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会到复旦来？”他站起身子到窗台旁去拿暖瓶沏茶。
“我想搞一本美国记者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带到北大荒去。”
“什么？……你要去北大荒吗？……带约翰·里德的书去北大荒，很有意思！”他拿起一张纸头，刷刷地写了几行字，递给我，“你去找我的这个朋友，他会帮你搞到这本书的。”
我高兴地接过纸条，他在钱塘江大桥上救了我们的胶卷，现在又为我找到了那本书，命运的机遇真是实在奇妙！我道谢后，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看来他很忙，我本不该如此冒昧地打扰他。我想我应当马上离开，回到我姐姐那里去，可是这所房间竟像一块强大的磁石，使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是我冥冥之中一直向往的理想境界：满屋的书，明亮的窗，宽大的办公桌……况且，我姐姐班上也有许多聪明幽默的男同学，但就气质来讲，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我呆呆地凝视着他躬起身子去接电话，突然，我听到他在讲：
“是啊！我就是裴阳！……什么？去市里开会？晚上七点？”他一边回答，一边伸手拿铅笔在一张大月历上画着，那张平面月历上被红色或黑色的笔勾满了圈圈。
裴阳！他就是裴阳！我感到兴奋却并不惊讶。我心目中的裴阳，我姐姐常提起并且称为“复旦的骄傲”的裴阳，就应该是这样一种人！
我充满敬仰之心凝视着他打电话的神情，他一点也不兴奋，声音平静，带着很好听的喉音。他一面回答，一面翻着桌上的一大堆文件，边找边回答。我很惊讶他会在这么一个安静优雅的办公室里日理万机，好像复旦、上海每个角落都将电话线通到他的办公桌底下似的。
他终于放下了电话，望着我微笑着，他显然并没有忘记我一直笔直地站立在他的办公桌前。
“我早就听我姐姐讲到过你。”我说。
“你姐姐？”
我告诉他我姐姐是化学系三年级的，不是什么出名人物，但“文革”开始之前她是班长。
他看来对我姐姐并不感兴趣，因为他马上问我：
“你的神情看上去很忧郁，你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使我感到很窘迫，我心底的创伤是因为我被批判过，那种当人民的敌人——不是当你所针对的那几个家伙的敌人，却是当全体人民，哪怕是一个拎篮子上街买菜的老太太的敌人——那种感觉把我吓得半死，每一张新的大字报出来都让我胆战心惊，我这才理解为什么“文革”一开始许多人就抹了脖子跳了河。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于是罪上加罪，我变成态度顽固不肯悔改，直至送进北桥干部子女学习班。没有人愿意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受批判和挨整挨斗，虽然思想上不肯悔改，但我心理上却笼罩了一层深深的自卑感，与众不同感：我羡慕马路上任何一个普通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批斗过，他们的灵魂不曾受到过搅扰。
说还是不说？为什么要把我的伤疤抖开来给这个闻名遐迩、处境完全与我不同的人看？这并不关他的事。
“我被批斗过……就在不久之前。”
“什么？坐喷气式飞机？挂牌子？”他露出无比惊讶又不可置信的神情。
“不，没有人碰我……但他们贴大字报，搜去了我的日记笔记。”
于是，我把向《文汇报》写信那件事和信的内容详情叙述给他听。
他听完，神情变得十分肃穆，踱着步子沉思了许久，回到办公桌后面，用手指指着我说：
“你错了！你完全错了！……第一，你对你并没有完全了解和理解的东西去进行批判，这本身就是荒谬的。第二，……”他停顿了一下，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第二，你还很年轻，你做这种傻事，那是会断送你的整个前途的呀！”
我的泪水不觉涌上眼眶，我确实不知道我将会面临怎样一条道路。中学里几千名学生，只有我一人受到批判，这是铁定的事实。我曾经是中队长，曾经是优秀学生和班级干部，不过这都已经一笔勾销，我觉得一个黑暗的洞穴正张着大口在等待着我。
而这间屋里，却是如此明亮、安宁，四壁书橱中的每一本书都使我感到阵阵刺痛：如果我能像过去一样，安静潜心地大量阅读，再写下心得笔记，那该多好！我为什么要发那封该死的信给《文汇报》呢？我为什么总想把思想变成行动？我为什么不仅仅是遨游在书籍中，然后等待历史去证明一切？
我咬住牙关不让泪水滴落下来，我不能让任何一个男人看到我在哭，我不是小姑娘。
“我们出去散散步好吗？”他提议说。
初春的时节乍暖还寒，我们并排走过复旦校园的一行行垂柳、一排排红砖楼，来到登辉堂前。“李登辉，复旦大学的奠基人。”他望着一座年深日久、黑黝黝的铜像说：“我常常来这里散步。……未经考究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你可以去看看《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涅写的，是本出色的书。有可能的话，你再去看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贵族，自愿到西伯利亚流放，那些伯爵夫人公爵夫人心甘情愿地跟随着他们的丈夫，十年二十年胼手胝足地度过漫长黑暗的流放岁月，那种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长久以来一直鼓舞着我……今天的社会，政治风云变幻多端，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道路都不会是平坦的。你要有一种宽广的胸怀，如果你再多读些历史和哲学，你会懂得：个人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关键在于，你是否建立了一个理想？一个目标？”
