能出版的话，那么就证明了对我的批判完全正确，“算账”不必等到“秋后”，马上就要来了。
而这“账”是政治账，它的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呢？我又不认识严文井，也不知他的政治观点，怎么能与他说得上话呢？
但我读过严文井的作品，喜欢他的《小溪流的歌》，也非常敬佩这位儿童文学的前辈。我想，这么一位有纯真童心的老作家，也许会听一听我的倾诉。
我决定给严文井写一封信。我在信中如实倾诉了自己的心声，甚至连自己做的梦都写上了。我最后请严文井读一读我的这部书稿，看它究竟是不是大毒草。
后来我从世故的角度去回想，觉得当时我真是在信里说了许多不该说的傻话。可是严文井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他说，书稿他就不看了，他等着看制成品。他甚至坦承自己跟那位少儿编辑室的领导的确是朋友，但决不会因为朋友关系而影响对一部书稿的评判。他还说，工作是工作，朋友是朋友，某某是某某，严文井是严文井，这点他分得很清楚。最后他还不无幽默地来了一句：“但愿我没这么可怕，再会到梦中去吓唬你。”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生活像一面多棱镜，它有时朝我露出呲牙咧嘴的狰狞面目，忽而又向我展示了它那明亮而干净的一面。我虽然没见过严文井，但我已经能够感触到他的目光，它也应该是这样的干净和明亮的。他是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
后来，稿子到了总编辑韦君宜那里。鉴于当时的情况，韦君宜以她在政治风浪中锻炼出来的老练成熟和对真理的执著，想出了一个妙招——与孟伟哉一起将我的书稿写成了一个详细的内容提要，请“上面”审查。这时，三中全会刚结束，是**同志正在中央努力奔走呼吁拨乱反正的时刻；这个“提要”终于受到了重视，于是便有了197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首都友谊宾馆召开的“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在这个与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中央“理论务虚会”几乎同时召开的座谈会上，我终于盼来了一生中最大的命运转折——当时文艺界最高层领导茅盾对我的那部书稿作了热情的肯定。茅盾先生还点名要我上主席台去见见面。受尽挫折的我，好像从无边的黑暗中突然被带到了阳光明媚的户外，心理状态根本无法适应。因此任大家一声声催促，我都没敢走上台去，失去了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与文学大师面对面的机会。
这次会议以后，尽管单位里对我“秋后算账”一点也没有放松，可在事业上，我毕竟冬去春来。
现在竟然能成为严文井的学生了，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惊喜！
在一个周日的午后，我和另一个同学高尔品一起来到东总布胡同60号严文井的家，规规矩矩地作了文井导师的学生。
那时文讲所有一个奇怪的制度，就是周日只开两顿饭，早饭延迟，晚饭提前，只少了一顿饭，却弄得一天好像都在饥饿的煎熬中。可自从我当上了严文井的学生以后，这种煎熬感就没有了，因为每次从导师家出来，我都吃得心满意足。
中国的1980年，依然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而一代青年的饥渴，是从头脑到身心全方位的。
我的导师给予我的关怀与支持，也是全方位的。
就在这一年，举行了全国儿童读物评奖。文井导师是评委会主任。虽然我对这类事从来不闻不问，也一无所知。但我原单位的那些秋后算账派却不肯闲着。他们生怕我有作品入围——因为我的一本出版不久的儿童散文集《老水牛的眼镜》，除了文井导师以外，也受到了儿童文学界的几位前辈如金近、陈伯吹等人的好评。按说，参评作品要由各出版单位推荐的，我那本小书正是上海少儿社出版的，要排斥我，也很简单，不把我的作品送上去参评就够了。可他们偏偏还不放心，又搞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到文井导师那儿去告我的状。罪状是我企图打着文井导师的名义招摇撞骗。
