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公司又将另一项产品——Bandanna（大尺寸的印花围巾）推向美国和欧洲市场。
纽约曼哈顿。我喜欢把客厅布置成既具有西方现代艺术色彩，又有东方传统艺术风格的“东西混合式”。玻璃橱中是一尊罗丹《思》的塑像，面对中央公园的窗前放着优雅清新的仿明代古瓷花瓶。我喜欢室内设计，我也喜欢设计自己的真丝裙衫。但是，当第五大道SHI-MA’S公司的艾伦老板将一块1/4大小的Bandanna图案放在我面前，让我去完成设计并且要向中国订5万打时，在那个时刻，我却完全不知所措。
这些美国客户为了省钱，也为了试试中国人的本事，他们常常会扔给你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半截羊毛围巾，一只剪口的织袜，从手套上裁剪下来的一只手指……现在他们交给我这样一个完全不成型的Bandanna，只有1/4手绘的图案，或者说是图案的大致轮廓。他们让我的公司去发展，把它变成一块完整的22×22英寸的围巾图案，再交给大陆去印染打样。我接过了“任务”。
做Bandanna，整整耗去我两年时间。现在美国、欧洲、日本，到处是Bandanna！它出现在美国歌坛巨星麦克·杰克逊、鲍尔沙门的脖子上，出现在大广告中，出现在讲究新潮的美国人的千家万户！
我不是设计师，但我又不能把到了手的有前途的订单推掉！我拿着Bandanna图案初稿，立即找了我的朋友——画家陈逸飞、陈逸鸣兄弟的夫人，她们俩都是美术设计师，受聘于美国大公司。我请她们在最快的时间内将正式图稿画出，一个星期后，一个22×22″的Bandanna新潮图案漂漂亮亮地出来了。交给国内哪家公司去做呢？
我拿出《中国对外贸易企业名录》，一家一家地查翻着，然后给国内三家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三家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去了函并附上图案的彩色复印件。我从市场上买了一打美国制的全棉Bandanna，一个快邮信封放一条，统统寄到国内，过了一段时间后，江苏、天津、西安的打样陆续到了，各省市的进出口公司都花了很大力气，可是雕白部分达不到美国客户要求的水平，制出的样品正面很漂亮，反面却是一片模糊发白，见不到清晰的图案。而美国人是将Bandanna当成花头巾系在头上、发上、手腕上。在纽约举办的世界网球锦标赛，网球选手也是将红红绿绿的Bandanna往前脑门一扎，以防止汗水下滴，Bandanna必须是双面图案清晰。我回到了国内，一家一家谈，并且把我在美国客户那里得到的工艺渗透知识讲给国内的技术人员听。经过几个月努力，雕白和渗透总算解决，接下去又解决了褪色、印特殊商标和RN号码（美国海关注册号码）及精细的缝边、包装等一系列问题，客户终于收到了十分满意的样品，印制外观简直可与美国制造的相比。而美国出厂价是$6.50一打，中国是$3.50一打，于是大批订单下到工厂。为了使中国Bandanna打入美国高档市场，我让美国第五大道的SHIMA’S客户将美国印制的Sears、JC- Penny、Macy’s的包装运到中国，再要求中国工厂将Bandanna分别装入精美的美式包装袋中，如Sears的包装袋上印着一朵棉花，下面是COTTON几个大字，意思是精纺全棉！
Sears
Bandannas
100%Cotton
○Naturally absorbent 100% Cotton with
finished design
○Assorted design
○Machine wash and tumble dry
Made in China
Sold by Sears Co，
Chicago： IL 60684
