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萧乾先生
可敬可爱的萧乾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
记得自从老人家住院以后，每年我都会去医院看他一、二次。而每次去看他，在那个十多平方米的病房里，乘医护人员不在跟前时，他总是喃喃地说：“我想回家。我住在这里心情不好。我其实没什么病，所有的治疗在家里都可以进行。我要回家去写作，否则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我一向不善于劝慰别人，更何况从来都是他老人家在指点我、启迪我。面对这样的伤感，我只能回报更深的感伤。好在说着说着，他忽然又会如孩子般充满向往地笑了：“等到春暖花开时，我就出院了。医生说的。”
他不知道，这时在医院外面，在暖风吹拂的北京街头，正是春暖花开、红蔷薇怒放的时刻。
然而，我并不担心他生命的年轮会就此中断。萧夫人文洁若在给我的信中说：“我要让你爸爸活到120岁……”确实，二老早已把孤身的我包容进他们博爱的胸怀里去了。
不知是出于冥冥之中怎样的预感，在1998年的最后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去看看他。于是便买了票悄悄上路。1999年新年伊始，我便出现在那间熟稔的病房里了。我颇得意自己给老人带来意外的惊喜。老人也机智幽默地盘问了我半天，待确定我是真的特地坐火车从上海跑到北京来看他时，一直笑个不停。那天他思路敏捷，智慧的火花飞溅。展望未来，我们还拉钩相约在新世纪再见。原想把这一切珍藏心底，可是《新民晚报》的戴逸如先生约我务必写一篇祝贺萧老90华诞的文章，于是我以“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为题记录了这次会面。逸如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说此文将发在2月7日的《人物》版上。
2月7日早晨阳光灿烂。流动的空气里透着春天般的暖意。我愉快地想，也许晚上，也许明天，老人家看到这篇文章时会怎样弯着嘴角生动地笑？
然而，就在这天上午，我突然接到了北京一位姓费的先生打来的长途电话。这位我并不认识的费先生对我说：“文洁若先生要我告诉你，萧老病危，已昏迷不醒……”
我方寸大乱，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我尊敬的长辈和朋友顾娟医生的电话。顾医生是明朝御医“福寿堂”的第14代传人，数百年的祖传经验加上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她曾以其精湛的医术使无数身患绝症的生命濒死复生。顾娟与萧乾有着很深的友谊，自萧乾住院以来她数次与我商议想把老人家接来上海医治，但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她接到我的电话后果然心急如焚，但还是冷静地问我：“萧老的家属是否同意我去抢救？”
这下倒把我问住了。马上又往北京挂长途，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文洁若妈妈。她告诉我说，请顾医生马上去，越快越好！
这时已经是中午12点了，顾医生还要准备抢救用药。这些药她都是要特制的。我不知道要等多久。岂料半个小时后她就打来电话，说药已备齐，马上出发。我急得披了件大衣拔腿就走。因为我领教过北京的冬天，别的可以不带，大衣是必不可少的。到了机场，发现她带的药又多又重，瓶瓶罐罐还都热乎乎的。生怕托运时被打翻，我脱下大衣垫在箱子里，她这才放心。
晚上7点，我们来到了萧老住的医院。消瘦而憔悴的洁若妈妈一愣：“你们来得这么快？”其实，在我和顾医生的感觉上，都仿佛熬过了漫长的岁月。我看见一个月前还思路敏捷地侃侃而谈、俏皮地扮着鬼脸的萧乾先生双目紧闭，身上插满了管子，不时发出一阵阵抽搐。我们俯身呼唤他，他听不见。顾医生伸出白皙的手指，轻柔地按在他的手腕上。我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我知道，凭着经验与灵感，她能在寥寥几分钟内，比先进的仪器还准确地查出病人复杂的病患所在。
我盼着奇迹出现，盼着她打开箱子取出那些珍贵的药，但是不敢出声。我只见顾医生神色凝重地点点头，和洁若妈妈一起往医生办公室去了。
现在，我独自守在爸爸的病榻前了——是的，爸爸！许多年来您对我的关爱和教诲和着泪水一起涌上心头：您和洁若妈妈认我做义女，您爱我如爱自己的女儿，我每完成一部作品，您都要仔细看并提出意见。您告诉我人生的舵必须自己把握，不要相信命运。您说我们都是不带地图的旅人，但自己的每一步都要在大地的版图上留下脚印……
