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夫图申科的故事
我喜欢一种蓝底白花的蜡染土布，只是从未见一个男人穿这种衣服。很奇怪，在远离上海的莫斯科，他就穿着这么一件蓝底白花的上衣，向我们走来。
他行色匆匆，举止敏捷，脸部的线条充满力度，鼻梁、眉骨和下巴极富雕塑感，只是眼睛——蓝灰色的眸光闪闪烁烁，仿佛既明朗又沉重，既热情又冷峻，令我这个生着黑眼睛也看惯黑眼睛的中国人难以捉摸。
于是一行诗句浮现在我的脑际：
婴儿们爬过来，
所有的人都生有一双，
毋忘我花似的叶夫图申科家人的眼睛。
我悄悄地笑了。这个叶夫图申科，写起诗来好像总是直抒胸怀——
我想生在，
所有的国家里；
我想爱，
世界上所有的女人。
我曾经私下里揣摩他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名气，就是因为道出了普天下男人的心声。不过，有些诗恐怕男人也难以接受，至少我们中国男人：
我爱爸爸所有的妻子，
从自己的妈妈开始。
而且我也爱、
爱过我爸爸的女人。
“为在座的两位女性干杯！”叶夫图申科说。当然，这是礼节，而不是做诗。
叶夫图申科代表全苏作协（当我们半月后结束访问回国之际，全苏作协已宣告解散）宴请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长长的餐桌上早已摆好了食物：色拉、装饰着绿叶的生鱼片；琥珀一样半透明的鱼冻，猪肝泥做的小点心……都是冷的，矿泉水也是冷的，但人情是热的，叶夫图申科的致辞洋溢着诗人的热情和才华。他说：“有一次我到一位格鲁吉亚的朋友家祝寿。这位一百岁的寿星告诉我们，昨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来到一座公墓，所有的墓碑上都写着0字。于是他问守墓人，这些0字是否表示人已夭折。守墓人回答说，不，这里的年岁是按人的贡献大小来标志的：一个人生前如果对人类不曾有过贡献，那么他无论活多大岁数，他墓碑上的字依然是0——今天，我以格鲁吉亚朋友的这个故事代替祝酒辞，欢迎中国朋友。”
我们的袁鹰团长不失时机地举杯：“为我们将来的墓碑不刻上0字而干杯！”
叶夫图申科突然目光闪闪发亮：“请问团长先生生在哪一年？”
“1924年。”
“哦，在你18岁的时候，1942年，正是我国的卫国战争时期。”叶夫图申科发出了不易察觉的一丝叹息，“记得那时候，买面包要排长队。”
他说着举起了一只手：“还要在手上写号码……”
我们团长理解地点点头：“我们也有过相似的困难时期。”
“我们还去拾麦穗，哪块地被我们拾过，连鸟也不会飞去了。”他一边说一边撕了一块面包，以孩子般顽皮的姿态做了一个投掷的动作，“后来每当我看见孩子用面包打鸟，我心里总是很难过……”
举座默然，对着满桌美丽的冷冰冰的食物，我们不知道如何下口；尝点色拉吧，一股辛辣味直冲脑门。怎么也想不到，盛在这么漂亮的玻璃缸里的色拉，是生洋葱和发空的生萝卜拌成的。抬起头来，我看见叶夫图申科潇洒地把面包投掷到自己嘴里，又开始讲起来——很长的句子，铿锵有力的音节。翻译的速度赶不上。我用心注意着，希望能体会到一点什么。这时我发现，他身上穿的不是什么蜡染土布，而是一件蓝色的印花羊毛衫，很柔软很随便地罩在坚实挺拔的身躯上，好像于果断和力度之外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女性化的温柔。
在餐桌的尽头，叶夫图申科的身旁，亮着一盏灯。朴拙的圆木灯座，配着雅致的锦绣灯罩。那灯罩上金色的流苏低垂，被叶夫图申科的手势和音浪振得悠悠发颤。突然我的心也颤动起来，我觉得那一字不懂的俄语里好像有一种碰撞的力量，直直地撞到心中来了——叶夫图申科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灵在诉说着什么。他那一双蓝灰色的眸子时而灿烂得像一朵花，时而深沉得像一口井，时而布满秋天的迷雾，时而又盛满春天的阳光……一切都似乎无须翻译，一种从心底流出来的东西像音乐的旋律一样，冲破言语的阻隔在彼此的心间回旋激荡……
