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韦君宜
知道韦君宜这个名字是在1978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活的路》的时侯。为什么说“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小作者，稿子的事有编辑联系，一般情况下是无缘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出版社总编辑的。
当时全国著名的关于知青问题的昆明会议尚未召开，千百万知青还在农村“战天斗地”。刚刚侥幸回城的我用这部书稿发出了他们的第一声呐喊。这微弱但不失真诚的呐喊，并不能为人们所容纳。一家又一家的出版社退了我的稿子，我所工作的单位还因此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我，使我几乎对生活和前途失去了信心。我以为批判之后接着必定是处分、开除，甚至监禁之类，想不到在一个大地冰封的日子的下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的负责人孟伟哉以他诗人的激情和敏锐，把早春的信息透露给了我——他肯定了我的这部长篇小说，要我去出版社作一些修改。
住在出版社招待所里，我从早到晚都在面对书稿，而总编辑韦君宜的名字给我留下印象，完全是因为她的儿子都都——招待所的信件报纸由都都分发。有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都都还是个小娃娃，看到父母被批斗，一下子吓傻了，以后一直不能像正常的孩子那样读书受教育，现在把他安排到这里来，是为了让他跟外界有些接触，锻炼一下心智。他的服务是纯义务的，自带饭票不拿一分工钱。
住在那里的作者都喜欢都都。这个胖胖的白净的大男孩，鼻梁上还斯文地架着副眼镜呢。都都的服务可以说无可挑剔，谁的来信他都会按信封上的名字认真交到手上；谁要发信，交给他也万无一失，甚至可以放心地请他代为封口贴邮票。有时编辑部发给我们一些电影票、戏票之类，他也会兴冲冲地送来：先敲门，得到允许才进屋。哪怕门开着，也不随便往里闯，举止派头，绝对的绅士，让人联想到来自家庭的教养。这在那个年代简直很罕见。
在接受都都服务的时候，我常常会忍不住想：这个韦君宜身为总编辑，也不利用职权，给儿子安排个正式工作，倒打发他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作者义务打杂。我们平白无故地让人家伺候着，多不好意思啊！我把这个想法讲给别的作者听。听者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要有什么“表示”，立刻紧张得大叫：“别别，你要是有钱，就请我吃一顿，千万别请都都，让他妈知道了，就算犯纪律了，他要受罚的。”见我一脸茫然，又道，“老太太有一条铁硬的规矩——她绝不接受作者的礼物，谁送她生谁的气。有一次，一个外地作者带了点土特产给她，她一下子就扔出去了，连一点面子也不给。”
我本来已买好了一个硬面笔记本，题了词，想临走时送给都都。听他这一说，我就吓得没敢拿出来。我把我的感谢锁进了心扉。直到稿子改毕离开北京，我也还没见过韦君宜。但文学殿堂的神圣之光，似乎已伴随着这个名字让我伸手可触，我的心灵得到了一种净化。
然而我的稿子虽然改得很令有关编辑满意，却依然迟迟不能出版，原因是社内有人说这是一株反对上山下乡的大毒草。问题提到了政治高度，书稿的命运就前途未卜了。孟伟哉无奈地告诉我，为了争取出版，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怎样就要看上面的了。
所谓“上面”，应该就是总编辑韦君宜了。我很想写封信把自己的困境告诉她——因为得知我这部书稿有可能出版，我所在单位已经给很多报刊杂志出版社发了盖着公章的信函，说我这个人政治思想有问题，不能出版我的书或发表我的作品。现在，书稿如果不能出版，就说明我真的有政治问题了！二十多岁就背上个“政治问题”，日后还有路可走吗？
再一想，他们既然已给那么多不相干的部门都发了信，怎么会放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呢？而韦君宜又是那样一个原则性强得近乎怪癖的人，对她来说，肯定会认为盖着单位图章的公函比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姑娘的申诉可信得多。
这样一来我的心就冷了半截。日子一天天捱过，在上海阴湿的严冬中我万念俱灰。忽一日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拆信的时候我的手直发抖：没有去信怎么会有回信？莫不是正式通知我退稿？但是，就像春风能吹落绿叶也能吹绽花苞一样，貌似退稿签的油印字体向我传达了截然不同的消息——通知我去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要召开的“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
在北京友谊宾馆温暖如春的会议大厅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韦君宜。她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短发齐耳，五官轮廓分明，一身蓝布衣裤朴素大方，一口京腔干脆利落，很有几分飒爽英姿。
我还把敬仰的目光投向自童年时代就崇拜的茅盾先生。茅盾先生坐在主席台中央，跟神采奕奕的韦君宜不同，他显得衰老、温和、慈祥。他那带着浓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让我这个祖藉浙江的人听起来格外亲切，感觉上仿佛是我的爷爷；特别是，当他因为力气不足而微微咳喘的时候，我真想上去给他捶捶背。突然我听到他提到了我的小说，他说：“最近，我看了《娟娟啊娟娟……》的详细提纲（当时，我的那部长篇《生活的路》曾按出版社的要求改名《娟娟啊娟娟……》，出书时我又坚持改了回来）。小说如果写得好的话，是会很感人的。我祝它早日问世。”