您走近我是在我的生活和境遇依然颇为困难的日子里。一个秋日的黄昏我收到您给我的第一封信。没有客套只是让我把自己所有的书都寄给您看。后来您又叫我去北京您的家中，说要与我作一次“长谈”，并说您愿意当我的“神父”，在人生的道路上为我指点迷津。我生性拘谨，不善与人“长谈”，一问三不答，全无笔谈的大方。您就坐在自己的圈椅上，挤眉毛、晃脑袋，以种种幽默的表情让我放松，甚至伸手捏住自己的耳朵，悄声说，你要是怕别人听见，可以讲轻一点，对着我的耳朵说。
您自己先就压低了嗓门，声音轻柔得好像晚风吹拂田野，您说，我关心你是因为你几乎是孤儿，而我曾经也是孤儿。孤儿活下来不容易，能有今天更不容易。
热浪自我的心底涌起，而您则孩子般地伸出手指，要与我拉钩。就在那个霎间，我认定了你这位“神父”。
自90年代初起，我每出一本书，您都会仔细阅读并写下中肯、透辟的批评意见。我的长篇小说《挚爱在人间》，您读的是原稿，利用“五一”节的休息日您读完之后就立刻给我写了长信加以鼓励，并以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提醒我作某些修改。您说文学要站得高，看得远，要学会宽容、忍耐……正是听了您的忠告，我这部作品才获得了比较好的反响。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女巫》写成后，在《当代》一发表，您就读了，还在出书时为它写了长达万字的序，对它作了十分全面的评价。
1992年您以80 多岁的高龄，重走了半个世纪前您采访过的滇缅公路。一路上您不辞辛劳，在随身的行李中带着我写云南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边走边阅读。您给我寄来了您在云南与年轻朋友黄豆米的合影——那么自豪地站在当年“血肉筑成的滇缅公路”上，笑得如亚热带阳光般灿烂。您以一位老记者和老作家的眼光，告诉我那里有许多可以写的素材，为此您还替我安排好一路行程，介绍我认识黄豆米夫妇，两年后我终于顺利完成此行，受到豆米和您在云南的朋友们热情的帮助。
除了写作，您还不停地敦促我学英语。您说学好了英语可以看原著，倘有机会出国，对国外的风土人情也可有所了解。偏偏我没那么大志向，总觉得这是“八十岁学吹打”，已经晚了。但实在拗不过您的苦口婆心，就说，英语，我也会的，不信我用英语给您写封信。我搜肠刮肚，连上辈子的残存记忆都仿佛掏了出来，给您写了一封“英文信”。不料您接信后对我大大夸了一番，还说以后就这么干，让我用英文给您写信，您修改以后退给我。可我看到您在我的信上密密麻麻的修改，实在是无地自容——没有一句不出错。
这以后我慎重了，碰到没把握的字先查字典，不会造的句子参考一下书上的例句。于是您又给我回信，说这一回基本上没什么错，但是用的句子十分简单，说明你生怕出错不敢写………回想起来，在那一段日子里，我的学习兴趣陡增，对我而言，每一个英文字母都像是活的，会呼吸、会说话，如您的笑眼般望着我——您给我的信也用英文写了，我借助字典也读懂了。为此我十分得意，告诉我的远在台湾的一位表叔，说您用英文跟我通信。
表叔一听，觉得真是不得了，大名鼎鼎的萧乾先生用英语跟他的侄女通信，于是他对这个侄女也刮目相看了。表叔也来了一信，英文的，洋洋洒洒好几页。我一看傻眼了，字典也帮不了我啦！我只得回信说表叔对不起，我只看得懂萧乾先生的英文信，别的不行。
后来表叔来沪时看了您给我的信，笑了，他说萧乾先生完全是根据你的水平给你写的，所以你能看懂。
一切也无须多说了，爸爸，我是多么不懂事啊！那时您并非闲人，您正在“一对老人，两个车间”的氛围里奋力拼搏，还在翻译那部“天书”《尤里西斯》……可是再忙再累，也挡不住您对我的关爱之情……最令我难忘的是，1994年夏天，我突然患病住院，病情凶险。您知道我孤身一人，急得寝食不安，不停地打电话询问。突然有一天，戴厚英手捧鲜花，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我大为惊讶：“你……怎么会来？”
她笑嘻嘻地说接到“神父”的信了，“神父”已对我下了命令要来看你，如果我不执行，以后怎么面对我们的“神父”啊。
我也笑了。我知道早在我之前，您已经是戴厚英的“神父”了。当她处于十分困难、孤立无援的境地时，您曾冒着风险为她仗义执言，帮她渡过难关。
您的胸怀是宽广的，您对文学后辈的关怀与爱护之情，不光惠施与我们两个。即使对一些刚刚走上写作道路的年轻人的不成熟的作品，您也一视同仁，给予帮助和指点，努力支持他们跨过一个新的台阶。
