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无话。我想我只有服从——在韦君宜面前，除了服从我别无选择。于是我扶着她——不，是她牵着我；也不，我们相依相偎，看了我那间宿舍兼书房的书库，又去见了校长和教导主任。校长搬来一张椅子请她坐。她却将椅子往后推了一下，然后毕恭毕敬地朝校长、教导主任深深地鞠了一躬，一字一句地说：“谢谢你们，我代表文艺界谢谢你们。虽然条件不太好，但你们支持了一个青年作者。我们文艺界有些同志，应该对此感到脸红。”
许多年后，我曾在为一家报纸写的短文中提到韦君宜的这段话，发稿时编辑把“代表文艺界”删去了。我未持异议。因为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讲，当时韦君宜能“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却并不能代表文艺界。然而在我的心中，韦君宜所“代表”的，已远远超出了小小的“文艺界”。她“代表”了什么，我至今不能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也许出于工作习惯，她那天说话时打了一个小小的“官腔”，而除去这“官腔”的外壳，其内核却是一颗仁慈的母亲的心！至今我还常常翻看那次她来看我时所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我居然在荡秋千（照片是在古猗园拍的，我带大家在那里午餐）。我一身暗淡的旧衣裤，却奋力向上荡去；蓝天、白云，大自然最纯粹的色彩落在眼底，于是笑容里有了阳光的灿烂。而韦君宜则静静地站在秋千架旁，仰面望着我，那慈爱温和的目光里尚有几分赞许，几分鼓励和几分期待，并不急切但让我感到一种鞭策的力量和踏实的依靠。于是年复一年我就在这片韦君宜曾涉足过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并不问收获。而当终于有机会去北京探望她老人家时，却是在十年以后了。
1990年的秋天，隔了十年的岁月再踏上北京的街巷，新的繁荣映衬着我心底的沧桑。韦君宜早已离休，并且因为脑溢血而偏瘫。我急急地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听了她的住址，又匆匆上街买食品，忽然想到，这还是第一次去她家呢。当然，也是第一次打破禁忌可以送她一点礼物了。她不再是社长、总编辑，我也不再是她的作者；我们彼此只代表一个简单的“自己”，这种关系使我感到些许的轻松。可在轻松的同时，却是更深的沉重和酸涩。甚至当我在水果摊前转来转去的时候，竟下意识地东张西望，生怕碰到熟人。我在心底承认自己俗而又俗，可是除了俗而又俗的礼节，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既非大款又非名流，我什么也不能为她做，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宿命，我的悲哀。于是我眼一闭，干脆就俗到底了。我把已挑好的一兜梨退了回去，因为梨有“分离”之嫌，不可送病人。我要了红艳艳的苹果，这是平安之兆；要了圆滚滚的桔子，这是吉祥之意；要了黄澄澄的香蕉，因为它来自充满阳光的南方……我大包小包拎上了楼，举手敲门之际，心紧张得“咚咚”直跳，不知10年时光加上病魔的肆虐，我的恩师韦君宜，她现在……怎么样了？
果然，来开门的是小保姆。我顾不上多问，就急忙跨了进去，一抬头，只见长长走廊的另一头，她正一步步向我走来。也许要说“走”并不确切，因为她是在依靠着助步器一点点地挪动过来，但毕竟并未如我所想象的那样躺在床上。我既激动又辛酸，把手里的那堆“俗物”一撂就扑上去：“您坐，您坐，歇一会！”
她摇摇头，又摆摆手，颤巍巍地抬起一条腿，继续艰难地往前挪动着，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似的。我惶惑了。我望着这一张微黄憔悴的脸和裹在一身厚厚的棉衣裤里的瘦小身躯（当时我只穿了一件薄羊毛衫）——难道她不认识我了?不，她的眼神依然闪亮，而且一开始分明向我投来了惊喜的一瞥，只是为了全力对付不听使唤的腿，才微微垂下了头，让纷披的头发遮掩了目光。可是，她为什么不肯停下来呢?
