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华赤子胡秋原
1996年春天，我随全国作协代表团访台，活动安排自是紧张。好客热情的主人起得早，睡得晚，中午也不歇一会。客随主便，感动之余，眼皮不免打架。只是无论怎样迷糊，我却十分清醒地记得有件私事必须要做，那就是拜访胡秋原先生。
在认识先生之前，我只知道他的名字。1990年我的长篇小说《呜咽的澜沧江》在台湾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之际，他们还同时出版了一本《两岸文学互论》。《互论》中有一篇万余字的文章，是胡秋原先生评论我这部小说的。我读后有些震惊，有些新奇，思路豁然洞开。再看篇首的名字，眼前似乎展开了秋日下一片金黄的原野——有蓝天，有白云，有泼洒如瀑的阳光和曲曲折折的小路。但跟梵高画里的疯狂截然相反，东方秋天的原野丰厚沉着、坦坦荡荡，预示着一派丰收的光明。
不知怎么会作此联想。我去请教朋友：“胡秋原是什么人？”朋友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你怎么连胡秋原也不知道？胡秋原……啊呀呀，三十年代文学史上挨批的对象！”
我连忙去查找大陆关于三十年代文学的教科书。书里说胡秋原是那时被“左联”批判的“第三种人”，或者叫“自由人”，还是什么“托派”等等。
我又去询问来自台湾的文友。他们提起胡秋原，却无不肃然起敬，甚至说他那年逾古稀的夫人也是罕见的美丽。
不久我又看到了我们的报刊上转载的由他主办的台湾“中华杂志”上的文章，也知道了他已两次访问大陆，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奔走呼吁，会见了中央领导人。一帧与**握手的大幅照片上，胡秋原先生风度翩翩、光彩照人，一头茂密的白发，脸容有如秋阳的明朗和灿烂，完全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我禁不住写信向先生致意。他很快回了信，苍劲有力的大字布满了五大张纸，信中他告诉我他将在1995年秋后来大陆，并说要到上海来看我。
其时正是1993年岁末，一年多的时间我板着手指期盼。但1995年过去了，未见他成行，却收到了他托人带来的厚厚的两本《胡秋原传》，还从电视里看到他的著作《中华心》在北京首发的仪式。
我立即去信向他祝贺，并告诉他我将去台湾访问的消息。很快我收到了回信，照例是大大的字，笔触力透纸背。信中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到机场去接你。你到后打电话给我，我一定来看你。”我看着信愣了半天，心被热乎乎地感动着。仅仅以先生的高龄，作为晚辈，我也不能让他来“看”我呀！
而我终于成行，则又过了半年多。此时上海春意正浓，台北似乎已进入了梅雨季节，天天闷热有如初夏，忽一日风雨交加，又凉飕飕的了。来到胡先生所居住的新店中央新村时，连绵了一天的雨脚刚刚扯断。雨停了，雨意还滞留在空中，柔白的湿云漫然笼压着一栋栋小楼；偶然探出人家院墙的白兰花，白得单纯，白得朴素，白得充满生机又带着那么浓烈而高雅的香气。
细看号码，有白兰花的院子正是胡先生的家。开了院门，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扑面而来——既亲切，又新鲜。在江南，油菜花刚谢，白兰花则要再过一两个月才开。突然走到了季节前面，快乐里有了一份蓦然回首的期待。不知期待什么，但感觉因此变得格外灵敏。只见院内铺展的花草有齐膝深，叫不出名目却璀璨地亮成一片，于一派阴霾中勃发出盎然的春意。院角有株槟榔树直直挺立，宽大而青翠的叶子上滴着水珠。
抬眼望去，一位老人正眯着眼向我微笑。他白皙、瘦弱，但身架是颀长的，更因为站在台阶上，感觉上高得须我仰视。没有人向我介绍，没有意气风发的神态，但我一眼认定，他便是胡秋原先生。他的白发，他的微笑，他的仿佛被春光刺得睁不开的双目，在老人特有的慈祥中透出淡淡的女性化的温婉与善良，令人感到，这是一张从来不会咄咄逼人的脸。
使我微微惊讶的是他的衣服，一件棉布上衣，墨绿色的格子，那么家常又不同寻常。这不失抢眼的颜色好像在跟满院明媚的春光对应。
我被引进客厅，见过已在传说中熟悉了的异常美丽的胡夫人，落座在沙发上。客厅宽敞明亮，舒适而温馨。我有些拘谨，不敢东张西望，但已感到四壁的字画，正无言地渲泄着主人的性情：儒雅、祥和，没有一丝奢华和浮躁的气息。
“终于来了——”先生感慨道。
“终于来了！”我低头应答，竟一时无言，不知说什么好。因赴台手续久久不得批复，又闻两岸关系紧张，我以为情未了，缘已断，永远只能隔海相望了。而此刻终于能面对心仪已久的先生，简直如在梦中。
