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夏时节，我从长期工作的农村回到城市休假。这天，我早早吃过晚饭，沿着一条种满法国梧桐的僻静的马路慢慢散步，一边在脑子里构思着一部中篇小说。实在地说，我更喜欢郊外的黄昏，那血红的落日，泼墨般的树影、流水、小桥，朦胧升腾起的暮霭，急急归飞的宿鸟……一切都激起我无穷的想象，文思如喷涌的泉流。可是，在城市里，太阳落下去了，不知它是怎么落的；月亮升起了，也不知它是怎么升的。好像一种糊里糊涂的人生——忙忙碌碌过了一辈子，忽然就结束了，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没留下……
“阿梅，阿梅！”忽然听到有人呼唤我的小名，在偌大的城市里，真是稀罕。我扭头一望，是我好多年前在报社工作时的同事老李。
我和老李说不上深交，也并无宿怨。她快嘴快舌，喜欢在背后议论人，也喜欢打点小报告。在别人倒霉的时候她照例会踩上一脚——我确确实实相信这是“照例”，而并非处心积虑的恶意。因为她出生不好，又无专长，这么些年能平安舒适地混过来，也确非易事。因此，我简直能谅解甚至可怜她。
“呀，你真是越活越年轻了！”她扬起眉毛，显出极惊讶的样子打量我，“你胖了，气色也好。这条连衣裙真漂亮……想不到，你也会打扮自己。你真是……真是一副作家的派头了。”
我宽容地笑了笑，因为我除了谅解和可怜她以外，还有点讨厌她。
“你知道吗？‘林副主席’快死了！”她忽然眨眨眼，异常神秘地凑近我。
“谁？”我真的有点惊愕了。
“林秃子呀！”她笑着提醒我，“就是从前整你整得最凶的那个人。我们书记、社长！现在躺在医院里，心也有病，肝也有病，五脏六腑都坏了，眼睛也瞎了，医生说他没有几天好活了。”
她说完，睁大眼睛热切地望着我，好像期待我为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而做出兴奋的表示来。
很遗憾，我只是垂下眼皮，轻轻地“哦”了一声。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人，总不能为自己同类的垂死而幸灾乐祸、喜形于色吧。
她向我瞟了一眼，又叽叽咕咕地说开了：“你猜他是怎样得病的吧？嘻嘻，说起来笑死人。现在，不是都在搞体制改革吗？他一向紧跟，可这一回，紧跟不上了——人家要他退。乖乖，这还了得？退了，谁来接班？后事还没安排好呢！别说第三梯队，第二梯队还摆不平呢。天哪能不塌？地球怎么还会转？于是他亲自跑到市里，求见宣传部长，表示他革命到底的决心——至少还能为党工作10年。还在医院开了健康证明，然而这又有什么用？部长自己也要离休了。所以，除了一番以大局为重的道理以外，别的他什么也没得到。无奈，只好退居第二线当顾问。不过虽说是顾问，却比原来当书记的时候还要忙。本来他家有一架分机，这时又装了一架直线。两架电话，铃声日夜响个不停。接班人是他亲自选定的，事无巨细，样样必须向他请示，这样倒也其乐无穷。可惜好景不长，忽然有一天，上面来了一个干部大调动。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被调到别处去了，而从别处调来的新社长，根本不理他那一套。两只电话机一下子哑了。老头子一气，血压升高，心脏病复发，被送到医院去抢救。当然用了不少好药，人是活过来了，但是视网膜剥离，眼睛瞎了。他自己的儿子、女儿上班怕扣奖金，都不愿去医院陪他。新来的社长看见这种情况，就动员社里的人去。你想想，谁也不是戆大，到这份上，还有什么味道？从前深受老头子宠爱的那些个干部，一个个都不肯去，因为他们怕显得和他的关系过分密切，而使新领导暗中不悦。倒是一些过去挨过他整的人，没有什么顾虑，痛痛快快地去了。老头子见儿子不来，自己宠爱的亲信一个也不来，而来的尽是些过去看不上眼的人，不由得又气糊涂了。躺在床上喜怒无常，一会儿摔东西骂人，一会儿拔掉氧气管子要自杀，还不时地昏迷过去。据说，据说……”
老李讲到这儿，一双眼睛又神秘地眨动起来：“据说他在昏迷中老叫着你的名字。”
我震惊了，并且觉得不可理解。
我低下头去想了想，想说点什么，但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确切地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沉默了一阵，我问：“他在哪个医院？”
