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冰心先生
真想不到，当告别萧乾先生的悲伤还笼压在心头时，竟然又听到了冰心老人去世的消息。两位一向以姐弟相称的世纪老人，在世时是那么的亲密无间。就是奔赴那遥远的天国时，也似乎不约而同，之间只差了十数天！两位老人都在本世纪里留下了深深的脚印，在这个世纪里出世和成长起来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他们两人的名字的。
我知道冰心这个名字，是在遥远的童年时代。在那一切都匮乏的日子里，我这个自幼失去了母爱的孩子，常常用安徒生童话里会走路的烤鹅为自己抵御食品店橱窗里那琳琅满目的糖果的诱惑，而冰心的那盏闪着博爱光芒的“小桔灯”，则是在一个个漫长的寒夜里照亮并且温暖着我的梦想的一盏长明灯。后来，我学习写作，迷上了泰戈尔。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有泰戈尔的书，我就会眼睛发亮，手往口袋里掏钱。而在泰戈尔的诗集中，我最喜欢的便是冰心译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我读泰戈尔，仿佛也在读冰心。
我庆幸自己在走上写作道路以后，有冰心的作品可学习。它不仅以清新柔美的风格影响我，还以闪烁在笔端的人性的光辉使我产生创作的冲动与灵感。70年代末，我在上海的《少年文艺》上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之后，该杂志社的一位老编辑曾经说我的作品“很像冰心”。虽然我当时自知自己与冰心不能相比，这只是这位编辑对我的过分的夸奖，但听说这句话以后仍然高兴得像得了个大奖。于是，当我出版了两部儿童小说以后，就冒昧地寄给了她老人家。当时我这么做，只是想向她表示自己的一份敬意，并不期望得到回复。想不到过了些日子，我竟然收到了她老人家给我的信。她在信中说你寄给我的两本书，有一本找不到了，也许是家里的小孩子拿去看了。问我是否可以补寄一本给她。那样恳挚的态度真让我感动。我很快又匆匆地寄了本书去，以后便再不敢打搅她了。
然而想不到的是，在90 年代初，我竟然有了好几次拜访冰心老人的机会。这机会是萧乾老人给我的。当他要去看望他的大姐时，只要我在北京，他就带我一起去。这时我已经有了好几本书可以敬送给她老人家了。记得那次见面，萧乾先生说：“大姐，我给你带了个孙女来了。”冰心老人就亲切地问我年龄，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已经40出头了。可是她却微笑着发出了叹息：“真年轻啊，还没有我年龄的一半！”接着又慈爱地叫我吃装在碟子里的饼干，并告诉我说，她的孩子们小时侯都叫他（萧乾先生）饼干舅舅。在那一刻，我真的似乎在心里认定了她就是我小时候疼我爱我的奶奶！
有一次，再随萧乾先生去拜访她老人家，她说她看了萧乾为我的长篇小说《女巫》作的序，很赞赏书中表现的反封建主义的思想，问我怎么会想出这么一个曲折的故事？我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关怀，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萧乾先生就在一旁介绍道：“她为了写作，离开城市到郊区农村住了十多年，情愿忍受寂寞和孤独。可是不但得不到某些人的帮助，还有人拼命压她，封锁她的作品，说她在宣扬迷信……”
冰心老人一边听一边点头，用充满了睿智的目光端详着我。我被她看得红着脸低下了头。忽然我听见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轻轻地说：“我写两句话送给你-——”
我不知道她要送我什么话，傻乎乎地望了望萧乾先生，只见他眯起眼睛笑着对我说：“大姐要给你题词呢！”说着拿出一张白纸递过去：“大姐，你就给她一个鼓励吧。”冰心老人嗔怪地望了他一眼：“这还用你说！”我眼睁睁地望着冰心老人提笔一挥而就，再写上日期，然后又盖章——等我接过来时，仿佛如梦初醒一般。然而，忽然间我的眼睛已经湿润了。我看见洁白的纸上是既娟秀又苍劲有力的两行字：“创作未有穷期，竹林前途无量！”
激动使我更不知说什么好了。我知道这样的鼓励于我实在是不敢当的，然而作为一种鞭策、一种期许，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须臾不敢忘记。以后，每次去北京，总想去看望冰心老人。萧乾先生也很乐意带我去。他说他们虽然住在同一座城市，可平时都很忙，也难得见面，所以每次去我都静静地坐在一旁看他们手握着手回忆往事、阐释着对人生的感悟，听他们肝胆相照，抨击着生活中的丑恶，率直中袒露着爱憎分明的正义感。两位老人的聚首总是在温馨里流淌着浓浓的情意，构筑成一道前所未有的亲切、和谐的氛围，那么自然，那么质朴，那么貌似平常又弥足珍贵。我因此情不自禁，曾经提笔写了一篇题为“冰心与萧乾”的散文，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后来又被多家报刊转载，被上海教育出版社收入了上海九年制义务教育课本……
冰心老人在她81岁高龄时，在她自己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集的序言中说，“泰戈尔的爱和恨像海波一样，荡漾开来，遍极了全世界”。然而，事实上，冰心老人不也正是这样的吗？
（写于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