您关注的目光甚至超越了文艺界。您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后不久，就被上海文史馆一位馆员的命运所牵动了——她就是这次与我同行的顾娟医生。顾医生因攻克癌症和各类疑难杂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现在已经饮誉海内外。可是她的一生却历经磨难：且不说解放初期身受监禁，反右斗争时失掉了襁褓中的幼子，“文革”中丈夫被害致死……甚至90年代初，她还无端地被抄家，被电视台曝光……而您以一位真正优秀的老新闻记者的敏锐嗅觉捕捉了藏在“新闻”背后的东西：您了解到顾医生半个世纪来致力于传统医学的研究，她挽救了无数生命，可是从不收诊费，甚至连药都免费赠送。“文革”中她喝酱油汤度日也没收过病人一分钱。“文革”后她靠海外亲友资助来维持她的医学研究和治病救人的庞大开支。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一再来函邀请她去，并许以丰厚的待遇，可是无一例外都被她拒绝了。她说中华医药属于中国，我决不能受雇于外国人——了解到这一切您激动了。当年写“人生采访”时的热血又在您的身上沸腾。您写信、发表文章支持顾医生。1998年10月，顾医生的“福寿堂”开业时，您已经住在医院里了，可是还不忘打电报祝贺，送来花篮，并且不顾年迈体弱为“福寿堂”题了词。
这一切，顾娟医生怎能忘怀？今天一路走来，她只是催着快、快……中午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听说最快的航班得在下午3点50 分起飞，急得直怨送行的儿子：“为什么要等这么长时间？”儿子只好无奈地解释：“妈，这是飞机，不是我开的汽车，你想走就走……”
我终于明白了，爸爸，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您，热爱您，为什么您身边总是聚集了那么多富有才华的年轻人——仅我认识的就有傅光明、丁亚平、商容……您以宽广的爱心如海绵吸水般吸引着他们，而他们也给您带来青春的活力和快乐。在您家里工作过的小保姆，都亲切地喊您“爷爷”——其实您就如真正慈祥的爷爷那样给她们掏医药费、买零食，安排她们上学补习文化，甚至亲自教她们学英语。1996年我去台湾，临行前问您要带点什么，您想了想说，给我家小霞带个小收录机，让她学英语用。
小霞就是您家最后一任的小保姆。那时您常常兴奋地告诉我，小霞拿起电话会跟您的外国朋友说HELLO了，傅光明翻译了您30年代的旧作，丁亚平夫妇帮您校对《尤里西斯》……我明白您为什么那么逼我学英语了。您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宽广，希望您身边所有的年轻人都能毫无阻隔地与世界对话。然而我也惊讶地发现，如果有人拜访您时，卖弄地张口跟您来一段英语，您的脸色就会突然不好看。等人家走了，您会抱怨：中国人跟中国人，讲什么英语？我讨厌这种人……
您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您自己一生的感情历程，作为晚辈的我，当然无法全部知晓，然而，您与同辈朋友和师长的深情厚意，我是领略过一些的。
记得曾经随您一同去看望过冰心老人。一踏进中央民族学院那幢简朴的楼房，进入冰心老人那洁净而素雅的房间，您就会步履轻松，变得像十几岁的儿童那样顽皮、幽默、轻松自如，好似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风雨都烟消云散，好似已穿越了时间隧道，觅回了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光。你们让自己的思绪自由地驰骋，尽情地缅怀已逝的岁月，睿智地总结人生的了悟；你们指点江山、褒贬人物，表达对国家和人民的赤子之心；你们手握着手，互相关心对方的生活和身体，殷殷切切。
还记得1995年4月，您来上海，去华东医院看过巴金以后，径直赶到愚园路去看望施蛰存老人。那些日子您正闹腹泻，随行的人都担心您体力不支。可您说施老是您最知心的老友，抗战时期他在大西南救过您的命，如今到了上海，怎么能不去看他呢？况且，生命留给我们的时间都不多了。几经周折打听，您终于爬上了那个曲里拐弯的楼梯，与您的老友面对面坐在一张方桌前——
施老声音洪亮，神清气爽，耳朵却背了。他翻来覆去地摆弄那助听器，自嘲地说，不需要的时候，它响得很；需要的时候，又听不见了。你们只好笔谈，在纸上你一句我一句地写。施老责备您：“这么大年纪了还出来乱跑什么，不要命了？”您接纸迅速地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施老一看笑了，我凑过去看了一眼，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原来您幽默地写道：“太太过瘾！”