挂在全世界最高的大厦——Sears（希尔斯）公司属下千百家超级商场的Bandanna，就这样从中国打入了美国！SHIMA’S老板艾伦高兴得直搓手，他关闭了自己高价投入、连年亏损的美国工厂，把所有的Bandanna都让中国各个不同口岸包下来。而后，艾伦又和我商量，将Bandanna卖到他在巴黎和东京的子公司去。在东京，一条Bandanna要卖3.5美元，这个价格足可以向中国进一打！我告诉艾伦我们可以一起去开发巴黎市场。巴黎是个花都，全棉的五彩缤纷的Bandanna可以把这个花都装点得更美丽。艾伦仍然让我帮他“扩大”巴黎的流行花案。
我们一起去了巴黎。
艾伦有四十七八岁，比我大8岁。他风度翩翩，干练而又文雅，算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美国男人。他在40岁上时，曾经当过美国众议员——美国许多政界人物都是商人出身。他的父亲是哈佛毕业的律师，在曼哈顿开一家律师事务所，已经退休。他是普林斯顿商学院毕业的，后来又取得法律学位，在大学时他还专修过心理学和天文学。这位客户在TWA头等舱和我谈起他的私事来，我只好默默地听着：他和我一样结过两次婚，现在他和前妻的两个孩子及现在妻子的一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他说他妻子在家照顾三个孩子和家务，参加了一个花卉俱乐部，但她常常烦躁不安。“有时她会突然哭泣起来，”艾伦说，“她常常这样，有时我们一起去参加晚会，她会挑出十几件衣服，却不知道究竟该穿哪件，然后她哭起来，说她哪里也不想去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把肩膀稍稍靠近了我，他衬衫领上的男人香水味直冲我袭来。他叹了口气，抬起眼睛看我：“我研究过人的天性，晓得在一切折磨人的痛苦中间，再没有比嫉妒更难忍受，更刺痛人的了……我太太一直嫉妒其他的女人，她甚至嫉妒我的前妻——不过我现在知道了，她为什么这样痛苦。我嫉妒你的先生，他是什么？只不过是个电脑设计师加上部门主管罢了，可是他拥有你，他拥有一个美妙的异国情调的东方女子，并且还能为他攒钱……”他装得漫不经心地提起在华盛顿的一次宴会上，遇见了美国前总统里根，歌星约翰·丹佛，一位摩洛哥公主和一位法国少将。艾伦称公主为“卡洛琳”，而且还让所有的人知道他同她跳过几轮华尔兹……
这位前众议员完全不顾我的感觉，他把那只盛满香槟酒的高脚杯举起来说：“今晚我要和你跳舞，在巴黎，我一定要和你跳舞，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这件事。”
遇到这种情况，你是不能马上打他一记耳光的。他是你的顾客，他并没有非礼，所以你只能听着，只能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这是我陪美国客户回国或去欧洲时常常碰到的困扰。特别是和一个美国男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既不能太冷，又不能冒出半点热情，还要特别小心不要让客户误会了你的意思。而太古板的东方女孩子，美国人也是不喜欢的，他们会认为你没有幽默感，是不讨人喜欢的所谓“亚裔刻板形象”。
巴黎的夜晚确实充满浪漫情调，醉人的春风吹进假日酒店的酒吧舞厅，大理石光得闪耀出两三对起舞的人影来。旁边是四个人的一支小乐队，在月光下吹奏着《我只对你说我爱你》。艾伦一手搂着我的腰，一手紧紧握住我的右手，他舞姿优雅，是个无可挑剔的舞伴。在悠扬的舞曲中，他用他带着演讲魅力的好听的英语对我说：“朱莉亚，你是这里惟一不带珠宝的，但你比这里的任何女人、任何闪耀的珠宝都更有魅力……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个东方女子一起跳舞。”
他把我搂得越来越紧，我可以感觉到他衬衫下怦怦的心跳和带着香水味的急促的呼吸。我知道一切必须停止了，正当我要讲：“对不起，我想回去休息了。”他先松开了我，用一本正经的口气说：“我累了，明天一早你到我房间，我们一起研究法国流行款式，下午和三家批发商开会。”