我向先生问候健康，先生说他有心脏病。我忙说那您可要多保重。他似乎没有听见，却饶有兴趣地介绍起他的心脏来。他说：“有一段时间我感到胸口发闷，浑身不舒服，我以为运动一下就会好，谁知运动以后更加厉害。我就躺在床上翻医学书看，发现书上说的心脏病跟我的这种症状一模一样，并且讲三四分钟就可能死亡。我赶紧让家人把我送到最近的一家医院。后来医生对我说，这种病发作时死亡的可能有三分之一，到了医院，还有三分之一。你看，我很幸运啊！”
他说着呵呵笑起来，接着又道：“后来我到美国开刀，医生把我腿上的静脉割下来，分成四段接到心脏上血管阻塞的部分。在缝接的时候医生把我的心脏取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全身的血液循环用一个人工心肺机来代替……”
我眼巴巴望着他，被他说得有点怕。可他双手作持物状，似真的捧着一颗心——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个形象，想起先生双手捧着一颗心的样子。这个天真的手势，在我一遍又一遍的回想中，生出了虔诚而苍凉的意味。
而这一刻我是轻松的，轻松中甚至不乏一线隐隐的失落，难道久仰的胡秋原先生真的已经老了吗？
“我送给你的《胡秋原传》，你看了没有？”忽然先生话锋一转，望着我问道。
我一愣。说实话，两本厚厚的《胡秋原传》有一百多万字，我每天临睡前翻一翻，并没有看完，但此刻不好意思说实话，只好胡乱点头。
谁知先生不屈不挠地问：“你看过后有什么想法？”
这下更尴尬了。本来口拙的我，一时间支支吾吾起来。但《胡秋原传》中的一些片断，却在脑际闪现。
“雨，你为什么离开那自由的天空，下到这污浊的人间？”——这是童年的胡秋原在作文课上写的一首诗。那时，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叫胡崇业。胡崇业的这首诗并没有得到老师的好评。这个小小的孩子便自负地扔掉了作文本，发誓从此不再写“新诗”，或者叫“自由诗”了。然而，他毕生却从未停止过对自由的诗意的追求，只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意的自由永远在别处……
海，灰蓝色的大海无边无际，“长畸号”一往无前仿佛在驶向天涯的尽头。日出日落，大海在每个瞬间都折射出气象万千的炫目的美，时而妖娆时而庄严，时而辉煌时而寂寥，对于年轻的十九岁的胡秋原来说——尽管这个年纪已见过了同伴的血，已有了被当局无端追捕的经验，但希望依然在洁白的浪花上闪耀，眼前的道路依然阳光普照。可这时一位日本旅客走到他身边，问道：“年轻人，你到我们日本去做什么？”
“学习文学。”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没有想到，这个日本人惊讶地瞪园了小眼睛：“奇怪，我们日本有什么文学可以供你研究？真正了不起的文学在你们中国，你到日本去做什么？”
十九岁的青年面红耳赤。他无法对这个诚实的日本人说明，他去日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学习日文，以便看懂一个叫普列汉诺夫的俄国人写的书。这个俄国人被称作是“马克思主义之父”。他不能跑到他那个遥远而又寒冷的国家去看他的书，只好东度扶桑，到这个虽少创见却极重视引进他山之石的岛国来追溯马克思主义的源头。
为了看懂一个人的书而抛家去国，在今天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如今依然有千千万万的青年飞向那个给我们祖先带来深重灾难和耻辱的发源之地，目的是为了“扒分”。但当年的胡秋原，以炒豌豆充饥，穿着掉了底的破皮鞋，日日苦读，曾因饥寒而昏厥在如山的书籍前，如矿工倒在丰富的矿山脚下。而七十万字的《唯物史观艺术论·普列汉诺夫之研究》终于挥笔写就。“九·一八”的枪声响起，为了报效国家，胡秋原毅然中断早稻田大学的学业，回到了上海。
此时上海正在侵略者的炮火中颤栗，也在十九路军的血肉长城下屹立。一介书生胡秋原，手中笔如巨椽，他办杂志、出号外，热血沸腾地起草了“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秋公公，我……知道了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我这回答无异于废话，可先生却兴致勃勃地盯住了我：“你说说，哪些事是你过去不知道的？”
“比如，三十年代的论争，还有关于‘阿狗文艺’什么的……”我吞吞吐吐地说，既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也为历史的颟顸和反复而痛心。