我犹豫着该不该报出自己的名字。这时小保姆对我说：“奶奶请你到屋里去坐，她一天要走20个来回，今天还没走完，请你先等一会。”
原来这样！我轻轻地松了口气，接过了小保姆泡的茶，环视空荡荡的房间，只见除了简朴的单人小床和写字台以外，可以说别无长物，眼下流行的那些时髦高档的用具一样也没有。我坐不住了，站起来想去搀扶她。小保姆却在旁说：“奶奶要自己走的，不要人帮助。”于是我只好坐下，坐在那里眼睁睁地望着她从走廊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每一步都竭尽着全部力量。可是她依然在走，不停顿地走，拒绝一切扶持，义无返顾地向前，歪斜的脚步里写着生命的庄严、端正和顽强。也许人生的旅程漫长痛苦得没有尽头，可是，她不会轻易停下自己的脚步。
看着韦君宜的脚步，我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在已往的那些困境里，我是怎样在韦君宜的扶持下一步步走过来的。我又一次站起来，走向韦君宜，没有伸手去扶，只是默默地走在她身边，陪着她缓缓地、缓缓地走了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看着她用力拼搏的样子，咬着牙暗暗替她使劲、再使劲；如果心灵有感应，那么，愿我的血管里流动的热血，能在她的血管里回旋激荡，为她软弱的肢体注入一些新的生命的活力。
终于，她站定下来，汗涔涔地，坐在椅子上喘息未定，就大声问我：“你还是一个人吗？”
我点头：“是……”
她又问：“你怎么搞的，早该成家了！”
我又点点头：“是……”
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谈的全是关于我，我的生活、我的写作……她绝口不提自己的病，我竟也不敢问。在我面前她仿佛在弹奏一首最强盛的“命运交响曲”，只有腾飞只有超越只有磅礴的气势。
说话间她上了一次卫生间。我见她努力地扣一粒纽扣，可是扣了几次，都不能如愿。她的手好像一点也使不上劲，没法将纽扣送到扣眼里去。于是我上前替她扣上了。这回她欣然接受了我的帮助。在这一瞬间，我感到她软弱无助得像一个孩子。我多想留在她身边，照顾她，伺候她，为她做一切琐碎的事。但我却不得不告辞了。我说：“明年春天，我再来看你。”我这么说的时候，她没有反应。好像不置可否，又好像根本没听见我说的什么。我还想说什么，只见她轻轻地、又好像漫不经心地摇了一下头：“不知明年还能不能见到你！”
她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嘶哑和纤细，我好像被当头敲了一棒，心发出激烈的抗拒：“不！不！”我跑到外面，回头仰望那高耸的灰楼，隐忍了许久的泪水终于倾泻而出，但心依然在抗拒：“不！不！”
我找到了《当代》杂志的负责人何启治，谈话间他告诉我江苏有一家康复中心，对于治疗中风后的偏瘫很有办法。我一听来了精神，因为老何说的地方离我的住处不远，我想可以把韦君宜接来治疗。我跟老何认真研究了好久，但终因种种因素而作罢，甚至未跟她本人提及。老何还问我有没有看到老太太屋里的一只红颜色的公鸡，我说我没在意。他告诉我这是天津女作家张蔓菱送的。张蔓菱觉得老太太房间太缺少色彩了，所以买了一只鲜红的公鸡让她挂在墙上。一句话提醒了我，以后，当我去莫斯科访问时，在冰天雪地里寻寻觅觅，终于在物品极匮乏的商店里觅到了一套色彩艳丽、造型朴拙、具有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套娃娃。回到北京后我就赶紧把套娃娃给韦君宜捧去了。
1993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我的长篇小说《女巫》研讨会，会后我又去看望韦君宜。可那天不知怎么搞的，我坐车过了站，下车后转来转去找不到她的家了。一排排楼房从这里数到那里，怎么也数不到那个号。明明来过好几次，明明很相似的灰楼，可我要找的那一幢却奇迹般地消失了。是上天在跟我开玩笑，还是在向我预示着什么？夜幕中我急出了一身汗。大约找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放弃努力，很不好意思地打了个公用电话过去，报出自己的方位，再根据指点来到她家。
这时已是晚上九点，韦君宜已上床躺下，脚垫得很高，头却低了下去（据说这是医生的嘱咐），她在低了下去的枕上睁着两眼，目光炯炯精神很好：“我已经等了你一个小时了!”
我赶紧把提在手里的糕点撂到一旁，把一本《女巫》呈上。她接过后开心地一笑，随即伸出两根手指：“我已经有了两本，两本！”见我愣着，她又晃了晃伸出的手指解释：“一本是出版社送来的；现在你又给我一本!”