“中华医院303。”老李惊愕地望着我，“难道你真的要去看他吗？”
2
中华医院！
这巍峨的高楼，这金字的招牌，这闪闪发亮的铁栅栏和偶尔探出一角的夹竹桃，全在威严之中透出一种逼人的力量。
风很大，吹得我单薄的衣衫高高地鼓胀起来，脚跟也仿佛站立不稳似的。
“难道，我真的要去看望他吗？”光秃秃的头顶，一双鼓鼓的眼睛，刀砍一样的方下巴和白森森的坚实的假牙。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都是力量，都是意志。我……怕他。
303病房，哪一个窗口呢？
8年前，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时，还只是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我没有错，但是必须认错；我只是想做一点对社会有益的事，因而必须接受批判。我好像一颗细微的尘埃，他一呼气，便能把我吹得无影无踪……然而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为什么会突然想起我来？
我突然可怜起自己来了。我真蠢。我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呢？难道，我真的要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那样，当别人打了我左边脸颊的时候，还要带着一个温顺的微笑，送上自己右边的脸颊？
我沿着墙根慢慢往回走，在转角处的小店买了两包话梅，拣了一颗放到嘴里，立刻感到满嘴的酸味……
那一天，我也是这样在一座高楼下徘徊，嘴里含着话梅。那高楼是林书记住的公寓大楼，我把准备要说的话背诵了无数遍。然而我没有勇气跨进大门。
我找林书记是为了上电大的事。我刚进报社不久，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我没能在正规的学校完成学业。我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渴望能在业余多学一点。我把自己的愿望对组长说了。组长要我去找部主任。部主任要我去找人事科长。人事科长要我去找林书记，说是这事只有林书记亲自点头才行。很明显这是推托，可我这个傻瓜竟不知道。我打听到林书记这时正病假在家，十天半月之内是不会来上班的；而当他病假休完之后，电大报名的日期恐怕也要截止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他家去找他。
我是下午3点钟去的，因为怕他午睡没起，在街上溜达了一个小时。4点钟的时候，我觉得再也不能等了，如果再等下去，人家要吃晚饭，就更不方便。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楼，怯怯地敲响了林书记家的门。
好一会，门才开。确切地说，是开了一条缝。
我马上赔上一个温文有礼的微笑：“请问，林书记在家吗？”
“你是哪里来的？”里面反问我，发话的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子。“我是林书记单位里的。”我又微笑了一下。
“不在！”这冷冰冰的两个字，是和“砰”的关门声同时响起的。微笑在我脸上僵住了。我足足愣了有一分钟，然后转过身，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下楼去。
刚刚走到底层，我听到一阵沉重的、鞋跟撞击着楼梯的声音，“通通通”缓慢而有节奏地在我的身后响起。我没有回头，但是凭声音我已经听出可能是本单位的老李的脚步声。因为在干校的时候，老李为了和男同志争挑重担，蹩断了右脚的小腿骨；在养伤期间，为了作“活学活用”的榜样，又过早地下地干活，使脚骨接歪了。这样她就落了个终身残疾，两脚一高一矮，走起路来右脚敲得地面咚咚响。
见是老李，我感到惊愕、惭愧，只想拔腿跑开，但是我的身后已响起了亲热的呼唤：“小梅，是你呀！”我不得不站定下来。
“林书记病了，我去看看他。”她满不在乎地笑着说。
“这么说，林书记，他……在家？”我微微发颤地问。
“在呀！”她说，“林书记的老伴颈椎盘突出，我给找了个偏方……咦，你怎么在这儿？来看谁？”