先生却只宽容地一笑：“其实，我那时的意思是，文学创作必须有自由的心灵，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学；文学不是政治的留声机。”
真是“自由人”呢，我心里暗想，却不知怎么又想到眼下红遍大街小巷的张爱玲。退回她自己的那个时代，这个在家乡城市的沦陷中成功了的女人，所写的种种“传奇故事”，只怕不但跟“无产阶级文学”沾不上边，连彼时彼刻应有的“民族主义”也难以觅到吧。而如今客死他乡的她俨然已是中国大陆文坛的一座奇峰，为供众人攀比逾越而存在的了。这又是历史留给人们的一个怎样的玩笑？然而，一个时代毕竟还有属于它的强音的。它不应该为后人所遗忘！
“中国的事不怪谁，怪只怪知识分子自己不好好读书，只是一味迷信，要么西化、要么俄化，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先到日本，后来又到了俄国……”先生侃侃而谈，眯起的双眸中闪出聪睿明亮的光芒。
确实，1934年除夕前，因受“福建事变”牵连而逃亡英国的胡秋原，应胡兰畦的邀请，来到苏联为共产国际编辑《救国时报》、《全民月刊》。在莫斯科零下40度的严寒中，生活是激情与热血的燃烧。因为精通日语和对这个国家的深入研究，使他的讨伐更具战斗的力量。那份中国gcd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诞生之际，起草者王明曾征求胡秋原的意见。胡秋原对“宣言”的大手笔表示肯定和钦佩，王明则诚恳地说：“老实说，这是受了你的文章的影响，而且还借用了你的一些句子。”他一再恳请胡秋原提批评意见。胡秋原坦诚地道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篇宣言虽然是对全国同胞的申诉，毕竟国民党才是主要对象。原则上，对于国民党转向抵抗政策，不能不抱殷切的希望，所以，在提到国民党的地方，行文就以留有余地为宜。”于是，王明高兴地接受了胡秋原的意见。这份宣言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发往世界各地，在国内的抗日战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莫斯科时，有一天，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士带着个十多岁的女孩来拜访胡秋原。乍见之下，胡秋原不知对方是谁。这位女士便自我介绍：“我叫杨之华。”一听“杨之华”，胡秋原就明白了，她是瞿秋白的遗孀，忙热忱招待。杨之华说：“胡先生，你曾经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心里一直很感激，可惜总没机会见面，直到今天才来道谢。”
这话说得胡秋原摸不着头脑，他怎么也记不起何时帮过她什么忙了。
“请问，你记不记得在上海时，冯雪峰曾经请你替一家人租房子，那就是秋白和我们母女呀！”杨之华又道。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胡秋原也想起来了。那时和“左联”的文艺论战刚停，一天深夜，冯雪峰忽然来找他，说“左联”有个朋友病了，必须要迁居，但房东一定要人作保，所以来请他帮忙。胡秋原一口应允，没想到保的正是瞿秋白一家。往事历历在目，胡秋原不由得笑了：“原来保的是你们，那算得了什么！”
杨之华忽然郑重地说：“秋白虽然与胡先生有过论战，但是他心里对胡先生是很佩服的。”
“那不敢当。”胡秋原由衷地感叹道，“其实你先生的文章比我好，在论战中他的风度也是最好的！”
说到这里，杨之华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今年五月，他被捕了，六月间在长汀，他就……”
胡秋原忙让妻子敬幼如好言劝慰，自己心里也阵阵酸楚。瞿秋白赴刑场前曾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和三首绝笔诗词，其中一阕《浣溪沙》这么写：“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尽夕阳红。”胡秋原每每记起便深感痛惜，以为秋白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华民族悲剧之一幕！