看着她得意的样子，我也高兴起来，坐在她旁边笑着谈着。这个晚上她显得开朗活泼，言语神态间有一种返老还童般的天真的孩子气。她甚至极神秘地压低了嗓门，悄悄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忙问什么秘密，她又不说了，一味叮嘱：“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啊！”我忙一再保证，她这才悄悄地、一字一句地说：“我还在写小说，写长篇小说！”
果然在来年春天，我收到了新出版的韦君宜的长篇小说《露沙的路》，抚摩这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谁能想象这是由一只衰弱得连纽扣也扣不上的手一字一句写下的？这部描写一位富家小姐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长篇小说，无疑是她一生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一代激进青年的缩影）。七十年代末，她曾无私无畏地支持出版我的《生活的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路，自己的痛苦和欢乐，自己的沉迷和抗争。历史纷纷扰扰，一代又一代人的脚步参差错落地踏过。也许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而在于心灵的完善。
但韦君宜的病却日趋严重了。1995年初夏时分，我再一次来到北京。北京的六月，处处是盛开的红蔷薇，并且被宫墙、绿柳、摩天高楼和一座座大河波浪般起伏的立交桥所衬托，那娇媚的笑靥里就也溢出一股明朗的阳刚之气，与笼压在雨雾里的江南羞涩姿态迥然不同。况且，初夏之后还有盛夏，盛夏之后还有早秋……生命仿佛无穷无尽，永远不乏最热烈的阳光。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拨通了韦君宜家的电话。我买好了鲜花、水果，准备放下电话就去。可是电话那边响起的是陌生的声音，告诉我说韦君宜现在不在家里。
不在家？哦，六月阳光激活了一个老年人的生命活力，她出门了？
但是没容我高兴，对方接着说，她在协和医院。
我愣了一下，心陡然地沉下去——尽管这本是早该在意料中的事。那边又报了房间、床号，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似的，最后犹犹豫豫地提醒：她有时神智不太清楚，不知还能不能认出你来。
放下电话我就明白，我所买的这一大堆食品已经无用，甚至鲜花也属于多余——记得哪本杂志上说过，鲜花对病人不宜，特别是危重病人。况且医院不比家里，探视有严格的时间规定，我不能拔腿就去。恰巧又有些别的事，便耽搁了一日，其间见到老作家萧乾先生，他说他有车可以送我去协和医院，但条件是他也去，也就是说他带我去。因为他的车是公车，不好随便让我去办私事，而他老人家自己坐上去性质就不一样了。我完全理解萧老的幽默和好意，可是无论从年龄、健康和辈分来考虑，这都有些不妥。所以我一再拒绝，可是他却正色道：“韦君宜也是我所尊敬的一位女性，我愿意去看看她。”于是我们一起驱车前往协和医院。
这是六月最后的一天，阳光洗净了天空的每一缕云彩，暖融融地照射下来。我扶着85岁的萧乾先生穿过走廊，上了电梯，又走了一段楼梯，终于走进了病房。不大的房间里，韦君宜躺在靠近门口的一张床上，双目紧闭昏睡着，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我上前欲呼唤，萧乾一个手势阻止了我：“别吵醒她！”
我不解地望着他，只见这位比韦君宜还长了十来岁的老人一声不吭，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兰色封面的书，弯腰放在韦君宜旁边的床头柜上——这是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这本书里有他前半生驰骋欧洲战场的辉煌，也有他后半生对这个世界充满智慧的洞察和反思。这本书在高高矮矮的药瓶茶杯的背景下显得醒目，一种既庄严、又富有亲切意味的醒目。我受到感动，也从包里取出自己的一本书，放在那上面。我这本书的题目是《挚爱在人间》，不久前出版的，这本小说里浸润着我平凡的生命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韦君宜依然躺着，无知无觉，蜡样的脸上异乎寻常的宁静，有一种凝固的雕塑感。她不知道可以堪称她的前辈的萧乾先生站在这里，为她送上自己的著作；也不知道作为晚辈的我肃立在此，恭敬地献上了自己的又一本新书；她什么也不知道。往事一幕幕出现在我眼前，如烟如雾，如泣如诉，丝丝缕缕点点滴滴都在心头。但我什么也不能告诉她了。我只感到，恩师慈母般的关爱，已化作巨大的力量，满溢了我生命的酒杯……
我们默默地站了很久，仿佛在履行一个仪式。
在最后一刻，我也没有放弃她突然醒来与我们交谈的希望。但是奇迹并没有出现。我们不得不转身离去。我扶着萧老走出病房，因为长时间的站立，老人的脚步有点儿踉跄，我很努力地扶着。在医院的长廊里，幽暗的光线使我恍惚。我似乎看到韦君宜扶着助步器一步步向我走过来——穿过许多场景许多年代，她向我走来；在深秋的弥天大雾中，她向我走来；在初夏的明媚晴空下，她向我走来。在我生命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坎坷中，我用文字谱写自己的乐章；而在这些乐章里，她的足音为我构筑了铿锵有力的旋律。
扶萧老上了车，我不由得再一次转回病房，像成熟的稻麦俯首感恩大地，像载不动水分的雨云沉沉低垂，我站在韦君宜的床前深深地、深深地鞠躬……
（写于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