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孟伟哉
“我来了——”
抬起头来，我见是他，心很猛烈地跳了几下。
我以为他不会来了，真的不会来了。
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我的长篇小说《女巫》研讨会。在会前，我告诉出版社，我很希望他们以前的领导孟伟哉能参加。
我认识老孟是在1978年的深冬，漫天飞雪，大地一片洁白的时节。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北京，住在东四的一家旅社，参加全国儿童文学作者座谈会。
在这之前，我不晓得在窗外飞雪的时候，北京的屋子里可以这么暖和，暖和得棉袄毛衣都穿不住。但在温暖的屋子里，我却心不在焉，两眼总是盯着屋内的那部电话机。会议主持者不明白我是怎么搞的，意见老大，我也不能自已。
我能来参加这个会，实属不易，甚至可以说，历尽千难万险。原因是，由于我写了一部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我的工作单位召集全社大会批判我，并且不准我去北京参加这个会。那时我不过20多岁，虽然经过文革，也下过乡，可从没这样挨过批，再加上如孤儿一般的处境，无家可归，只得每晚躲在单位集体宿舍里哭，有时独自跑到上海西郊，望着轰隆隆的火车，真想往轮下一钻。但我终于没钻，因为有一些同事支持我，他（她）们在了解了真相之后主动去找领导论理，足足辩论了十几天。因为他（她）们的努力，也因为当时正值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提倡解放思想的当口，领导怕事情闹大，最后勉强同意我来北京开会。但“领导的权威”受到了影响：领导上要整一个小青年，却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种心理不平衡可想而知，因此他们放出风来说，待我回去以后再算账。
临走时，所有支持我的同事都为我捏一把汗：“要是你的小说不能出版……”后面的意思很明确，要是不能出版，别说我自己要被“秋后算账”，连支持我的人也要受到牵连，跟着倒霉。而这部书，此时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社答应在这次儿童文学座谈会结束之前给我一个意见，所以，我扳着指头一天天度日如年。
一天上午，电话终于铃响了，说是找我，接过话筒，那边传来洪亮的声音：“我是孟伟哉！”
我又急切又惊慌，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放下话筒时，只有一点牢牢记住，即下午两点，老孟约我到人文社的当代文学编辑室谈稿子意见。老孟当时是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
吃过午饭我就请假出去了。看看时间还早，我就在街上闲逛，毫无兴趣留心街景和橱窗，只抬头看天，天是灰蒙蒙的，有零星的雪花在飘；再低头望地，地上的积雪被踩压得很坚硬。我一遍又一遍回忆那电话里的声音，试图分析此行是凶是吉。因为约见比原先预料的提早了两天，我想也许这是个好兆头，但又觉得这希望微乎其微——虽然时间已经到了公元1978年，虽然全国的高考制度已经恢复，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历史依然是固执的，它要等到两个多月之后的昆明会议召开以后，全国的舆论才会有所改变。然而，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女孩子，在当时当然是预见不到的。但我却已经在两年前动手写的这部书稿里，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作了大胆的否定的描写——并非出于理性的思考，而仅仅由于热血的呼唤，不知天高地厚的莽撞的呼唤。
这个孟伟哉，究竟何许人？他能理解我所写的一切吗？他会不会碰巧也有一个子女下乡或插队——我很惶惑，但心中总存在着一丝侥幸。
走进当代文学编辑室时，我的腿肚子直抖。我看见孟伟哉了，他穿一件中式的对襟棉袄，脸有点黑，皮肤也很粗糙，像极了一个淳朴的农民。这多少给了我一点信心，一种莫可名状的安全感，因为我插队六年接触过太多淳朴的农民。