每一个字都好像径直从他的灵魂深处迸涌出来，燃烧起全部信仰的火焰。也许我并不确切明白他讲的是什么，但是我的胸臆为之掀动，好像有什么帏幕在我面前揭开，有什么光辉在我眼前闪耀……我低着头，一边走一边默默地听着他侃侃地讲的每一句话。当我偶尔抬头，看到他的眼睛时，我发现那里笼罩着一层沉思的雾。
我们离开登辉堂，来到复旦校园南部一个小湖边的时候，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写道：言语并不构成罪体，它们仅仅栖息在思想里，有时候沉默不言比一切言语表示的意义还更多，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如果制定了言语是罪体这一项法律，那么不但不再有自由可言，甚至连自由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在讲这句话时往四下看了看，然后沉默了许久。
我多么渴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一直听他谈下去啊！
黄昏中，鸟儿啼鸣着飞过校园，晚霞把天边染成一片黛红色和金黄色。他陪我向化学系楼走去，突然，他问我：“你看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吗？”
我点点头。
“那你一定记得他讲的人生的三种境界了？”
我在记忆的河流中搜寻着，一边回忆一边缓缓地说：
“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对！你的记忆不错！”
“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时我真想叫出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这正是你啊！
我们站在化学系大楼前，他默默地凝视着我，我也睁大眼睛望着他。我心中一种消失了很久的情愫又开始骚动起来，如果为这样的人去死，我绝不会迟疑。然而晚霞已经消失，我必须自制，必须说再见，必须保持女性的尊严。
他写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说如果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去找他。末了，他握住我的手说：“记住，生活的激情很重要，它有时可以弥补才能的不足……不过，你的确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女孩子……你不要低估了你自己。不要自卑，不要老是一副受难的样子。”
说罢，他便回转身，消失在越来越暗淡下去的晚霞之中。
隔了一个星期，我给他的办公室挂了电话，我们很快又见面了。又过了几天，他约我走出复旦大学校园，一直向江湾镇五角场走去，他总是沉稳地边走边谈，他的谈话融热烈的情感、精辟的哲理、渊博的知识和隽永的机智于一炉。对他越崇仰我就越感到自己才疏学浅。他自视极高而又不失谦恭，有一次，当我谈到我姐姐和她的同学认为他是属于一种很正派的人时，他说“正派人”的概念不能使他感到满足。在他眼里，“正派人”就是那些智力和道德水准相当于“集体水准”的人。他还说，不必对他有什么赞扬之辞，“躬逢其盛，躬任其劳”，他说，他总是觉得自己做得太少了。
一个周末，我姐姐一回家就叫：“整个复旦都知道裴阳在和我的妹妹约会！……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认识他的？连我都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啊！见面也只是在全校开大会时，看到他坐在校革委会的一排头头们的当中！”
听到我姐姐这么叫着，我心头涌起一股甜蜜的意味。确实，那种轻柔如水，飘忽如梦的缱绻柔情，已经使我销魄荡魂。不过，我又清醒地觉得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再过一个半月，我就要去北大荒，我就要告别上海，可能永远也不能回来了。
啊，在上路之前，遇到一个充满理想又才智横溢的人，对人的一生多么重要！复旦园那爆发枝芽的翠柳，那微波粼粼的小湖，通向五角场的那条幽静蜿蜒的小路，同他那如和谐的天籁一般的话语……这一切，像春天里一股清新的风，直吹我的胸襟，麻木、委顿、自卑、迷惘……统统被一扫而去！我要成为一个新人！我要到北大荒兵团去谱写我新的历史！
5月9日，正是春风桃李灿若火的季节，我和千千万万的兵团战士一起，离开了上海。裴阳没有送给我任何东西，只是给了我一大叠印有“复旦大学”抬头的空白信笺。
“给我来信。”他说。
从上海开往黑龙江的列车，整整晃荡了三天三夜。从第一天晚上，我就在同伴们鼾声大作进入睡梦时，一个人偷偷地溜进餐车，借着厨房里透过来的一点亮光给他写信。第一封信是这么开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