那些日子，他天天研读、评论来自各方面的抗日消息；为国土的沦丧，为人心的摇摆，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忧心如焚。同时，他也冷眼看着莫斯科街头购买食品的长队，看着一个个死在斯大林枪口下的苏联革命先驱者；餐桌上突然出现的日本海产罐头，中国最美的男人梅兰芳和最美的女人胡蝶访苏演出所掀起的热潮……一切的一切都在头脑里盘恒，不曾消解却激起了形而上的思索。一日他在客厅里又笑又叫，夫人敬幼如以为来了客人，忙去准备茶水，可转脸一望，并没有什么客人，只有胡秋原一个人在笑在叫——“我想通了……我有了自己的思想了。这叫新自由主义文化史观！”
半个世纪以后,胡秋原在著文回顾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时说：“我愈读书，就愈感到中西文化在基本原则上是相通的，因为人性是相通的，而且都是自由思想之结果。因此，我决定放弃原来的思想和信仰，以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来解释历史……”
也许一种思想的价值和它的正确与否，要由时间和历史作出裁决，可是思想者前行的足迹是坚实的，并非沙漠上的海市蜃楼。
“其实，我的一生也没什么建树，只是写了不少的书和文章，而我的文章也不是美文，只以一个中国人的资格，把我自己关于我们伟大而苦难的祖国的一些思考写下来，供当世和后世参考。我因为看得比较多，所以不迷信。不迷信美国，也不迷信俄国。我的思想一部分得自前人与外国人的启发，大部分是我自己苦心思索而得。”先生浓重的湖北乡音是舒缓的、从容的，却有着一种不容拂逆的执拗的力量。注意他口气里一再强调的“自己”，我不能不感慨数十年来我们大陆的知识分子所一再否定的“自我”。事实上，胡秋原也不断地否定自己。正如他所说，“欧俄之游使我的思想一变；”然后“中苏友好条约使我的思想又一变！”然而，上述的两种“否定”，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确实,“欧俄之游”使胡秋原产生的“新自由主义文化史观”，是他思想之旅中重要的一站。回国以后他先后创办了《时代日报》、《祖国》、《外交季刊》、《民主政治》等杂志，为抗日呼吁；终于胜利的曙光显现了，可是落在人们心上的，却是被蒙蔽的一团谬误——由美、英、苏秘密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讳莫如深，而**的胡秋原却终于一点点明察其端倪了。于是，他“对美国的评价大大减低”了。原以为美国是新自由主义精神的家园，却也与苏联签定密约出卖中国！因此，他觉得自己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看来也不那么完善，而用“文化史观”来解释历史，也是很不够的了。
“抗日战争是中国老百姓打的。国民党是有功劳的，可是至少蒋介石指挥不当。”不知为什么，先生的平和中有了一点愤慨。因他的叙述，我真的知道了许多过去懵懵懂懂的事。记得曾读老作家萧乾先生的《二战回忆录》，讲到他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因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宋子文碰杯时说的一句话：“欢迎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而发回了一条名噪一时的独家新闻。我一直不解这条新闻的意义所在。现在坐在胡秋原先生明亮的客厅里，于隐约传来的风声中回首掀开重重的历史帷幕，才痛感自己对历史的无知……
原来这个条约正是雅尔塔密约设计下的产物。本来，以家喻国，外人有什么权力背着你全家人作出夺取你家财产的决定呢？即使作了，你们全家人也可以不予理睬；硬要来夺，那便是贼，是强盗，是无赖。这是任何一个普通百姓都明白的道理。然而，偏偏一些所谓的有识之士、当时掌握着国家大权的要人们好像并不那么明白，他们准备大方地签这个条约。
闻知这个消息，胡秋原怒火中烧。想到八年抗战全国同胞流了多少鲜血。大家同心协力，奔走呼号，受苦受难，为的就是民族的自由和国土的完整；而今胜利了，却要将国土和民族的权利拱手让人！他悲愤难抑，写了一份备忘录交给国民党最高当局。
很快他就得知这份备忘录无效。他再次奋笔。1945年7月炎夏的高温中，倾泻在薄纸上的是千钧重的意志和沸腾的热血。在先生毕生两千多万字的著作中，这篇文章只是极短的一段。先生甚至说：“我的文章不是美文。”然而溯天地之悠悠，这篇短文，却可与屈原的名篇《哀郢》媲美。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参政员胡秋原对中苏谈判之声明”。