但是人不可貌相啊。我在心里告诫自己，他再像农民，也是我的审判官。也许，我一生的命运，就在他今天的一句话里了。所以迈进这个门坎，我就开始哆嗦，尽管室内的暖气开得很足，但我身上一阵阵发冷。他非常热情地招呼我坐，还倒水叫我喝。我不敢坐，更不敢去碰那杯水——我知道这一碰非把那杯水给洒了不可。
我就这么站着，准是惨白着脸傻乎乎地站着，死死盯着他的嘴，恨不得用根钩子把他那句宣判的话立刻给钩出来；但同时又非常恐惧，生怕他真的说出否定的话来，我就完了。
他好像一点也不理解我的心情，这一刻残酷得简直像个刽子手——他一句不提对稿子的意见，却从容不迫地走到办公桌前，拿起堆在桌上的一大堆——就是我那部手稿，仔细地捋齐，然后在桌面上轻轻顿了几顿。
我眼巴巴地瞪着，全然不懂这个动作的意义。他还不开口。我听见自己的牙齿得得响了起来。为了怕他听见这得得的响声，我往后退了一步。
这时，他转过脸，望着我：“昨天我看了一个通宵，掉了几次眼泪……”
迷迷茫茫地，我简直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看了一个通宵，掉了几次眼泪……就是说，他被感动了吗？他理解并且支持这一切？他肯定了我的稿子？
我一时间竟疑惑起来。我不能相信会有这样的成功。我木然愣着，听见他又说：“真是后生可畏啊！青年人走到我们前面去了。我想，这部书稿，不仅青年人看了会受到教育，成年人也会受到教育；书出来以后，也许有人会反对，但是全国一千多万知青会支持你的，他们的家长也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
这时我发现，他的眼眶很红，眼睛里布满血丝。我还看见，在我书稿的最后一页上，有一行粗大有力的铅笔字：努力吧，你将大有作为！
我终于明白，我成功了！我的第一部书稿被肯定，我的第一声呐喊得到了理解的呼应。
“你在开头几页，描写那山，那缓缓起伏的丘陵，就跟我在东北看到的一模一样。我一看就觉得很亲切：怎么跟我看到的一模一样呢？我就看下去……结果再不能放下，看了一夜……”
他继续娓娓而谈。但我已经泪眼婆娑，被巨大的喜悦压得透不过气来了。回到东四旅馆，整整一夜我没能合眼，而陪伴我到黎明、响彻脑际的全是这句话：“我看了一个通宵，我掉了几次眼泪。”
接着，孟伟哉让我留在出版社招待所对小说进行修改。他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甚至连故事结构、人物命运的结局都为我作了中肯的设想和建议。在与老孟的接触中，我真正感受到了一位兢兢业业的编辑的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为人作嫁衣的大度风范。我甚至根本就忘了他还是编辑室主任，当然也根本没有感受到我最害怕的那种领导的“左”气和官气。
稿子按老孟的意见改得很顺利。然而，出版进程却突然受阻。原因是社内一位与老孟级别相当的领导提出意见，说作品有严重政治问题，是大毒草。老孟据理力争，向社里提出申诉和抗议，甚至声称如果听任一位根本没有看过稿子的人的意见就将稿子封杀，则他将辞去编辑室主任的职务。
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既为老孟为我仗义执言的勇气感激万分，又十分地担心，真怕他因为我而在政治上踩雷遭殃。如果这样的话，我罪莫大焉！
然而我知道自己在政治的风云变幻中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只有等待命运的判决。好在命运待我还不薄，在这以后，几经曲折，书终于出版，也有了相当的影响。不过，一晃十几年，却没再见到过孟伟哉，甚至，也断了联系。
中断联系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是我自己处境仍然不好：我并没有像老孟预言的那样“大有作为”，而是被生活逼到了乡村的一隅。后来有人说我“自甘寂寞”，其实那时我并非自甘，而是不得已。如果有可能，谁不渴望交流，渴望热闹，渴望理解，渴望温情的注视？
又听说他的处境也不太好，道路也坎坷。但我想他处境再不好，还担任着领导职务。我有一个毛病，最怵当官的，所以虽有几次机会去北京，也斗胆打过电话，想去看看他，想对他说点什么，但终未找到他，最后终于还是放弃了联络。
然而在我的心底，一刻也没忘记过他。没忘记那个穿着对襟棉袄的形象，没忘记那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我看了一个通宵，我掉了几次眼泪……”十多年来我又写了许多作品，我也得到过更周到的礼遇和更深刻的意见，却再没有人转过脸来，用一双发红的眼睛望着我说：“你的作品我看了一个通宵，我掉了几次眼泪……”