那是在1942年冬天，西伯利亚的一个小村庄里。小小的叶夫图申科听说村里来了外国人，就跟别的孩子们一起跑去看——十岁的男孩本是去看热闹的，想不到看见了维纳斯！
不过要说维纳斯，也并不十分确切。那位年轻的美国女记者的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端庄典雅的美，而是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热烈奔放的美，一种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无拘无束的美——这个俄罗斯小男孩爱看她一头火红的秀发，浓浓地跳荡在肩头；爱看她两只碧绿的眼睛，盈盈地闪烁着亲切的笑意；还爱看她那白皙的脸庞，漂亮的鼻子……他觉得她真是太好看了。
有一天晚上——也许并不很晚，在那些严寒的冬天，才下午四点，暮色就已降临，茫茫苍穹，以灰黑色的阴影，沉沉笼罩着一片洁白的大地。这个小男孩向自己的村庄走去。
积雪特别柔软，空气清冷得令人发颤；天幕上相继出现的星辰，历历在目；不知是因为照耀着雪原还是被雪原所映衬，群星簇拥的银河显得无比明澈无比深邃，似乎在吸引着这个小男孩走进去。
不过他更想早一点回家去，因为他又累又饿，排了一天队，也没买到面包。他抗拒着因为疲乏而产生的幻觉，希望能马上坐在家里温暖的炉火旁边，喝一口热汤。但他走得很慢。他艰难地挪动冻僵的腿。他甚至不敢哭，生怕眼泪在脸上结冰。
忽然，他看见在不远的前方，遍洒星光的皎洁的白雪上，有一束红红的火苗在闪烁。
他想不出这冰天雪地里怎么会有火苗，也许，是从天上掉下的流星吧！流星烧着了村前的草垛……不，这不可能。揉揉眼睛，啊，眼睛冻得发痛；再定睛望去，那不是火苗，而是一朵红玫瑰，一朵盛开的娇艳美丽的玫瑰花！
小男孩笑了，脚步变得轻快。他好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他没有去想雪原上怎么会有玫瑰怒放。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当花儿要怒放的时候，难道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吗？
一步一步地，他越来越接近那朵红玫瑰，是一种不可知的、温暖而神秘的魅力召唤着他快步走去。归根到底，在他童稚的好奇的心灵中，是想要弄清花儿是怎么开放的。
当无法再接近的时候，他站住了。他看见了玫瑰的盛开——那不是玫瑰，而是女人的红头发！
这是一幅不可思议的景象：在这寒冷的、不含一粒灰尘、也不掺一种杂色的皑皑白雪铺成的、纯净无暇的睡床上，一个黄头发的苏军飞行员正和一个红头发的美国女记者在做爱！
震惊使孩子愣住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是前进呢还是后退；是看着他们，还是扭过头去绕道走开？他满脸通红，心咚咚直跳；而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小孩儿在走过来。
震惊之余，小孩儿有些委屈。他委屈自己这么小，这么小……小到不被注意，小到不能走进这个世界。他伸出右手在通红的脸颊上抓来抓去。
就在这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划破了雪原的寂静。他抬头望去，只见一辆接一辆的军车，正奔驰而来，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这是苏联红军的军车。
夜行的军车把大光灯开得雪亮，雪原被照得如白昼一般。男孩的眼睛被强光刺激得眯缝了起来，大地也在威武的车轮下微微颤栗。可是正在做爱的两个人却什么也没看见。对他们来说，没有车队，也没有灯光；目前他们拥有的是整个世界，别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一种莫名其妙的焦灼感向小男孩袭来。他非常害怕。他怕车队强烈的灯光，怕军车上的人发现了这雪地里的……秘密——他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怕，反正，他觉得这有点儿不好。而同时他又怕车灯坏了，军车在昏暗中莽撞前行，把挡在路上的这一对幸福的人儿压成肉饼！