这份声明他印了200份。8月的骄阳下，胡秋原捧着沉甸甸的200封信一步步走向邮局，浑身汗如雨下，表情悲壮而肃穆。两种可能的后果在他心中碰撞：此举也许能唤起国人关注，大家共同呼吁要求当局停止谈判；此举也可能会激起当局的震怒，因而被投入监狱。“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只为壮士个人所有，胡秋原心系着的还有娇妻稚子，年迈的双亲和手足兄弟。历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强权的遁词他全部具备，不过他没有使用这些遁词。他只是冷静地设想了可能被捕的后果，手未颤抖腿未软，面容清秀身躯清瘦，而刚直不阿的灵魂可以追溯到纪元前：“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在声明寄出的同时，胡秋原又写了一封英文信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信中道：“美国不应为了节约美国子弟的血而牺牲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而因此也将使美国子弟流更多的血，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亦不可避免。”
“声明”迟迟未见反应，而寄往美国使馆的英文信倒有了回应——大使馆送来一函请胡秋原去。
书生意气的胡秋原不假思索，即刻前往。走进美使馆的会议厅，只见长桌两边已虎视眈眈地坐了二十多人。赫尔利从口袋里掏出信问：“这封信是你写的吗？”
听出赫尔利口气里的愠怒成分，胡秋原依然平静而彬彬有礼地回答：“是的，先生。”
赫尔利一听，竟不顾惯有的风度与教养，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呵斥道：“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这种话！”
话音刚落，早有准备的工作人员就“嗒嗒”地打起字来。
“书生”终于火了。他忽地从座位站起，操着流利的英语，严肃又严厉地说：“我有权为中国的事，对一个自称是中国盟友的美国代表讲中国人的意见，并请他转告美国人民。我到贵使馆来，是因为接到贵大使的邀请函，是以客人的身份来的。如果你们不以客人的礼貌接待我，我立刻就走。”
他说着把邀请函甩在桌上，转身就要走。
赫尔利倒软了，忙说：“请坐请坐。”又陪着笑容客客气气地说，“胡先生信上所说的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
胡秋原坦然陈述了消息的来源。赫尔利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也无法否定，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那是贵国和苏俄之间的事，你如有意见，应向贵国政府表示，与美国何干？”
“是的，”胡秋原从口袋里取出一份传单，“我早已经对敝国政府和国民发表了一项声明。”
赫尔利一见，两只眼睛瞪得老大：“胡先生，能不能给我一份？”
“当然我要送贵大使一份。”胡秋原把传单给了他，又道：“我还可以告诉你，写信给贵大使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因九国公约以来，贵国就很关切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所以，我们两国对抗日缔成了同盟。第二，贵国电讯既然刊载了贵大使已将某种协定通知中国，就代表贵国与这协定有关。如果大使声明该消息是谣言，那么我就对贵大使郑重道歉！”
赫尔利无法正面回答，只好东拉西扯地问起胡秋原的工作以及对中日战争的看法来。胡秋原不耐烦了：“如果贵大使没有其他问题交换意见的话，我要告辞了。”赫尔利只好友善地送他出去，走过夏日下灼灼闪烁的一片花圃时，忽然忍不住说道：“胡先生，你是我所见到的中国人中罕见的勇者。”
“不然，”胡秋原微微一笑，“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多得很。不过在大使先生的酒会或是客厅里少见而已。”
说罢他昂首而去。当天下午，即被告知，自己的声明已到了最高当局那里。蒋介石非常震怒，下令“免胡秋原本兼各职”——三闾大夫屈原的命运终于降落到了他的头上。