第二天一早，当我挟着大包文件按时去敲他的门时，我心中既犹豫，又愤怒。我进门后的第一句话是：
“艾伦先生，昨天晚上你不该那样的……你应当像只熊一样搂紧你妻子跳舞才对。”
这位前众议员为自己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Julia，别这么说……昨晚我搂你跳舞时，就像在梦里一样，我立即放下你，去房间给我妻子打电话。唉，昨夜我一夜失眠……我喜欢香槟也喜欢白兰地，我喜欢贝多芬也喜欢约翰·丹佛，为什么我就不能同时也喜欢一个美妙的中国女人呢？……这里只有我们俩人……”
他立即感到自己讲得太露骨了点，于是假装温柔地走到我身边。我正望着巴黎窗下的香榭丽舍大街，考虑应当怎样收拾一下这位前众议员。他伸出右胳膊，搭在我的肩上，然后猛地将我拥抱起来，那脖子里钻出的布明黛尔男人香水，浓烈得阵阵熏鼻。“Julia，一次，就一次！我求求你，这里谁也看不见！只有你和我！还有巴黎，……我求求你！”我挣脱开他，冲到电话前，拨了麦克在纽约的电话。
“我先生，”我拿着电话望着艾伦，“我先生要和你讲话。”
他无奈地接过电话。
麦克在电话那头叫道：“Son of a **！如果你动我老婆一根毫毛，我就打断你的肋骨！我马上就来巴黎！我六小时就到巴黎！我要让你看看我带来一只怎样的筐子，来收拾你的骨头！把你那几根肋骨带回纽约去！”平时一向温柔的麦克大声叫嚷着，我听得一清二楚。
艾伦满脸涨得如夕阳般地通红，他放下电话后，我故意问他：“我先生说什么？”
他耸耸肩膀，“哼”了一声，说：“你先生让你在巴黎带几根骨头回去喂狗！……”他把酒一饮而尽，走到窗前，烦恼地挥了挥手，说了声：“Shit！”
我把手中一大堆文件朝他床上一丢，说了声：“你自己看着办吧。”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他的房间。我回到自己房间，在客房门上换上“请勿打扰”的牌子，又打电话告诉饭店总机：“I don’t want to-be disturbed”（我不接任何电话）。然后跳上床去，按着遥控器看起当天的巴黎新闻来。
从那以后，艾伦再也没有碰过我一根手指头。
在美国，在欧洲，我在生意上来往的都是男人。我和艾伦又多次一起飞往欧洲，我们已经合作了三年。欧洲市场给我带来了佣金，给他则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在一次宴会上，他把我介绍给他那位娇媚年轻的夫人时说：“这是朱莉亚，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中国女人！”
我也把艾伦介绍给麦克——他曾扬言要带一只筐子去巴黎收拾艾伦的几根骨头——麦克和他毫无拘束地笑着握了手。我出人意外地对艾伦的娇妻说了句：“你的先生，他是一个非常、非常Sexy（性感）的男人！假如他再聪明一点就好了！”
然后我们四个哄堂大笑，高举酒杯，觥筹交错间庆祝我们成功地打开了欧洲市场。
每次去欧洲，我都不忘记去慕尼黑看一看老警官夫妇，或是给他们捎去一束鲜花。两位老人在晚年想念独子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的每次到来总是给郊外城堡带来生气和欢乐。有教养的西德中上层家庭喜欢举行私人音乐会和欧洲古典宫廷舞会。晚饭后，一支由老警官的几个朋友组成的四重奏弦乐队在客厅演奏起莫扎特的作品，一位胸脯丰满的女邻居演唱了舒伯特的歌曲，那柔美的抒情歌曲使我感到心旷神怡，德国人多么热爱音乐啊。每个城市乡镇都有灿烂辉煌、内部漆成乳金色拱顶的音乐厅！这是哺育了贝多芬、莫扎特、巴赫、海顿、瓦格纳、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勃拉姆兹的故乡。我走到钢琴旁，唱起了《重归苏莲托》。我当然仍是用中文唱的，这使那些参加晚宴的来宾们好奇不已。音乐会结束后开始跳舞，德国人一个接一个地邀我跳舞。