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美国石油企业家海夫纳先生在纽约举办了首届《中国现代油画展》，消息发布轰动一时。在纽约的海外电视台罗总裁打电话来，让我去做开幕式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因我和罗先生曾合作过一年，罗先生也是靳羽西的导师，为人诚恳热心，我便一口答应了。那天，我放下一办公桌的商业贸易业务，去曼哈顿72街一幢由海夫纳先生为办画展租下来的洋楼，刚进展览大厅，就碰上了二十几年前红卫兵大串联时认识的艾轩。
“艾轩！”我惊喜地叫着，二十多年，真是弹指一挥间！
“哎！是你呀！周励！你怎么也在纽约？”艾轩也一眼认出了我，高兴地大叫着。那天的开幕式，美国名流都来了。电视主播芭芭拉·瓦尔特斯，还有歌星约翰·丹佛。觥筹交错，一片珠光宝气。海夫纳希望美国的名流和百万富翁，能够慷慨解囊，高价购买他从中国一手“办”来的油画，而对我来讲，在按程序主持了电视访问后，就是和艾轩大聊，我们分别的时间太长了！
艾轩那幅《西藏女孩》，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上以醒目位置刊登出来。我主持的“中国油画展”电视节目开幕式，也被中国中央电视台立即全部转播了。我真希望于廉——如果他还在中国的话——能看到这个长达几十分钟的节目！可他为什么没有来？陈逸飞、刘红年、王沂东、王怀庆、李丹心……他们的画都挂在大厅里，镶在名贵装潢的框架中，我一幅幅地留意着，却没有于廉的作品。
画展闭幕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去了艾轩在纽约的“家”——位于昆市的一个贫民区。这时，艾轩已不像在展览会上那么西装革履，全身发亮了。他邋遢地披着一件沾满颜料斑迹的黑外衣，把我请到屋内。我大吃一惊，房屋又小又暗，像一个多年无人问津的小仓库，室内凌乱不堪，玻璃窗破了一大半，用纸糊着不见亮光。这样的房子，不要说在美国，就是在上海也不太会找到！在这个四平方米的地上，堆满着轰动了纽约画界的青年油画家艾轩那些正在创作之中的油画精品！
“海夫纳是条狼，”艾轩对我说，“他用我们的画大把赚钱，只付给我们一点点可怜的数目。在北京时不知道，只想来美国总是好事，就什么都答应了。哪想到像杨白劳画押一样，现在得不停地为他画，为他挣，你说混账不混账？”
和艾轩挤在一个小屋的王沂东也讲：“开幕式上我得意忘形了一阵，想这么多美国名流都看上了我们的画，在美国可以风光风光了！没想到第二天就住到这个鬼地方来，真像个流浪汉，要什么没什么！”王沂东是出身山东的一个杰出的画家，《纽约时报》以显著位置介绍了他。他说着，打开冰箱，“听说你和艾轩是老朋友，我烧条豆腐鱼，献献手艺吧！”
艾轩叫着：“这几天，天天吃沂东烧的豆腐鱼，只可惜是冻豆腐冻鱼，没在国内那么好吃！”
我说：“艾轩，你还记得红卫兵大串联那会儿，你逼我们表演节目，才肯送给我们一点儿画？后来我朗诵了一首艾青的诗《大堰河》，你听完后说，那是我父亲写的诗，他正隔离审查呢，然后我们几个小女孩万分感动地烧了一碗糖醋黄鱼请你吃？”
艾轩说：“记得记得！杨鲁华呢？周锋呢？熊晓群呢？那些上海的小红卫兵们都在哪里？”
我忙回答：“她们都还在上海，都成家了。”然后我说，“艾轩，你认识于廉吗？”
“当然认识！他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才子呢！”
“他在哪里？……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只听说他曾经在深圳和太太邵莉一起住了一阵，后来邵莉回了香港，不久后又去了法国留学，而于廉始终没法拿到签证，还留在国内，可能又回黑龙江去了吧！”
又是黑龙江！我叹了口气，为什么线索一到黑龙江就断了呢？
我又到了刘红年在纽约的“家”，同样是昆市住宅低廉的贫民区，同样是窄小、零乱，除了放张床外，只够放下几个画架。刘红年的油画《当我们年轻时》，描绘了北大荒的一铺大炕上知识青年的各种姿态。其中一个青年还自得其乐地往烧开的水中打了一只鸡蛋。这幅画曾震撼过一代知青的心灵。在全国美术展览上得了大奖。他也是“文革”串连中自称“大哥哥”和我认识的。现在我们又串连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纽约来了。他的生活看上去很清苦，虽然由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得到的深刻造诣和才能，使他的画已被曼哈顿57街的一家画廊所接纳，但出售率很低，远远不能和极少数运气好的中国画家相比。他节衣缩食，还要资助接济在北京病卧在医院的妻子和5岁的女儿，常常陷入“断炊”之忧虑中。我把他的情况和我的担保人讲了，我的担保人维廉·柯比先生很有钱，也很爱好艺术，他希望自己哪一天也能在佛罗里达州办一个中国油画画廊，于是他让我转告刘红年，以每一个月一千三百美元的固定工资，收购刘红年所画的任何油画。有了这笔固定收入，搬去刘红年心上的一大块石头。纽约画廊需要时，他为画廊画；而画廊没有“任务”时，他为佛州柯比先生画。由于柯比先生生性善良，又很惜才，对画的大小尺寸、题材内容从不挑剔，在没有人买的前提下一律先收进他的画。并且还用飞机把刘红年接到佛罗里达州兜风游览，他们俩渐渐成了忘年之交。