您看过施蛰存老人又要去看老诗人辛笛，在南京西路蓝堂皮鞋店附近走过来又走过去，怎么也摸不着门。您对友情的执着让随行的人都感动了。我把您搀到皮鞋店旁边的一家专卖店里等待，让一位年轻的朋友去找那个门牌……我们在那里足足等了半个小时，可您却一点也不急。您对我说，您是在朋友堆里长的，您从小失怙，您渴望友情，害怕遗憾。可是有些遗憾却成了您终生的心痛，终生无法弥补。您总是念念不忘您与英国作家福斯特之间的那段令人心痛的往事——
您说您与这位英国作家的友谊始于1941年，那时您在剑桥大学研究他的小说，你们之间结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给。可是在1954年人家托人带信给你——带信人求见您时，您却害怕地躲起来了；文革中，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福斯特给您的80多封信被付之一炬。直到1984年，您重访英伦再觅福斯特的遗物时，才发现，您给他的100多封信也了无踪迹了。
您说您永远为此事感到痛心和歉疚。然而您又告诉我，即使历史重演，您也只能这么做，不会再有别的选择。您可以不顾自己，但是不能不顾及妻子、孩子和家……您还自嘲地说您从来就胆小怕事，成不了张志新。所以你坦诚地向世人宣告，自己只能“尽量讲真话，坚决不说假话”。
为此，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写文章点名批评您。我感到很沉重。就在那次陪您去去华东医院看巴金的路上，我问起您这件事，您叹息道，年轻人，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说着您又问我，是否知道这个年轻人笔名叫“黑马”？我对文坛很隔膜，只隐隐记地看见过一篇文章上有“文坛上的黑马”这句话。您听我这么说，好像证实了什么似的，马上点头：“没错，他就是黑马，我看过他翻译的作品，非常有才华。”
后来我才知道，“黑马”并不是那位年轻批评家。然而您真的给发表批评您那篇文章的编辑部去过信，赞赏“黑马”的译笔并且表示愿意向他提供有关资料。这个小小的误会不知您后来是否搞清楚了？但我却希望它永存在您的心中不要消失，因为它非常美好，它显示了您的宽容、大度和对青年人无私的关爱。
记得说话时您突然咳嗽，我递了块纸巾给您。您接过去，小心翼翼的掀开，撕下一半放好，另外一半拿来擦嘴。我不解地瞪着您，问您这是干什么？您嘻嘻一笑说，我改造了40年，许多事情都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那一刻我愣了一下，把脸转向车窗外。我看见路边豪华的“巴黎春天”正在向后退去，短裙长发的少女和相依相偎的情侣也在后退……也许这就是90年代，如崔健的歌：“语言已不够准确，说不清世界。”
然而，现今年轻人未经过的时代，“生在红旗下”的我，是经历过的。我懂得在灵魂可以被扭曲，声音可以被扼杀，肉体可以随便被消灭的年代，别说“讲真话”，就是“不说假话”，也要以怎样的良心、正义和勇气来支持！
我还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讲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文革”中有个很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平时以批斗别人为乐，不料有一天这种批斗落到他自己头上了，这个“革命派”也是“人”，也有娇妻爱子。他忍受不了这么大的精神折磨，所以就想不通，从高楼上纵身跳下，坠地时还没断气，见众人赶来，就挣扎着说，追、追敌人……好像他不是自杀而是在英勇地追杀什么坏人。这是他的最后一句假话，拼了生命的最后力量说出来的。这样的情节，若非经历过那个年代，恐怕就是莎士比亚再世也想不出来。
1995年夏天，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先生拿着您的短信来找我。原来他们要出一本作家自述辞典，而您和洁若妈妈翻译《尤里西斯》正在紧张时刻，所以要我代为您写一个简短的个人经历。在此之前我已读过您自传体长篇小说《梦之谷》和在80年代以后出版的《未带地图的旅人》、《文学回忆录》、《负笈剑桥》等著作，为了完成辞典上的那个条目，我又认真读了您1949年以前的全部作品，如您的短篇小说《篱下集》、《人生采访》、《红毛长谈》，还有《书评面面观》等。那些写于1949年以前的文章，字里行间都张扬着生命力和饱满的激情。
