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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林书记的道路呢？
不知为什么，我在徘徊中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是的，当他昏迷中呼唤我的名字的时候是怎样想的？当他拔掉氧气管想自杀的时候又是怎么想的？是其鸣亦哀还是其言亦善？是自己做人信条的崩溃，抑或是对社会和人生的愤懑和绝望？
平心而论，我后来并不十分恨他。是他的压力逼得我丢掉了懦弱的性格而变得坚强起来；也可以说，是他造就了我。他固执地说我是白专道路的典型，认为我再也不能做编辑工作了，因此把我赶出了报社。
当我提着简单的行李，搭上通往郊区的长途汽车，到一个乡村小学去报到时，我一滴眼泪也没落。我在那里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也开拓了自己的事业，一切都不是林书记所想象的……
我埋下头去，广玉兰的清香淹没了我。
三点整的时候，我从传达室拿了看望病人的铜牌子，朝303病房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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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室里静悄悄的，他仰面躺在一张靠窗的床上，眼睛似睁似闭。大概没戴假牙，两颊陷得很深，微张的嘴巴像一个干涸的井洞。白被单拉在胸口下，半截穿着黑色粗毛线衣的身子露在外面。
我没有立刻走进去。我觉得他健康状况和处境似乎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我瞥见他的床头柜上堆满了吃食，各种各样的盒子、罐头、瓶子——方的、圆的、扁的，花花绿绿，应有尽有。
我又瞥见了擎在自己手里的广玉兰——刹那间我做出了决定，这束花不必送给他，我留给自己。
我轻轻地朝床前走去。
他突然激动起来，两只手在被单上摩挲，嘴里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问话：“谁、谁呀？”这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从闷塞的地层深处传出来似的。
我俯下身去：“是我，林书记。我是王小梅，我看你来了。”
“王小梅？”他费力地蠕动着嘴唇，又似乎费力地思索着，“真的是你吗？怎么声音不像呢？”
他居然还记得我的声音！我扭过头去，悄悄吐出了含在嘴里的话梅核：“林书记，我在吃话梅呢，所以不像。”
“话梅？哦，话梅？”他喃喃地重复，“这是什么玩意儿？我革命几十年，还从来没吃过呢。”
“没吃过话梅？”我忍不住嘻嘻一笑，举动也活泼起来，“喏，林书记，你尝一尝，尝尝就知道什么滋味啦。”
“不，”他摇摇头，脸上的皱纹柔和地动了一下。“这是你们女孩子喜欢的东西，我——老啦！”
说完这句话，他感伤地摇摇头，深陷的两颊上有一层阴凄凄的灰黑。我的心底升出一阵怜悯，忙说：“不不，林书记，你还不老。你不要胡思乱想。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病好了，你就能出院，继续为、为……”
我原想说“为党工作”——这本是林书记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是突然间我想到了他已经退休，我把话噎住了。为了掩饰，我拈出一颗话梅，灵巧地塞进他嘴里：“尝尝看嘛。您生病嘴里没味，吃这个最好啦！能止渴生津，还助消化。”
我一边说，一边竭力使自己露出暖洋洋的微笑来。可是他看不见。我的“突然袭击”使他一下子又是咧嘴又是皱眉，大概酸得忍受不住了。我担心他要发脾气。真的，早在几年前，怎能想象，有谁会在他跟前这般的放肆，这般的恶作剧哟。
还好，他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把话梅吐出来。他又蠕动着嘴唇吮吸了几下，大概是咂到一点甜味了吧。突然，他激动起来，头在枕头上艰难地挣扎着，胳膊屈起，身子一个劲地颤动，好像要坐起来的样子。我忙上前扶住：“林书记，你要做什么？喝水吗？我替你倒。要不……我去喊护士。”
可他好像根本没听见我的话，伸出一只手，朝门口指着，嘴里发出一串含糊不清的话语。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什么也没有。不过我听见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我扭头一望，只见他的脸因亢奋而泛出一层微微的红光，两只黑洞洞的眼睛一个劲地挤着。我明白了，他一定是盼着能进来一个老同事、老部下，一个健康的、带着人世间真诚的爱与同情的人来看他。
然而，那脚步声并没有进来，甚至没在门口打个顿，就过去了；而林书记颤巍巍的一只手，还没有放下；松松垮垮的毛衣袖口耷拉着，从那儿拖下一根长长的说不出颜色来的旧绒线，寂寞地在空中飘忽着。
直到那脚步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他才颓然倒下，嘴里喃喃地说：“今天是星期天，不会有人来的，不会……”
我一时也找不出话来说了。眼前的状况憋得我透不过气来。刹那间我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这躺在床上的枯瘦的老人已变成了一具僵尸，只消蒙上一层薄薄的白床单，只消进来两个反穿白大褂的年轻人这么轻轻一抬，这个曾几何时威风凛凛、刚愎自用的林书记就永远永远地离开人世了。当然，人们会隆重地给他开追悼会，会把他当年雄姿勃勃的照片放大了挂在墙上， 会用平板的赞美之词回顾他光荣的一生，会因为为参加追悼会而早一个多小时下班而兴奋……可是，有谁会知道，当生命的气息临近消失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他在渴望这什么呢？