在舞池中，我总是不断地向老警官投去一个微笑，他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他的中国儿媳。不久前他曾对麦克说，他觉得这简直有点儿不可思议——一个中国女子，离过婚，来美国才五年，就一会儿出现在欧洲富丽堂皇的客厅，一会儿又出现在纽约曼哈顿的社交场合。在他们眼中，我是个有点儿文学色彩和浪漫形态的女人，并不像一个女商人。对欧洲妇女来说，美丽、丰韵、妩媚就是她们的出身；天生的聪明，优美的资质，温柔的性情，就是她们惟一的资本。而老警官却认为我的经历简直可以写畅销小说。——他们有时真的奇怪我这个黑眼睛黑头发的东方人，怎么就在蓝眼睛金头发的西方人中间成了中心！
确实，说到最终，人不是以肤色和种族来决定其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的。无论我在西德、在法国、在奥地利或是美国佛罗里达休假，我的西欧亲戚和美国朋友们惟一想做的事，就是使我——一个中国女孩子更加高兴。我则毫无一切顾虑，开怀大笑，讲着幽默的笑话。跳舞、骑马、滑雪，样样都很投入。白人可以让别人认为他们高贵，或自以为高贵，但那决不是成功的因素。我在白人的圈子之中不仅完全没有丝毫拘束之心，而且还真正感到这群白人中的许多不如我活得潇洒，无论精神上，还是事业上……有一次在法国，我们去麦克的一位亲戚家，当貌似高傲、肩披金穗的法国门卫当着邀请我来的那位亲戚的面问我怎么不会说法文时，我立即反驳说：“我从美国来。我从小到大都生长在中国，可是我会讲英语，我还会讲德语，不会讲法语有什么了不起？你会讲中文吗？你懂几国语言？”他被我驳得哑口无言。后来麦克的亲戚叫来了大楼管理处经理，把那个门卫教训了一顿。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那种对中国人不恭的目光，是该把他好好教训一顿才是。
欧洲古典保守，欧洲美丽安全。只有像麦克这样充满幻想和冒险精神的人，才会放弃欧洲，单独闯到美国来重新开辟生活道路。我们两个有极其相似的天性，都有点儿冒险精神。只要一有需要，他就会放下他公司的电脑程序设计，和我一起飞欧洲，像破晓的晨曦那样，把中国大陆的产品在欧洲大陆一点点儿播撒开来，如阳光一样照耀得更亮一些……
四、发生在爱荷华大学校园
到过爱荷华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芳草如茵、小河环绕、幽美宁静的城市，我的美国担保人维廉·柯比在服役参加越战前是一个富裕的殷商，在爱荷华经营一家颇具规模、有点名气的建筑材料公司。他和州长是挚友，他那具有现代派风格的、由他自己设计的华丽住宅在这儿是第一流的。越战中他双腿残废，退役后迁往佛罗里达，虽然仍挂着公司董事长的头衔，但他委托一个朋友经管他在爱荷华的庞大业务。他每年来看一下业务，同时到爱荷华空军医院治疗一下他那两条早已失去知觉的、麻痹的双腿。
在那天，1991年11月1日，星期五。我和麦克从纽约飞往爱荷华，我们决定在感恩节前休假，是因为柯比正好在空军医院疗养，他邀请我们来他的老家陪他共度一段时光。“我准备了一个盛大的派对（Party），”他在信中说，“朱莉亚，你会忘掉你那些烦恼的生意。”正好11月5日是乔治娅的生日，也是他们结婚25周年的纪念日。柯比打算好好地欢庆一下。
那天中午，艳丽的阳光照射着大地，使11月初的爱荷华仍有一股夏天的暖烘烘的气息。虽然刚下飞机，我一点也不累，精神十足，一吃好午饭我就对柯比说我要去游泳——医院后面有一个美丽清澈的小湖。游泳之后我请乔治娅带我们去附近的爱荷华大学看看，早就知道那里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是聂华苓女士主持的，在国内时我读过不少中国作家从那儿写来的报告。麦克完全同意我的计划，不过他又马上问乔治娅哪儿可以打网球，这样当我在国际写作中心东张西望，甚至坐下来听一场什么演讲的时候，他和乔治娅就可以在外面打网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