“我来看一个同学。”我竭力忍住快要涌出来的眼泪，胡乱往上一指。然后，回过身去，摆脱了老李，向外就跑。
我发誓，再也不去求见林书记了，永远不！我刻苦自学，一定要成功！
在这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我像蜡烛一样燃烧着我的生命。我实践了我的诺言。今天呢——我不是弱者了，我不求他什么。可是，我应该去，应该昂着头走进去——
3
“老师傅，我看303病房的病人。”
“下午3点到8点。”随着一声懒洋洋的回答，传达室的小窗啪地关上了。
转过身来，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
下午3点——是的，3点钟我还要到一位老画家那儿取我一本新书的封面、插图。我并不是不愿去看林书记，而是时间不允许。为了他，我整整浪费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这使我至少少写了三千字，而且很可能是非常出色的三千字。
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在推诿。不能否认，一种报复式的快感，像一阵飓风似地向我袭来。我使劲吮吸着嘴里的话梅，用全部身心在忍受着、抵抗着它的冲击。这时，一个甜嫩嫩的嗓音叫住了我：“阿姨，买花吧。看，刚刚采下来的玉兰花，送给病人最好啦！”
我低头一看，一个怪机灵的小姑娘，手里捧着一大把湿淋淋的、含苞欲放的广玉兰。她那双清澈明亮的黑眼睛一闪一闪的、充满期待地望着我。
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微笑。哦，美丽的广玉兰……
记得在报社工作时，院子里就有一棵玉兰树。每到春末夏初，绿葱葱的枝叶间便挂出了雪团一样的花朵。我喜欢插一支在案头，然后摊开稿纸，开始了我那艰难的笔耕。
我决定写一部小说，一部反映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长篇小说。我做了长期的准备，终于动笔了。那也是在5月间，窗外飘着零星的雨，桌上亮着孤独的灯，广玉兰紧裹的花蕾在我沙沙的笔声中悄悄绽开，好像是一颗纯洁无私的心在陪伴着我，那一阵阵甜柔清新的香气，使我平静，使我振奋，使我的心灵发出一阵阵颤抖……天亮时分，花儿吐尽了芬芳，白玉兰的瓣儿上显出点点绣痕，一片片落下。我搁下笔，从抽屉里取出一面蛋形的圆镜，照一照发黑的眼圈和额上过早出现的细纹，然后丢开镜子，用冷水洗一把脸。
然而这甜蜜的5月是短暂的，接着便是炎热的夏天。我用冷水浸着腿，用湿毛巾敷着脑袋写。而后又到了严寒的冬天，南方的冬天不生火，哪怕大雪纷飞的时节。下班以后，我一个人悄悄地套上厚厚的棉裤和棉鞋（这样臃肿的装束在上班时穿实在太难看了），抱上一只灌满热水的玻璃瓶，便在桌前摊开了稿纸。写着写着，水冷了，手冻僵了，握不住笔，只好站起来，围着办公桌跑几圈。听说酒能御寒，我偷偷买了一瓶。但实在忍受不了那样的辣味，只好又加了许多糖和水……
广玉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当又一个5月来临的时候，我的苍白细瘦的双臂，几乎难以捧起那沉重的一堆稿纸了。我把它们寄了出去，好像憔悴的母亲呈献出自己至爱的婴儿。在这以后的好多天，我像一个罪人等待裁决那样，等待着北京一家出版社的来信。
希望没有落空，信终于来了。我没有想到，来信那样热情地肯定了我的作品，并要我立即去京修改。同时说明，他们已经给我的单位发了请假的公函。
我又开始等待，等待领导来通知我。我每天都注意着他们的神色。可是，一天，二天……半个多月过去了，我沉不住气了，只好去问书记。
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不敢跨进那森严的党委办公室，去他家里更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机会还是来了。有一天，他破天荒地来到食堂吃早饭。我赶紧抓起吃剩的半个馒头，坐到他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忐忑不安地把我要说的事讲了一遍。
他非常庄严地喝着粥，似听非听地，忽然皱起眉头：“有这事？嗯？你怎么知道的？”
