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笑您在干校劳动时偷鸡吃——这可是您自己写的。一天晚上，一个已经摘了帽的“右派”托您这位戴着帽的“右派”照看他炖在炉子上的鸡，而漫漫长夜，您饥肠辘辘，鸡的香味实在太诱人了。您就给自己找了个看看熟没熟的借口，掀开锅盖尝了一筷子。这一尝一发不可收拾，待摘了帽的“右派”干完活回来时那只鸡只剩个骨架了。戴帽“右派”偷吃了摘帽“右派”的鸡，为此您挨了一顿批斗。我向您复述您自己写下的情节，又告诉您我在乡下时也有类似的经验。有一回我进城去买了五个月饼，心里算计好给集体户的另外两个人每人一块，再加上我一共三块，如此尚多余两块。理所当然地，我在路上就把这两块先消灭了。然而两块月饼下肚，才吃出滋味来。心想反正另外一块也是我的，就又吃了。三块下肚以后，又想还有两块回去也不够分了，不如干脆再吃了。结果我一个人独吞了五块月饼（回想起来那月饼硬得如石头），闹得一连好几天上吐下泻。
当我兴致勃勃地与您交流那特殊年代里的饥饿感觉时，您悄声告诉我，其实那次您吃的不是鸡，而是一只乌鸦！写那本《未带地图的旅人》时，“四人帮”刚粉碎不久，您怕“给社会主义抹黑”，又怕让外国人笑话，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连乌鸦都敢吃，所以就写成了一只鸡。
说起来这点小小的“艺术加工”倒也无伤大雅，而当时的那种心态已跃然纸上了。于是我像着了迷似地揪住您：还说不悔呢，当初您写《林炎发入狱》时那样抨击时弊、无所畏惧；您写《大明湖畔啼哭声》、《宿羊山麓之哀鸿》时，也从未担心过给什么“抹黑”吧？可您老人家一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就给打成了“右派”！
您一副好脾气地瞅着我笑，居然说自己被打成“右派”不算冤，因为您还是写了文章的；有的人，一篇文章没写，一句话没讲过，也成了“右派”。
我愣了一下，不得不承认有这样的事。而您也终于告诉我，您对后来的厄运其实是有所预感的，根源在于欧战结束后回国不久时所讲的一句大实话，得罪了文化界当时的一位大权威。
您说您在国外呆了七年，洋人在任何年龄都喜欢保持一种年轻的生气勃勃的状态，五十岁正是精力充沛的大好年华。可是国人一到五十岁就“称公称老”，大肆做寿，铺张浪费。您看不惯，写了篇文章发表出来，这就把一位大人物给得罪了。很快您受到攻击，大人物声讨您的文章登在香港的一个刊物上。于是我又好奇地问：都说了些什么？您拍拍脑袋，总是眯缝的笑眼里露出几分迷茫，几分惆怅。您仿佛在回忆，却又不愿回忆，您说都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了，我也记不清了，反正说我是“黑色的”吧！
黑色的？**？黑五类？我追问着。那可是“文革”的语言，解放前就有了？你们那时很超前，很先锋呀！
您一点也不计较我的不恭，认真地皱起眉头说：“我是黑色的，沈从文是粉色的。粉红色比黑色好一点。黑色的最坏最恶毒最反动……所以在1949年从香港回国时，心里其实是捏着一把汗的。”
瞧，后悔了吧？我出其不意地又一把抓住了问您。然而您依然毫不含糊地摇头：“不，不后悔。”
这是在您带我去看冰心的途中，我们在车子里的对话。当时车过北海，窗外的蓝天白云、荡漾的碧波和垂柳一起奔来眼底，而您却双目微闭，嘴角习惯性地一弯一弯。您说这儿是北京最美的地方，在国外时您想起北京眼前就出现了这片景色——北京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我有些不以为然，您忙说冰心大姐也是这么说的。您说话的时候一动不动，连眼皮也不眨，仿佛正以全身心感受着美丽的北海，又仿佛那景那情，已经融进了您的身体和血液。您又说，在英国，有段日子您患了严重的头疼病，女友苏姗接您到她的老家波特美朗半岛去休养。岛上美得恍若人间仙境，那儿大片的花园、别墅都是她家族世袭的财产。她希望您留下来，可您对她说：“不，我要回中国去，我要回北京，我要回家……”