刘红年为我四处打听于廉的去向和下落。有一次他打电话告诉我：“周励，有消息了！有消息了！”
“快，有什么消息！快讲！”
“于廉到日本去了。”
于是，在我的脑海中，邵莉在法国，于廉去日本。他俩为什么不去一个国家呢？于廉在日本，在东京呢？还是大阪？地址在哪里？
我继续寻找于廉。在寻找过程中，既有对一个老友的关怀和思念，也有对青春时期一段感情经历的深深怀念。看到电视上纽约市政府在中学里普遍发放避孕套的决定，在纽约地铁里，看到那些号召青少年用避孕套寻乐发泄的官方广告，这里是性的泛滥伴随着精神空虚、智力低下、物质欲、占有欲无穷无止的海洋。比起北大荒小屋里的缱绻的柔情和理性的抉择，那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探求精神和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是那些滥用避孕套，在摇滚乐中扭摆狂叫，用熏灰的手指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贪婪无厌地抽吸着毒品，喷吐出一圈圈烟雾，和以能用针头往静脉里注射昂贵的上等可卡因为自豪的美国青年所根本无法理解，也根本无法比拟的。想想在60年代，还有好莱坞明星简·方达那样头戴北越钢盔在河内公开阻止美军狂轰滥炸的理想主义者，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剩下的只有毒品、酗酒、醉生梦死和对物质无止境的追求了。1989年，当一部名为《性·谎言·录影带》的电影风靡美国的时候，有位年迈的评论家说：这部电影的名称，就足够概括美国当今失落的一代人。
什么是毒品？什么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在这些方面，我属于美国的无知无识者。
于廉，你在哪里？
我又找李丹心询问于廉的消息。我是在刘红年的画展上遇到李丹心的。我的担保人也特地从佛罗里达州赶到纽约参加刘红年的画展。可惜，几十幅油画只卖出四五幅。画廊取去50%利润后，到刘红年手中的只有几千元。这样的画展每年只办一次，根本不够维持在纽约一年的生活开销及购买昂贵的画布、颜料等绘画材料。幸亏有柯比先生的“固定工资”，所以刘红年的心情好多了，否则也只有一个方法——架着小木凳到街上卖写生画了。
李丹心正处于情绪的极度低落和内心的苦闷之中。这个以《西藏组画》而享誉中国美术界的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现在竟连一张画也卖不出去！生活已经到了极度穷困的地步，他的妻子和女儿均在北京，对家人的思念和那种摆脱不了的孤独感、失落感，使他感到已经走到了生活的尽头。他对我说，他的神经快要崩溃了。
在油画展大厅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立即把他也介绍给我那正坐着轮椅、一张张欣赏刘红年油画的担保人柯比。柯比这个善良的美国老人，深表同情，请李丹心一起到咖啡厅好好聊聊。
“我觉得自己完蛋了，”在咖啡厅里，这位曾经由于国内报告文学《妙笔丹青》而一时风靡全国的青年油画家用手使劲地抓着脑袋，痛苦地说，“什么也画不出了！既卖不出！也画不出！……我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
我听了既吃惊，又难过，一句句地翻译给柯比先生听。李丹心在国内是较早出国的一批画家，很多人羡慕他的才能和运气。可谁又会想到，他在咖啡厅中这一番撕裂肺腑的痛苦呻吟？
柯比先生说：“我到你家去看看吧！”
当天夜里，我推着担保人的轮椅（他的双腿已瘫痪），到了李丹心家。同样在昆市区一所价格低廉的小屋内，比刘红年和艾轩的地方稍稍大一些，一房一厅，但同样是很狭小，光线黑暗，床上、地上、墙角、桌下到处都堆着他画的那些卖不出去的油画。
“把这些全收拾起来吧！……你开个价钱，我全部买了。”担保人柯比先生说。
“我……”李丹心却惊讶地瞪大着眼睛，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不要放弃！小伙子！”柯比先生说，“我是为了让你不放弃油画，才买下这些画的。美国不像中国，在中国，也许油画是你的爱好，或你有天才可以任意发挥。在美国，任何一种爱好或者特长，都只是你的谋生手段而已。不要放弃，不要去餐馆打工，听我的话，也许这段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之后，你就会成功的。”