我急了，连忙把出版社给我的信重复了一遍。他沉吟片刻，挟起了一个肉包子：“你不要去了。”
“这是为什么？这……”仿佛晴天一个霹雳，我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也许因为焦急中加进了责备的语气，他听得很恼火，鼓鼓的眼睛要瞪出眼眶来似地望着我：“这又不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我们有权让你去，也有权不让你去！”
我真恨自己，该死的、愚蠢的眼泪又在往外涌了。我只好竭力咬住嘴唇，不让它流出来。直到他吃完了包子走出食堂，我才忽然想起，刚才应该问一问，我们编辑经常到基层单位去为作者请假，可是林书记你是否有中央组织部的调令给我们呢？
“阿姨，你买这几朵？”
卖花小姑娘的问话，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我这才发现，已经拣了好支花儿。我赶紧付了钱。
手中的花儿正在盛开，那白色薄薄的瓣儿冰清玉洁。可是，我真拿着花去看病人吗？林书记会要这样的花吗？
4
“你这是走白专道路，小资产阶级情调！”林书记怒气冲冲地指着我插在办公桌上的广玉兰说。实际上是因为我在业余时间写了那部稿子。
“林书记，请你翻翻报纸看看，现在是1978年的11月，用这样的口气批评人，是不是有点不合适？”有人忽然插嘴道。这是采访部的汪静华，红扑扑的脸，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因为我们并不在一个部，平时很少交往。我只知她是理工科大学的毕业生，比我大几岁，因为生着一头天生卷曲的柔软黑发，曾经被怀疑烫发而吃过一些苦头。由于她天生的乐观和健康，使她看起来一直比她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因此，单位里大家都管她叫“小汪”。
“什、什么？现、现在……有些做法有、有问题，这、这是有教训的！”
我惊异地发现，林书记一急，居然也会口吃。他并不和小汪理论，只是气冲冲地转向我：“好吧，既然你有不同意见，那就让文艺部开个会，让群众讨论。大家都同意你去，我们再研究；大家不同意，就维持原结论。不过这个会开不开，你自己考虑决定。”
明显的威胁口气。他们早就组织了一批围攻我的人，而且现在正在到处造我的舆论，这点我心里很明白。可我别无他法，干脆点头同意开会。开就开吧，且看你们如何动作！
林书记一走，小汪一把拉住我：“你这个书呆子！自找倒霉！”
小汪说得不错。文艺部的大会上，部主任首先开炮：“王小梅这个人嘛，大家知道，她在我们部里是最年轻的。可是有一次劳动搬砖头，她那么有气无力，把砖头传得很近。我们许多老同志都比她传得远得多。她真的没有力气吗？不，每天晚上她干私活的时候就生龙活虎了。这只能说明，她不愿为国家、为集体出力；她把力气留给自己。当然，这还只是一件小事。不过，从这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思想政治品质……”
这段发言足足有30分钟，到最后，我实在忍不住，含着泪叫起来了：“那次劳动，我正病假——我得了中毒性痢疾，医生给我开了3天的病假。因为组内一篇稿子要等着发稿，我没把病假单交出来。我……”
我说不下去了。全场愕然，林书记干咳了一声：“问题不在一件具体事情的出入上，你们部主任最了解你了，他说得好，你干私活，走白专道路，这难道不是个政治品质问题？”
会议重新活跃起来，人们又开始喋喋不休，说我如何喜欢白色的花，说我如何在工作时间写自己的稿子，莫须有的罪名，莫须有的指责。我从惊愕中醒来。我忘了委屈，忘了流泪。我站起来，第一次用镇静的、低低的压抑着愤怒的口吻说：“我今年编发稿件15万字——这就是我的工作。诸位，请你们也把自己的编稿字数公布一下好吗？”
没有人敢响应。愤怒和快意的交加使我的身子发出阵阵冷颤。我心里很明白，尽管在这儿我的年纪最小，我的工龄最短，我的工资最低，可我天天勤勉地工作，我是问心无愧的。而那些慷慨激昂地批判我的人中，有的甚至一年连一个字的稿子也没有编发过呢！
大概他们没有料到我的反驳，会议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林书记开口了：“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既然你有能力，那么就应该再多干一些工作。革命工作是无止境的嘛。”