您再一次强调，您从来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唉，有道是“男儿到死心如铁”啊！
泪水在我的嗓子里哽咽。我多么希望您睁开眼睛再说一声：“我要回家！”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黑暗，记得有好几次，您都对我说：“我怕黑，怕孤独。在下雨的日子里，在天晚了的时候，我不敢一个人在屋里呆着……”还有一次，您突然问我：“在我临终时，你能赶来，呆在我的身边吗？”
现在，在您昏迷的意识中，您看到了什么？如果您遇到了黑暗，您不要害怕；爸爸，我来了，我已经呆在了您的身边！让我握着您的手告诉您，您的儿子们也很快就要从海外回来了。您再坚持一会儿，只一小会儿，顾医生和洁若妈妈就会过来，来帮助您、抢救您，让您摆脱黑暗的纠缠，重见光明……
这时我听见了一阵争论声。年轻的住院医生严肃而坚决地表示：对萧老的治疗由医院全权负责，没有上级领导的批准，决不允许用外面的药。无奈之中，顾医生说：“那么，让老人家闻一闻我的药可以吗？”洁若妈妈也说：“是啊，闻一下，不吃进去总可以吧？”
那位住院医生没再坚决反对。于是我们就倒出了大约300CC的药液，装在一只小瓶内，由洁若妈妈拿着对准您的鼻端。大约10分钟后，您的脸色和缓了，并开始咳嗽、叹气，还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四肢也不再抽搐了。洁若妈妈紧蹙的双眉舒展开来，高兴地说：“真是奇迹呀！这几天他一直张着嘴，一动也不动，让人看了难受。现在总算有点活力了，有点活力好啊！”顾医生弯着腰在您的耳边声声呼唤。您好像听见了什么，又好像要挣脱什么似的，一个劲地眨动眼皮。终于，您的眼睛微微睁开了。值班护士小姐惊喜地跑出去喊医生。这时，匆匆赶来的我的朋友云子情不自禁举起相机摄下了这一幕。
然而医院还是不准。顾医生的药终于没能用上。她哭着回上海了。我也不愿从装满药的箱子里去抽回我的大衣。冒着凛冽的寒风，我踯躅在深夜的马路上，路灯照着我孤单的影子，我浑身一阵阵打着寒颤。爸爸，我无能，我没有权力，因此也没有能力挽救您的生命……
我们相约在新世纪再见的，可是您失约了！您就这样匆匆而走了，您再也不能回到自己温暖的小家里去了，不能回到阳台上那个养着乌龟、种着鲜花、挂满了约稿信的“太阳间”里去了，也来不及看见新世纪的曙光了。只有一点是值得欣慰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您留下的脚印是深深的、坚实的，而您也终于回到了祖国这个“大家”中了。在我们这个“大家”里，前面必定有一片遮挡不住的光明的，也不应该再有让您恐惧的黑暗了！
新世纪真的来临了，让我在遥远的南国，举起一杯清酒，洒向即将春意盎然的田野，祭奠您骚动的灵魂；让我以这篇文章，伴您远行……
我还要告诉您，您寄给我的1999年的挂历我至今珍藏着。不知为什么，这份挂历在路上走了那么久——在春节以后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我把挂历舒展开来，您夹在挂历里的信，从嫩绿色的早春中飘然落下，仿佛寄自天国。
竹林：新年我是在病房中度过的，你的新长篇进度如何？你大多住在嘉定吧？那房子我有印象：厕所在大门口！愿新长篇能长起翅膀，飞翔起来。我深深祝福你！爸。
这是您留给我的最后的信。在未来日子里的每时每刻，我都会看到您的祝福在明朗的天空下飞翔——不仅仅对我，而是对所有爱这个世界，爱我们大家的人。
安息吧，萧乾先生！
（写于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