他似乎觉得应该喊一声什么，可是嗓子堵住了，他一个字也发不出来；他直挺挺地站着，腿像木桩一样。他甚至忘记了自己应该走开。他傻乎乎地看着军车轰响着开来——100米、50米……打头的车放慢了速度——显然看见了，什么都看见了；军车像有灵性的动物一样，喘息着犹豫了一下，突然刹住。与此同时，灯光熄灭了。
接着，第二辆军车也刹住了，车灯也熄灭了；第三辆、第四辆……几十辆军车全部停住，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在最初的刹那，男孩简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突如其来的昏暗好似一条阴柔的黑布蒙上了他的双目。当他习惯了暗淡的光线之后，他看见那白茫茫的雪原之上，车队像一条黑幽幽的长龙，安然不动地静卧着。
男孩不知不觉地也闭了闭眼睛，仿佛为了体验那突降的静默。但奇怪的是他并不感到黑暗——黑暗褪去了，天空灿烂的银河映在眼底。星星像晶莹的钻石，以赤裸裸的眩目光彩拥抱雪原，拥抱大地。男孩的心中弥漫着一片温柔的光明——也许就在这时，他的明眸中有了蓝色毋忘我花的最初萌芽……
大约十几分钟后，雪地上的一对人站起来了，红头发挨着黄头发。于是第一辆军车启动了，接着第二辆也启动了……车灯再次发光——依然零下20度的严寒，依然沉重的苏维埃军车，雪雾挟裹着浩浩雄风，车队驰向远方……
听到这里，激动使我难以自禁。我想象，就在那一刻，小男孩长大了；我想象，许多年后，他“搭乘军用嘎斯汽车”，他“在波列西耶沼泽地土墩中间的林荫小路上前进”，他看见“那土墩仿佛一顶顶用毋忘我花编织的、天蓝色帽子”……我注视着摆在自己面前的高脚酒杯。我想斟满它，斟满玫瑰色的红葡萄酒，然后举起它，望着那一双毋忘我花般的眼睛说：唉，我明白了，你会爱爸爸所有的妻子，你会爱所有爱过爸爸的女人，你会的——尽管这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做到，更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做到的。
但事实上我坐得又僵又直，连脚趾头都不敢动一动。甚至当我的同行们纷纷取出相机与叶夫图申科合影留念，我也因一种生在骨子里的东方式的羞怯而不敢说一句什么。
“1966年，”叶夫图申科突然话锋一转，“我访问美国，在一次宴会上，忍不住讲了这个故事，突然一位女士从座位上站起来，高声喊——那就是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仔细端详，终于透过岁月的痕迹，分辨出那一张依稀秀美的脸庞来——不错，这位女士，西伯利亚雪原上的红头发，是她，真是她！”
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戏剧结尾。我们一个一个按捺不住地轻轻赞叹，却听叶夫图申科接着说：“这位美国女士，当时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剧作家了。她告诉我，自从那次她跟那位苏联飞行员、她的阿廖沙分手以后，依然时时刻刻思念着他。她到他的驻地、他的部队去找他。她逢人就问：我的阿廖沙呢？可是人们摇摇头，好像谁都不认识他。后来她回国了，但她的心还在那片雪原。她不相信能溶化西伯利亚积雪的爱情力量，会从此就消失了，没有了。她不停地打听，不停地询问：‘我的阿廖沙呢？我的阿廖沙呢?’以至当她以后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时，一双无畏的绿眸也直视着这位威严的最高领袖：‘我的阿廖沙呢?’