有人说您发自国外的那些通讯，是欧战的见证。其实岂止见证？您穿梭访问、追踪扫描——波茨坦会议、纳粹战犯的审判、联合国成立大会……您写下的《美国印象》、《瑞士之行》、《安南的启示》、《银风筝下的伦敦》……无时无刻不在抒发着您的思考，抒发着您用双脚丈量世界版图时的感慨——这些感慨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的祖国、为生你养你的伟大而贫弱的母亲而发！正像您自己所说，凡是看见别人好的，都想拿了来；凡是看见别人不好的，就想自己国家能避免。热血糅合着滚烫的语言如火山喷发，又哪有什么对说“真话”的犹豫？您的军装上布满了征尘，您的足迹下有的是炸药和危险，可是您感受到的是精神在蓝天下飞翔的快乐。您看到了生长在另外一片土地上的宽容、平等、自由和理想的绿草坪，看到了根植在另外一个民族中的勇敢、乐观、幽默和人类之爱的花朵。在大战的烽火硝烟中，在死神张大的羽翼下，您弹奏着自由生命的乐章。然而您梦魂缭绕的，依然是自己的祖国，那贫弱而伟大的祖国！
许多次您对我说，希望有一天，我静静地坐在您面前，您用英语唱几支儿歌给我听。我问您为什么要唱儿歌，您说不为什么，只是想唱而已。我听您唱过“老黑奴”，唱过“甜蜜的家”，就是没听您唱过真正的儿歌。但您给了我一个如梦如幻童话般的想象——在下雪的时候，被森林包围的小木屋里，炉火旺旺地烧着，您坐在火边唱儿歌，唱了一支又一支，唱得雪化了，绿色的春天从泥土里钻出来，生命又重新开始了。
如果生命真的能重新开始，我们都想再要一个童年。也许，这就是您想对我唱几支儿歌的原因吧。我知道您的童年是没有童话的，写作对您来说，曾经是“用伤感的手抚摩自己的童年”。您的短篇小说《落日》就真实地记录了您的童年——当同龄的孩子尚在睡梦中时，您已经不得不离开病重的母亲去地毯厂做苦工了。而您终于领到苦苦挣来的一份工资，买了一大堆水果扑向高烧中的母亲时，母亲已经咽气了。从此您心中的太阳陨落了，世界对您变成一片黑暗……
您寄人篱下，在别人的矮檐下生活。您说以您遭受的苦难，以您看见的人的险恶面目，使您无法不怀疑生命是一个极大的谎言，使您没有理由爱自己的同类。然而您又为一条蚕、一只猫的生命而揪心。因为您不能拒绝您的血脉所承袭的一片阳光、一泓暖流——它们都来自您的母亲。
您是倔强的，仅仅13岁，您就离开了家——您不愿走您的堂兄为您规定的路，您对他说：“别了，你的雷霆；别了，您的棍子。”你说您决不让他打断您的腿，您的腿要走自己的路。从此，您迈动一双小小的脚，艰难地孤零零地向茫茫人世走去。
人生的艰难困苦造就了您单纯而倔强的性格，以及对是非善恶的强烈爱憎。您似乎始终保持着那颗固执的童稚的心：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容不得过渡的灰。早在1947年，您为自己的《人生采访》所作的序言中即写道：“我有的只是一个企图，那就是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我想您是那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企图”。因为您，我对记者这个行当生出了特殊的好感。我相信对于社会、人民来说，一个真正的记者远胜于一打苍白的作家。尽管您总是宣称“最终鹄的是写小说”，却又念念不忘“下辈子还当记者”。确实，您那“无冕之王”的风采，穿过岁月的阻隔依然伸手可触！
然而您这个“无冕之王”在1949年回到祖国的怀抱之后很快就噤若寒蝉了。您那激扬文字的双手被迫去插秧，担道义的肩膀毫不留情地给压上了粪担，曾经登临过阿尔卑斯雪峰的双腿只好蹒跚地行走在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上。
我揣摩您的心里一定悔断了肠子，因为当时剑桥大学邀请您去中文系教书，系主任何伦教授给您写了信不算，还亲自从英国跑到香港您的住处，苦口婆心告诫您gcd与知识分子的蜜月长不了，劝您接受聘请，向您保证剑桥会给您终身职位，会负担您全家去英国的路费……
而您在香港的朋友也劝您赶紧接下剑桥的聘书，再不济也得留在香港，可不敢回大陆！人家说，gcd只容得下应声虫，像您这样好发议论的，回去非栽跟头不可。到时候，冲您这个燕京毕业，在国外呆了七年的，不把您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您一通洋奴！
可您还是如信鸽返程，义无返顾地回来了。一有机会我就追着您问，后悔吗？后悔吗？而您总是摇头：“不，不后悔。”
我不满足您的回答。我说您别跟我掉书袋，要讲心里话。可您还是一口咬定这是真心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