就这样，李丹心意外地得到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他没有放弃，至今还在作画。（艾轩、王沂东、王怀庆都已回国，并在国内外画坛继续获得成功。）
有一天，李丹心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于廉和邵莉离婚了！”“为什么？他们为什么离婚？”我又惊讶又悲伤。难道世界上竟没有持久的、永恒的爱情吗？
“据说是邵莉在法国提出离婚的，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两地生活，对她来讲，可能太吃力、也太寂寞了……听说于廉马上接受离婚，他还在日本。”
“他在日本怎么样？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不太清楚，”李丹心说，“有一个日本来的朋友告诉我，于廉曾举办过一次画展，但是没有成功。”
我继续寻找于廉。1989年我回国时路经日本东京，听说新宿有一家中国画馆，常举办中国大陆画家的画展。我匆匆地登上电气火车来到新宿。近年来，新宿以声色犬马闻名于世，其知名度已经超过东京的银座和纽约的百老汇。这里灯火辉煌，钟鼓齐鸣，喧哗纷乱的夜总会沉浸在一片醉生梦死的享乐之中。一幢幢摩天大楼中红灯摇曳，烈酒喷溢，来自世界各地的绅士贵人们，都在这里纵欲无度地挥霍着自己的金钱和生命，他们嬉戏着、豪饮着、狂叫着，做着人生长乐的幻梦。……我走过一家一家酒店、舞厅、卡拉OK，打听着哪儿是中国画馆。直到九点多，终于在一幢大厦底层的地库中，找到了那个挂着一块小木牌的中国画馆。我敲了半天门，才缓缓地从里面出来了一个日本老人。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见我身穿奶油色的风衣，脚蹬高跟皮鞋，手里提着一只紫色的鳄鱼皮名贵公文箱，头发长长地披在肩上，一副打扮入时的样子，他把我当成了日本女人，或是日本公关小姐，嘴里咕噜噜地讲了一大堆日文，我一句都听不懂。于是我试着用英文和他对话，这一来他又把我当成了美国人，眼睛里一副既恭敬又慌张的神色，可他一句英文也听不懂。正在这时路过一个穿着西装的日本中年人，我立即用英文叫住了他，幸亏他会英语。我让他翻译着问老人：“你知道有个叫于廉的中国画家，到这儿来过吗？”我并且拿出笔记本，在一张纸上大大地写下于廉两个字。他看了后，想了半天，说：
“大概三个月前吧，有两个中国来的画家，一个就是于廉，另一个大概是姓林吧，在这儿办过一次画展，但没有卖出去几张画。他们手头很拮据，画展还没到结束日期，就提前关门了，因为付不出展览厅租金。”
“那么，现在他们在哪里呢？”我急促地问。
“不知道。听说是去了横滨，说是去读书，还要教人画画什么的……我是这儿看门的，很抱歉。”
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日本老人匆匆跑进去关起了门。我鞠躬谢了那位有绅士风度的日本中年人，他对我说可以到警视厅或者移民局去查地址，我微笑着谢绝了。
回到纽约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简直不能相信，那是林斌——北大荒小屋中和于廉在一起的林斌打来的电话。
“我刚从日本来纽约一个多月。”林斌在电话中说，“于廉离婚后，情绪很不好，我和他一起办的画展也失败了。我的日本签证眼看到期，就借着美国一个美术团体的开会邀请，来纽约了。于廉的日本签证也到期了，日本那地方是呆不了人的，移民局警察整天成批成批地在街上抓黑户口。于廉也在设法来美国，原来讲比我晚一个星期就可以出来，现在又没有音讯了。不知是已经到纽约了呢？还是仍然在日本？”
如此说来，于廉很可能就在纽约？
“林斌，那你现在干什么呢？上学？还是工作？”
“还干什么？街头卖画呗，还有啥办法？在别人国家，你不成功，就只能在精神上跪着。”（本章的真实人物除刘宇廉因脑瘤于1997年7月不幸英年早逝外，沈嘉蔚、李斌、俞晓夫、艾轩、王沂东、张红年、陈丹青、王怀庆均为当今中国美术界的顶尖艺术家。旅居澳洲的沈嘉蔚受到罗马教皇圣·保罗二世的接见与赞赏，陈丹青回国后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
每一个戴过红卫兵袖章的人，不管你以什么心情去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你总会记得这个日子——8月18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二十五年前，我们狂热、幼稚，被每一个政治口号搞得热血沸腾，脑子里充满了为解放全人类献身的理想。二十五年后的8月18日，我们却在美国，冷静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兄弟，仅仅为了谋生而在黑人歹徒的枪口下中弹死去，我们能说什么？
欲哭无泪。即使有泪，中国人的泪又值几个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