我常想，这份感动，这份相知，这份直逼心灵的理解，是在我怯生生闯进文坛之际所得到的最珍贵的鼓励，最高的荣誉。我不知道此生能不能再得到这样的荣誉。但从此我为自己的写作规定了一条原则：没有催人泪下的感动，决不动笔。
自“生活的路”之后，“女巫”是我的第七部长篇。为此我付出了一切。我不会再有另一次青春，另一种人生了。今天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研讨我的这部小说。正值春暖花开的季节，北京街头，漫天飞扬着柳絮，红蔷薇到处怒放，但我仍不能遏止地怀念起那个冬天冰封的午后，那个腿肚子发抖的时刻。
从八点开始，我就留心会场门口，并且下意识地寻找中式对襟棉袄——而并不感到此举荒唐可笑。
到十点以后，我就绝望了。我想，他不可能再来了。我怅然若失，觉得这是此生不可弥补的遗憾。
然而就在这时，随着那一声喊叫，他潇洒地出现在门口——没有中式对襟棉袄，而是考究的西装，漂亮的领带，双手高举着我的那本“女巫”。
岁月似乎并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刻痕，记忆中的“老农民”形象已荡然无存，他看上去脸色滋润红亮，比以前更显年轻了。
刹那间我百感交集，我按捺不住地想站起来，对他说：“终于见到你了……走吧，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要向你诉说十年来的一切艰辛和痛苦，烦恼和曲折……”
但我终于一动也没动。我甚至没有表示出应有的周到礼节、应有的热情招呼。我呆呆地望着他，感到一种新的难以理喻的失落和遗憾。西装领带为都市的男人增添了现代风采，可我却觉得，那挺括的质地似一条坚硬的堤，把一段历史的河阻断——他已不再是我心中的“老农民”了。
我不愿相信会有这样的悲哀。我期望着他会对我说点什么，哪怕一句简单的问候，然后我就跟他约个时间再谈。也许，这堤会破碎……
他终于一言未发。我几次张口欲语，也几次把话咽了回去。像匆匆而来一样，他又要匆匆而走。会议结束临走前，他拿出相机说要跟我合影留念。我犹犹豫豫地上前，想跟他说，这张照片拍得太晚了，如果时间能够倒转，人生能两次涉进同一条河流，我一定要把那个穿着对襟棉袄的老孟拍下来，永久地留在我的像册中。
可就在这时，他望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有十多年没见了吧！这十多年来，生活对你不那么公正，你的委屈，你的痛苦，我心中是明白的。”
我愣了一下：这么说，十多年来，没有片言只语的交流，但他仍一直在默默地“读”着我？就像当年“看了一个通宵，掉了几次眼泪”那样？
我简直不能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明明白白地，他又说：“你没有向命运屈服，你不务虚名，默默耕耘，终于作出了成绩。对于你的水准，你的成就，我心中清楚——今天来的朋友们也都清楚。”
就像当年被成功的喜悦所击倒一样，我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我一言不发地走到他身边，等待拍照。他的脸上呈现出一种诗意的表情：“一个作家，是用作品为自己建造坟墓和墓碑的。我去俄罗斯访问时，特地拜谒了托尔斯泰的墓。托翁的墓很小，没有碑，几乎不被人注意。可是他留下了那么多作品，这就是他最伟大的墓碑。”
我点点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番话的深沉含义；也明白了人与人之间，除了表面上的互相应酬、互相吹捧以外，还有心灵深处的理解和沟通——这是流动的活水，一切利刃都不能斩断。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一切都不必讲不必讲了……
闪光灯亮起的刹那，我的眼眶湿润了。记忆的幕布忽地拉开。我明明白白地又看见了他，那个穿着中式对襟棉袄、两眼布满红血丝的老孟站在了我的身边。
我也看见了自己：那时我穿着用故世的奶奶的旧衣服改制的棉袄，外面罩着一件土得掉渣的红罩衫，梳两根刷把样的小辫，还用发夹把辫梢夹得弯弯曲曲的……
对着镜头，我终于泪光闪闪地笑了。我相信这笑会永远留在我们记忆的相册里，哪怕从此天各一方，再无片言只语，但我们的心，能永远在理解中沟通；而有了这，在人生的征途中还有什么委屈、苦难不能忍受，不能克服和战胜！
（写于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