一时间我有些茫然：“看了提纲”，这是什么意思？我可没写什么提纲。茅盾先生他看的提纲，又是谁写的呢?不过，“祝它早日问世”——就是说，我的小说出版没问题了！巨大的喜悦冲击着我，我有些晕了。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又听见茅盾先生在呼唤我的名字。他叫我上台去，说是要跟我见见面，说几句话。我更晕了。我想我在这样一位大文学家面前能说什么话？我的手往那儿放？我的眼往哪儿看？我惊慌失措，低着头不敢动一动。
这时主持会议的严文井社长一再催促，可越催促我把头压得越低。在这样的尴尬中，幸亏冯骥才昂首阔步走上台去，代表与会者向茅盾先生致意，也为我解了围。
散会后进餐厅吃饭，韦君宜突然出现在我身边：“你怎么搞的？叫你上去你为什么不上去？”
这是我第一次跟韦君宜讲话——确切地说，是她第一次跟我讲话，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跟她打过招呼，她就先来责问我了。我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可她烁亮的目光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片逼视着我，让我无可回避：“我……我只是害怕，真对不起……”
“这有什么好怕的。”她摇摇头，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你就是一时想不起来说什么，也该上去向茅盾同志问个好，这是礼貌嘛。”
她的京腔字字干脆，全不顾我的窘态。我懊丧得又抬不起头来了。她这才放缓了口气：“我是替你惋惜。惋惜你失去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也许你此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果然，一年多以后茅盾先生便溘然长逝。在悲痛之余，我不能不体会到貌似严厉的韦君宜对一个年轻作者所寄予的深厚期望。而直到十几年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我的长篇小说《女巫》的研讨会上，听了老社长李曙光同志的发言我才知道，当时为了出版我的这部小说，韦君宜和孟伟哉筹划了那份“提纲”，还亲自送到茅盾先生家里请他审阅。同时，提纲还送给了周扬等当时文艺界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经他们的努力，终于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个“全国部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与中央关于解放思想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几乎同时召开，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文艺思想解放的第一声春雷。然而，我那时只是一个傻乎乎的小丫头，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来，哪里知道这些呢。
从北京开完会回到上海，单位仍未放松对我的压力，他们宣称要对我“秋后算账”。
就在傻乎乎的我又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在《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韦君宜全力支持我这部小说的长篇评论文章，接着又收到了寄自北京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样书……至于在此期间韦君宜同志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她从未对我说过。
就在我的书出版之际，全国知青开始大返城了。书由国家一流的出版社出版，又有大量媒体的报导，我的所谓“政治问题”也就不攻自破了。不过在那个年代，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武器还有很多。抓“政治”问题不灵了，那就换个方向整你，于是就编造流言蜚语，四处散布。而这对于一个未婚女子的杀伤力，也不比“政治”小。我求告无门，就给韦君宜写了一封长信。我这么做并不是要她帮我解决什么问题，只是希望得到一份理解。没有想到她在不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为我作了一个专题发言，发出了支持和帮助青年作者的热切呼吁。一句同情话也没对我说，她却给了我切切实实的支持。同时，也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我在1980年春来到北京，进了“文革”后全国作协举办的第一期文学讲习所学习。 学习期间，我去看过她几次，每次她都细细地问我的生活情况，关爱之情流露在眼角眉梢。 到10月份学习结束，我去告别时，她出差了，却留下话说，叫我别急着回去，在北京多看看多玩玩，要是没处住，可以住在她的办公室里。于是我就真的住进了她的办公室。在那个秋天，北京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豪华的娱乐去处，但我看到了这个城市最清澈的蓝天和最斑斓的红叶，还有北海的碧波，闪着最温柔动人的光彩……