而实际情况是：文井导师看了我的《老水牛的眼镜》以后，曾给我写过一封信，那封信被《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位编辑知道后，要想拿去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我表示不征得严文井同意是不可以的。于是，他直接写信给文井导师。果然文井导师说私人通讯不宜发表，所以就没发。此事已过去很久，但他们却挖出来加以歪曲，并编织成了上述罪名。而谎言重复几次便会成为真理。少儿社的那位社长兼总编如获至宝，马上专程赴京到严文井面前对我进行揭发批判，甚至除了这条罪状以外，还说我根本不会写小说，我发表的小说都是背后有长胡子的人帮我写的。
听了这番话，一向温文谦和的导师突然大声说：“明明是你们刊物的人写信来要求发表，我没同意，怎么这也成了竹林的罪状！你们为什么要与一个青年人这样过不去？她最近写了一篇很好的小说《网》，是在我眼皮底下写出来的，我虽然也长胡子，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替她执笔！”
导师告诉我这些事时显得很气愤，也许正是因为忍不住气愤他才跟我说的吧。
让我意外的是，我那本小册子竟也评上了一个三等奖。但是我没觉得开心，因为听说奖状和奖金都由获奖作品的出版社颁发，也就是说，那位领导如此整治我，到头来我还要向人家弯腰鞠躬，接受人家的恩赐。
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对导师说，我不去参加了，我情愿不要这个奖，也不能低下高贵的头。我以为导师还会像往常那样支持我，不料他竟有些生气，一下子严肃起来：“评奖不是哪个个人的事，奖状也不是他个人发给你的，但不去领奖却是你没有度量。”
许多年以后，上少社的一位很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参加那次儿童文学评奖的评委向我透露了一个情况。原来，出版社并未将我的那本儿童散文集送去评选，但评委中有人提名（按规定，评委和各地作协都可以提名的），而且一致认为可以入围。他们请示文井导师。文井导师说：“评奖是为了评出真正的好作品，为了文学事业；符合标准的不要怕阻力，不符合标准的，坚决不能拉进来。不要让人家以为是我的学生而受了照顾，但也不应该因为是我的学生而受排挤。”
我想，因为这样，我那部作品终于评上了一个三等奖吧。
往事如烟，丝丝缕缕仍旧萦绕在心头。
导师处事就是这样的严肃认真，然而，在生活中，他是十分亲切幽默的。他的谈话不时迸射出智慧的火花。
那时的他总是显得思路敏捷、分析问题尖锐而深刻，一点也不像一个老人。
我的同学高尔品，从不肯轻易佩服什么人的，然而一次从严文井家里出来，他很惊讶地说：导师怎么比我们还要思想解放？
这在他就是至高的评价了。以后，每每说起导师时，他口里都是溢美之词。去导师家也成了我们盛大的节日。他口才好，跟导师交流和交锋的，总是他。我在一旁很安静地听着，享用美妙的精神大餐。
往往谈兴正浓时，厨房里飘来一阵阵香味，少顷，菜肴一盘盘上了桌，甚至还有酒。
跟导师对酌的也是高尔品。文学从沙发转移到了餐桌，在酒香中发酵。
每样菜都可口，而我最喜欢的是师母烧的红烧肉，油汪汪亮晶晶，入口即酥。
高尔品也是嗜肉之徒，有时，在去导师家的路上我们俩就嘀咕起来，今天不晓得师母会不会烧红烧肉？
那时，肉是凭票供应的，师母得攒多少肉票，才能烧这么一碗红烧肉啊！
我真是太不懂事了。可我也真心想着要报答导师的。我以为最好的报答就是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好的成绩，好让我的导师引以为荣。
但现实是残酷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境遇不好，成绩也平平，因此有机会去北京看望导师的次数也不多。
1993年，我的长篇小说《女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开研讨会前，我兴冲冲地提出要请文井导师参加。可我的责编告诉我，严文井年纪大了，在家休养，类似这样的活动他都不会参加的，我们也不便去惊动他。
我一听便有些惶恐，不再坚持己见了。
又过了几年，我有机会来到北京，和萧乾先生一起去看望导师时，才知道，虽然我不成器，可导师对我的创作情况一直关注着，对那次未邀请他参加《女巫》研讨会，还“耿耿于怀”呢。
我终于悟到，人的一生能出多少书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要诚恳、正直，富有宽广的胸怀和爱心。这一点，在导师第一次给我写信时，就以他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了。
这是我和导师的最后一次见面，回想起来，又是十几年过去了。但在明朗的蓝天上，我依然能感受到导师的眼眸含着温暖的光芒，在注视着我。
（写于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