然而，胡秋原并未像屈原那样投身于汨罗江的碧波以证自己的清白，也没有问天问地，他只是问了自己，问自己中国悲剧的原因所在，中国未来的希望何在？他再次回首历史，他再次展望世界。他的目光变得深邃又睿智，心灵之窗反射着自由的沃野，新的思想有如秋原的稻田一样成熟了。他放弃了文化史观的名称，改称“理论历史学”。
谈至此，我固然有极浓的兴趣想了解先生的学术思想，可也自知浅陋，先生思想的博大精深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不过，先生还是和悦而耐心地满足了我的求知欲：“我的‘理论历史学’有三个部分。一为方法论。这要由人与观念，社会内外环境之因缘生克关系看历史之可能发展。二为价值判断论。人是创造文化的动物，要由生命与文化之目的求真善美之标准。三应由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看各民族文化兴衰治乱之故，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变化原因。然后，由此三者研究中国历史之可能发展，并选择合于中国人的前途。我自80 岁开始交掉各种杂务，专心写作《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此文中所用的方法，以及主张超越传统主义、西化主义、俄化主义而前进，来解决中国出路，都由理论历史学而来。”
先生娓娓道来。思路清晰，逻辑缜密。窗外的暮色如烟如雾，不知何时又降的细雨在风中时断时续，宛如生命的一道忧患背景。我有一点恍惚，想到如海浪般泛滥于我们身边的物欲情欲，倒觉此时此刻如置身梦中。也许上千年来，中国古代和现代知识分子“济世明道”的愿望，便是一个长梦吧。然而有梦总比无梦好。在如梦如幻中，我注视先生，依旧的宁静淡泊，依旧的和蔼慈祥，当然也依旧的居家的绿格布衣。
谁说理论是灰色的！先生永不衰老的精神永远焕发出青春般执拗的热烈和美丽！
“最近几年内我两次去大陆，与大陆的学术界、社会科学院和马列主义研究所的人士座谈。我很高兴很多人看过我的《一百三十年思想史纲》，赞成我的超越论。”先生意犹未尽。
我如梦醒一般，突然想起了什么：“听说，您从大陆回去，国民党开除了您的党籍？”
不知我的声音太低，还是先生沉浸于自己的思维之中，只对我的问话茫然“啊”了一声。我不好意思放肆提高嗓门，只好再轻轻重复了一遍。他仍抱歉地笑笑，告诉我耳朵不好，随即拿来纸笔让我写；又感叹：“我之所以在1988年秋即去大陆，就是因为当时自己快80岁了，所幸眼耳还灵敏，记忆力未衰退，也还能演讲谈话——再过两三年就很难说了。”
说罢他望着我微微地笑，好像在抱憾自己的耳朵失聪，又好像在等待着看我写下什么。然而我手中的笔则在这瞬间停住不动了。先生言语中的感叹是显而易见的。那年他访问北京大学，面对济济一堂的师生慷慨陈词：“大陆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制造原子弹、氢弹和使卫星上天，说明中国人能强；台湾的经济建设，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说明中国人能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就很快可以富强起来！”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台上台下，坚冰消融，春水流淌，夺眶的泪水冲决了心与心的隔膜，以致先生几次欲再说，却在热泪和掌声中难以继续。在那个秋天，田野一片金黄，平地掀起一股“胡秋原旋风”，血肉相连的两岸同胞，以无比的喜悦欢迎这股“旋风”，唯独忘了祖宗的“台独”分子扬言要对先生处以“死刑”；甚至**民党当局也声称要对先生“法办”。但终究无“法”可“办”，便限制他两年不许出境，并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与半个世纪前“罢免本兼各职”如出一辙。
而今，这一切又何必说，何必说！我提笔飞快地在纸上写了一句：“请问您现在还在写作吗？”
“当然，”先生接过我的纸，很快地回答，“我还要将我写的130年的中国思想史，增写为160年的中国思想史。现在正在写文革以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二十年大陆的情景，我是要加进去的。这以后我就不想再写了。”
他说着起身，拿起一份复印的手稿给我：“这是我最近很短的一个发言稿。”
我接过来，见是厚厚重重的一叠，标题上熟悉有力的大字赫然在目：“民族主义还是殖民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