从北京回来，无处栖身的我在市郊农村流浪。没有安身之处的流浪跟在纸上寻找“精神家园”的“流浪”不同，没有什么“诗意”可言。一位乡村中学的校长收留了我，并在他的学校图书馆的书库里用布帘为我隔出了一块地方，让我安下了一张书桌。
我在这张学生用的课桌上铺开稿纸写作。周围堆满了旧书，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灰尘味。我与外界隔绝了。在这样的阻隔中，我很寂寞，清贫、孤独而寂寞。但我咬紧牙关，继续我的笔耕。外面，辽阔的田野上，秋意正一天天加深：每一阵风中都有泛黄的叶子飘离生命的枝干，每一个早晨都有湿冷的雾气凝聚在河边的树梢上久久不散。有时太阳早已升得高高，雾却仍似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在瞬间遮掩了一切：万物的色彩、线条，甚至琐碎的声音都消失了——雾营造出一个虚幻空无的世界。我常常在这样的时候撩开布帘走进虚空，生活中的一切荣辱、苦难便都在这虚幻中淡忘，甚至自己这个承载生命的躯体也似在虚幻中消化为零。我不知是这个世界遗忘了我，还是我遗忘了这个世界。在遗忘和被遗忘的双重悲哀中我踽踽独行。一天，一辆老式的吉普车突然剪破浓雾穿过虚无闯入我的视野，我侧身注目，不知道这是幻觉还是海市蜃楼？
就在这时，车停了，车门开处，走下一位老太太，短发齐耳，身着中式对襟袄，像极了韦君宜，正由一位年轻男子搀着，指指点点，不知在说什么；接着，车上又下来两个人，也眼熟得仿佛是我的朋友，比比划划，也在说着什么——影影绰绰，我好像在看一场黑白电影。但我一时搞不清楚这“电影”是梦还是真；是曾经历过的某个场景在这弥天大雾里的再现，还是我渴盼中的一幕被幻觉描画成一幅具像？
“竹林——”
老太太在喊我呢，那么熟悉、亲切、动情的京腔，我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竹林——”
她径直向我走来，雾的帷幕不能再遮掩她的面目，只凝结成一些极小的水珠在她的鬓角边、镜片上闪闪烁烁，隐匿的太阳在这一刻露出了笑脸。韦君宜！真的是韦君宜！
那一刻我直挺挺地站着，热浪自心底汹涌泛起，使我不能自持。我完全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做什么，像傻瓜一样地站着一动不动。
“竹林，可把你找到了！”韦君宜已来到我跟前，声声呼唤如母亲找到了她走失的女儿。迷雾在我周围散尽，金秋的阳光洗出了一片湛蓝的天空。我努力把涌起的热泪咽下，一面慌张地捋齐头上的乱发，抻平衣上的皱褶，我要让她看到一个乐观、整洁、充满自信的自己，就像每次我所看到的她那样。
于是我咧开嘴笑。我笑的时候嗓子里依然有股热辣辣的东西在冒，但我依然努力。我相信自己笑得很好。我的快乐是由衷的。不过我奇怪地发现韦君宜神情黯然，脸色黄而憔悴，仔细端详，她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头发显出了灰白，腰板也不再挺直，原先那种精神抖擞的样子已被一种难以言状的衰老、疲惫所代替。
朋友告诉我，是她的老伴扬述先生去世了。扬述是文化界一位颇有名望的老同志，他的去世报上曾有报导，我看到过的，我甚至也知道都都姓扬；可我不知道他就是韦君宜的丈夫。之前没有人跟我讲过，她更不曾告诉过我……一时我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做什么；事实上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帮她一丝一毫……只有她给了我无尽的关爱和帮助！
痛苦的沉默，还是被她打破。她说：“我这次到上海，是纯私人性质，所以没有麻烦任何人，任何单位，也不去看任何人，我只到你这里来，看看你。”
一开口就开宗明义，还是那么干脆利落。眉宇间的刚毅坚强，表明韦君宜还是韦君宜。我说不出别的话，惟有一个劲地点头。潮起潮落，月缺月圆，太阳在每个早晨为大地加冕，我的生命之杯因这份重恩而满溢。即使缺乏四季的雨露，心田也会永远地湿润着。我想到这儿附近有座历史悠久的小公园叫古猗园，是著名的江南园林，此刻秋菊正盛开，我提出要陪她去那儿玩玩，让我们踏着绿苍苍的林中幽径，走进一片绚丽的秋光；语言无能为力的，就由青草、阳光、君临乡野的风和深秋大自然最后的笑靥来抚慰她。
可是韦君宜却说：“不，我可不是来逛公园的，我要看看你的住处。”
她还是那么严肃那么固执，严肃固执得好像党的领导同志在视察工作。我想这怎么办？我不愿让她钻进我的布帘子，嗅那里的灰尘味。再说在那里我让她坐在什么地方？我把求援的目光投向了我的两个朋友。忽然想到，我竟还不知道韦君宜怎么跟他们联络上的，又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两个朋友一点不知道我的心思，却把我拉到一边，劝我说：“老太太要到你的住处去，你就带她去嘛。”
“是啊，她的脾气，这回我可领教了。”另一个接着说。
“到底怎么回事嘛？”我嘟嘟囔囔地悄悄问。
“你问他——”一个指着另一个。“他给我打电话，让我给搞辆车，我就跟我们厂长说了一下。厂长今天骑自行车上班，让出他的这辆老式吉普车来给老太太坐，好大的面子呢。想不到老太太不肯坐，还发了脾气，说只要乘公共汽车。”
“是这样——”另一个解释道，“老太太的女婿给我打电话，说韦君宜到上海来了，到处找不到你，向我打听你地址，说要来看你。我知道你这地方不好找，就想与文艺部门联系部车子，可老太太知道了坚决不许。说这次她来上海纯粹是私人性质，住在亲戚家，不见文艺界的人，不坐文艺界的车；说要乘公共汽车来看你。可这长途公共汽车这么挤，一路上要倒好几次车，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也吃不消，她这把年纪又是高血压，我只好请他帮忙弄了这么一辆车。老太太事先不知道，是我私下跟他女婿串通好的。难怪车开到时，老太太要发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