“斯大林没有回避这双眼睛，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同样望着她，对她说：‘你的阿廖沙是个好青年，我们委派给他更重要的任务了……’”
叶夫图申科的话戛然而止。我却有些迷糊：更重要的任务，这是什么意思？我把询问的目光投向我们的翻译小刘。小刘好像犹豫了一下，解释说：“他的意思是，失踪了，那个阿廖沙失踪了……”
“失踪了……”我终于恍然，再看举座各位，谁也没有出声。像风吹过田野，树叶在枝梢抖动般的自然，我们都能体会到个中的滋味。不同肤色的人身上的不同血液，在一个**的痛点上流通了。
“叶夫图申科先生，”我们来自广州的诗人欧阳终于忍不住打破沉默，“你讲的这一切是多么好的小说题材，请问你写了没有？”
“没有！”
这干脆的回答令我意外。叶夫图申科不但驰名世界诗坛，而且还写剧本、长篇小说，一部《浆果处处》倾倒了多少中国的读者；而如此灿烂到极致的情节怎么不写进自己的作品里去呢？
于是我便有些恍惚。刚才讲的那些，一幕幕在眼前再现，让我觉得那应该是一部电影惊心动魄的开首。我出于职业的本能，又下意识地想，可不可以把背景搬到我所熟悉的故土，比如江南田野，华北平原，皖东丘陵……不错，天气倒是暖和多了，春风杨柳，草垛里作爱比在冰天雪地舒服。可是，别说浩浩荡荡开来一行车队，就是偶然被一个捡粪的老头碰上，还不把这一对当流氓治罪？怎么想也不适合，忽然听见叶夫图申科不知接着什么话题又说开了：“为了争取自由我们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终于得到了它——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条新闻都不会有人来检查干预了，甚至黄色**书藉也没人来检查。我们似乎真的得到了自由，可是——”
说到这里，他又以那种习惯的潇洒撕下面包抛进嘴里——却似乎抛进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伤感意味：“可是，很遗憾，现在买面包又要排队了。所以，我想我们不仅要有说话的自由，写作的自由，还要有吃饱肚子的自由……”
我不禁为之一震。又是下意识地，我竟拿着刀叉在桌布上毫无意义地画起来。我画的是永远不变的一种几何图形——从童年时代起，每当我信手在纸上涂鸦我就这么画：半圆下面延伸出一个矩形。有人奇怪地问：“这是什么玩意？”
什么玩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这个，我更不知道，却脱口而出：“一扇窗子。”
“窗子？”人家摇摇头，“不像嘛。”
可我还要画，固执地，不被思想只是被一种习惯所驱使不停地画；稿子的边缘和办公桌面被我画满，仿佛禁锢的心灵需要洞开一扇窗，才能飞向自由的天空。
现在，我又画了。一边画我一边想着叶夫图申科的话，又想着有人写过一本书叫《逃避自由》。无意间一抬头，忽然愣住了。我看见天花板高高的穹窿下，那拼镶着蓝、褐、绿、橙等几种颜色的玻璃窗，由一种半圆连接着矩形的线条构成——我画了一辈子的那种几何图形，竟会如此巨大而绚丽地呈现在面前！这绚丽中透着沉郁的色彩阻隔了外面的自然光照，将一种如梦如幻的宗教气氛投射进大厅内。
除了我们，大厅内还有许多人在用餐，都是静悄悄的。木雕台灯垂着流苏，淡黄色的灯罩透出柔和的半明半暗的光线，四壁的橡木护墙板，深褐色的雕花木柱，以及楼梯旁侧精致的小栏杆，都闪烁着一种历史的古旧的光泽。
“这里从前是托尔斯泰的一处住宅。”全苏作协的翻译萨沙向我耳语，“托翁曾经在这里举办过舞会。”
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好像看见身着一袭黑衣的安娜·卡列尼娜正从那橡木扶梯上走下来，为了追求心灵的自由，她走出这座古老的住宅，不惜让飞驰的火车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压碎……
忽然，一个高大结实的身影矗立在眼前——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宴会已经结束。叶夫图申科正跟我们代表团的每位成员握手告别。照例——我悄悄缩到了众人的后面。我默默注视着他上身微微前倾、伸臂与人握手的样子，同时又想起了直挺挺地立在西伯利亚雪地上的那个小男孩，想起我读过的他的《诗歌的培养》一书——确实，在这篇自传性的长文中，他也一字未提那雪地上的遭遇。我终于领悟，那次黑夜白雪里灵魂的洗礼，深深地埋在了他心中的圣地里了。他不会允许自己的笔尖去触动它，但笔底流出的每一行诗每一个字节，都是这场洗礼的培养。
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我真想对他说，不要就这么分手，让我们再谈谈，谈谈你的诗，你的小说……
但我只像哑女般颤动着眉睫，眼睁睁望着即将结束的告别仪式，惆怅时光的流逝。
他突然大步来到我跟前。我这才想起，自己也是必须履行这道礼节中的一员。于是我连忙微笑着伸出右手。他迅捷地弯下腰，用双手捧住我的手，送到唇边，很虔诚地吻了一下。于是，我又一次注意到了他那一双蓝灰色的、毋忘我花一般的眼睛……
（写于1992年访苏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