我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是一个渺小的人，一个普通的人。我工作、我学习，我只是不愿虚度自己的青春，把别人休息和娱乐的时间，用来写了一本书，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忽然老李激动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她叫道：“我揭发，王小梅在工作时间帮我看过私人的稿子：这是公私不分的错误。当然我的觉悟也不高，我不该把稿子给这种人看，我、我也没有让她在工作时间看……”
为了永远紧跟领导，没有话也要积极地表个态。我在心里轻蔑地“哼”了一声，抬头四顾，只见好多同志听了老李的话，都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这个老李常常为了讨好领导而把事情做过了头，使领导也下不来台。今天，似乎又造成了这种局面。掌握会议的部支书站起来说：“老李的说法不妥。在工作时间帮别的同志看了一篇稿子，不能算什么错误。”说完，只好匆匆宣布散会。
散会以后，我走出报社，沿着漫长的马路朝前走去。我不知道走了多久，反正很远很远，似乎已经来到了这个城市的近郊。
落日又大又圆，晚霞无限灿烂。火车隆隆驶来，又隆隆驶去。大地震颤。小草在脚下发抖，
刹那间，我觉得一阵恍惚，那旋转的车轮，那扑面而来的车头，那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全都幻化成林书记：光秃秃的头顶，一双鼓鼓的眼睛，刀砍一样的方下巴和白森森坚实的假牙……我的全身心好像被碾碎了似地发出一阵颤栗和剧痛。
林书记不同意我去北京改稿，那儿的出版社一定会以为，我这个人政治上有问题。唉，那许许多多的不眠之夜，那血汗与泪水的结晶哟！
“你叫我好找！”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是小汪！
我愣了。她从挎包里掏出一个面包，用命令的口气递给我：“吃！”
我摇摇头，表示吃不下。
我以为她会安慰我几句，可是她却把面包塞回了挎包，然后直直地望着我，嘴角浮现出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好吧，告诉你个消息。听说，我们的林书记整你的事，他家里也知道了。她老婆胆子小，对他说：‘你们这么整一个小姑娘，要是她万一想不开自杀了怎么办？’林书记一听，气呼呼地说，自杀是她意志薄弱的表现。这种事文化大革命中见得多了……请问，你有何感想？”
我摇摇头：“听说，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是他，后来给人平反的也是他？”
“是的。”
“那么，他总是正确的？”
“当然！”
“可是他……他是gcd员，是领导干部，为什么可以这样？”我感到愤愤不平。
“我也是党员。”小汪挑衅似地扬起弯弯的了眉毛，只有这个时候，她才显得严肃和成熟。
“我……”突然，我觉得在小汪面前我是多么的浅陋和无知。我一时说不出话来。一股暖流袭击着我的全身。蓦地，我一步上前，扑倒在她的怀里，大声地抽搭起来。几天来，我第一次痛痛快快地在一个理解我的同志面前哭出了声音。哭了一会，我伸手拉了拉她的挎包：“把面包给我，我饿了。”
她笑了，笑得暖洋洋的：“我知道你该饿了。”
“当然！”我接过面包，狠狠地咬了一口，“我为什么要自杀？偏不！我要活，活得好好的。我没错，我不会认输的。我要斗争，我……”
下面的话被面包噎住了。小汪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打开来递到我面前：“喏，吃颗话梅。”
她自己先拈了一颗丢进嘴里。我也拿了一颗。刚含到嘴里，立刻酸得我又缩鼻子又皱眉头。但是，紧接着满嘴生津，干渴的感觉消失了。“我最爱吃话梅。”小汪说，“一开始它很酸，但是吃到后来，就变得甜津津的了。”
我点点头，使劲吮吸着那酸溜溜的汁液，并品味着小汪话里的意思。我就从这时开始，爱上了话梅这个零食。吃着它，我就想起自己的人生道路，开始有辛酸，有眼泪，可最终里面还是有甜味，有欢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