就在这时候，他的身子又微微动了一下。我抬头一望，只见进来一个大眼睛的小护士。大概已经听惯了护士的脚步声了，他仍然矜持地安详地躺着，一点也不像刚才那么激动。小护士放下一包药和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然后又轻轻地走了。
我招呼他喝牛奶。他摇摇手，又指指嘴巴：“等一会，我这才吃出一点味道来呢。”
他说的是话梅，我觉得我心里轻快了一些。我把口袋里的纸包掏出来，放在他的枕边：“您喜欢，这一包都给你留下，好吗？”
他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伸手拍拍脑袋，好像在唤醒一个遥远的记忆。过了一会儿，他问：“那个小汪，她现在好吗？”
他说的小汪是汪静华。在我调走后的不久，她也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被排挤出去了，现在文艺出版社工作。因为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毕业生，业务能力强，工作又踏实努力，最近她被评定为副编审了。我的一部长篇新作，正在她手里审阅。所以我们是常常见面的。我没有想到林书记会问起她，但我还是很高兴地把小汪的情况讲了一遍。最后我说：“小汪要我向你问好。她说她也要来看你的。”
其实，小汪最近出差去了。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说谎。我相信她会来，一定会来的。因为我相信好人的心是相通的。
接着，林书记又向我提起了好几个人的名字。这些人都是因为当年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调走的，有的我知道，有的我并不太清楚。但是不管知道不知道的，我一律给他作了圆满的答复，而且没有例外地在末尾加上一句：“他说要过来看你的。”
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下了决心：回去以后，不管多忙多累，也要抽时间和所有的这些人联系一下。我要告诉他们：当年的老社长病了，你们去看看他！不要再计较过去的事了。让我们多一点谅解，多一点温暖和爱……他们吝啬的东西，我们慷慨一些吧。
林书记似乎为我的话感动了，紧闭的眼角甚至弯出了一线微笑。他又问：“那个李存敏。她好吗？怎么好久没见了呢？”
李存敏就是老李。可真怪，他自己单位里的人，竟问起我来了。我知道他一向很信任老李。但是，我怎么说呢？难道我告诉他，我昨天在大街上碰到了老李，她把他大大地奚落了一番吗？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来，转过脸，看见窗台上搁着一只空药瓶，我把药瓶拿到卫生间刷了刷，注满清水，然后将那束玉兰花插了进去，放在林书记的床头柜上。
“呣，这是什么？真香啊。”他**地吸了吸鼻子，似乎忘记了刚才的问话。
“这是我刚才在医院门口买的鲜花。”我快活地对他说。我没有说出“广玉兰”来，因为我想起了报社院子里的广玉兰树，想起了那夜间绽开的花蕾和布满绣斑的落英，想起了“白专道路的象征”……我不愿意重新唤起这一切，我愿忘了它。我低下头去，在那玉脂般洁白的花瓣间深深吸着，让自己沉浸在一种水晶般纯净透明的芬芳气息中。
“李存敏——”他又呢喃起来。
“哦，对了，你生病的事，还是老李特地来告诉我的呢。”我迅速地望了林书记一眼，好像突然想起来似地说，“本来她邀我今天一起来的，可是因为临时有点事，走不开了。她说改天再来看你。”
真是天晓得，大概我一辈子撒的慌加起来也没有今天下午这么多。但是我脸不红，心不跳。我的心头充溢着一种温情，一种爱；我要挖一条让温情与爱流淌的渠道，引进正缺少它们的人的心田。
在告辞时，他从被单下面抖抖索索地伸出一只枯瘦的手来，和我握了握。那手又硬又冷，被握着很不舒服，但我忍住了。我亲切地望着他。我已在心里原谅他了。
“唉，人生真是个谜啊。”他的嘴角一动，发出了一声难以觉察的叹息。随即，他的手松开了。
我弯下腰去，想最后说几句安慰他的话。只见他那一双无神的眼睛眨动起来，同时伸手在头上挥了一下，好像要把什么恼人的东西驱赶掉似的，然后，挺直了身子，严肃地一字一句地缓缓地说道：“你回去以后，转告小汪、老李还有别的同志们，叫他们不要来看我，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四化’建设上。要记住当年的教训，不要只埋头业务，不问政治。尤其是你，你搞写作，要多读社论，要学习政策文件，不要走白专道路，这是有教训的……”
在刹那间，这个躺在床上衰弱枯瘦的老人，似乎又变成当年那个威风凛凛的林书记了。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的信念是坚定的、真诚的。我默默地向他鞠了个躬，然后转身走开了。
灿烂的阳光扑面而来，梧桐的绿叶簌簌作响。我不无悲哀地想：可怜的林书记，他再也看不到这么好的阳光，这么充满生气的绿叶了。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出最后一颗话梅丢进嘴里。一股酸酸的汁水立刻从我的舌尖上蔓延开来，我轻轻吮吸着，慢慢扬起了脸。前面有闪烁的红绿灯，有流水般往返的车辆，有繁华的商店和忙绿的行人。有个小姑娘从我身边急急走过，她扭过头来，向我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我认出来了，这就是刚才在医院门口卖花的小姑娘。我这才注意到，她穿一条红鲜鲜的裙子，莲子型的小脸蛋红潤潤的，很漂亮，很可爱。不知是卖完了花高兴，还是对生活的抑制不住的热爱，她一步一跳地跑得飞快，眨眼功夫就钻进了路边一家门面很大的文具商店里去了。
哦，难道人生仅仅是一个谜吗？
我不同意。
（《青年作家》1984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