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车尔尼雪夫斯基
——天堂见面
我的寻找路线：彼得堡罗要塞监狱—圣彼得堡—新圣女公墓
今天，当我躺在铺在草坪上的被单上，眼望着天空——如每年夏天这时一样，我脑子里的念头是：哦，像天堂一样——这万籁俱寂若无一人的中央公园草坪，虽有十几万人在观赏大都会歌剧院的露天演出，但仿佛一根针落地都能听得见，秩序井然，这静美的天地之间就像是天堂，我望着头顶天空的云，耳畔是美妙的歌声，就这么遐想起来……如果我到天堂去，首先要看一个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被沙皇政府下令流放和苦役了整整二十一年的俄国理想主义者，最近这些日子以来在我的生活中复活了。我知道他几乎已经被当今世界上所有的人忘却，我甚至有一种感觉他的血白流了。我相信他此刻一定在天堂。我幻想着自己插上雪白的双翅飞向天堂，飞到他面前，让他接受一个陌生的中国女子对他的最诚挚的敬意。
我脑海中涌现出车尔尼雪斯基的日记，其中记录了他对未婚妻、“活泼的小鸽子”奥莉加·索克拉托夫娜说他选择了一条危险的人生道路，“我想，我必须时刻有所准备，不知什么时候宪兵来了，把我关到彼得堡送进监狱，天知道，要关多久……”奥莉加毫不犹豫地嫁给了他——一个自34岁起，在西伯利亚覆盖着冰雪的矿井和潮湿寒冷的荒原苦役流放了整整二十一年的丈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永远不会想到，在他逝世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一个根本不懂俄语的中国女子，会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星空下为他给她带来的一切祈祷，为他不朽的灵魂和伟大的人格祈祷，特别是想到他几乎已被世人彻底遗忘，她的泪水不禁缓缓流下……
他在天堂。他一定在天堂！
此刻，我闭上眼睛，身体从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坪上升起，云层越来越近，伴随着那位大都会歌剧院女歌唱家美妙的歌声，我整个灵魂、身体均在升腾，一片黄昏的浅蓝色，晶莹的星星在前面指路。“啊，到了，这就是天堂了！”天堂是由闪光的云霓、洁白的云层和连绵无尽的琼楼玉宇组成的，完全现代化的建筑和巨大的图书馆、音乐宛如凝冻住的光，巨大的冰块和金色的阳光构成大理石柱和风窗，有不少建筑上刻着巨大的“M”字母，那是天堂建筑总督米开朗琪罗的缩写。天堂的玫瑰比地面上要大出十倍，天堂的风是多么和煦啊！
我要去见他——车尔尼雪夫斯基！我手里拿着他的地址：天堂乌托邦大街，实验工场一号。我得知他和《怎么办？》一书中的人物：薇拉、拉赫美托夫、罗普霍夫等人一起在天堂实验工场继续实现他在久远的人间时所存在的梦想。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放下手中的工作走到我面前时，我惊讶地发现他和一百多年前他去世前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他仍然穿着那身深色的旧燕尾服，浓密的淡褐色的头发齐耳根，蓄着学者胡子，镜片后的蓝眼睛闪烁着睿智深邃的光芒。他的夫人对我讲：“地球上的一百年等于天堂里的一年，因此他才刚刚62岁，而这岁数在天堂是非常年轻的年龄。这里有83岁的托尔斯泰，也有39岁的普希金，他们比离开人间时只增加了一岁，所有的人在天堂交换他们在地球上创作的作品。也能了解地球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用几乎颤抖的双手从手提皮箱中取出已经磨烂书角的一本《怎么办？》，深情地、久久地注视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我想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你的《怎么办？》这本人生教科书，给我的一生指引了道路……我一直梦想着亲眼见到你，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但我什么话也无法说出，因为这时我开始哭泣起来。
“你为什么要哭泣！周励？”我十分惊诧：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听到他又叫了一下我的英文名字“Julia”，我更像遇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只是一味地望着他，泪流满面。
“朱莉亚，我听说你写了一本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并且为此受了许多委屈。是吗？”
我这时已经不再感到惊讶了，他已经知道了一切。我低垂下头沉思了一会儿，说：是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我比您脆弱多了，当一开始遭受诽谤诬陷时，我是那么震惊、愤怒，我盼望天空响起电闪雷鸣，去唬吓放毒箭的恶魔及用谣言来卖钱的记者。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应当再看一看您的小说《怎么办？》和鲍戈斯洛夫斯基著的《钦定死刑犯——车尔尼雪夫斯基传》，我贪婪地读着，一有空就读，短短几天啊，犹如暴风雨中盛开了一朵玫瑰花朵，鲜红的，晶莹透亮，散发着馨香，我摘下这朵玫瑰，深情地吻着、吻着……我完全平静了下来，我甚至隐隐地感到羞愧：我为什么不能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在二十一年的流放苦役中，你每天为俄罗斯人民的命运担忧，而你一共花过几分钟去想那个出卖了你、为沙皇制造假口供的叛徒柯斯·托马罗夫？与你的遭遇比起来，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不是仍然充实快乐地冲刺在纽约商场上吗？我不是仍然一有空就让这颗“不是商人的灵魂”沉浸在先人留在人间的丰富的精神遗产中吗？我和麦克、小安德鲁及朋友们时常在纽约中央公园的湖中泛舟，听小安德鲁和他的小伙伴用稚嫩的声音唱歌……
我的美国的和中国的朋友们不仅一个没有减少，反而愈来愈多，像今晚这样在月下野餐之后开心地一起躺在中央公园大草坪上聆听大都会歌剧院的美妙歌声……我为什么不用更多的时间去想一想我的同胞们的命运？
车尔尼雪夫斯基伸开臂膀，将我紧紧地抱在他宽阔的胸怀中，由于相差120岁，所以我一点也不羞怯，反而紧紧地依偎着我最敬爱的这位长者。他喃喃地说：“朱莉亚，我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位中国朋友。你一定还记得我被关押后，在彼得堡罗要塞写给奥莉加的一封信吧？”
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走过来，于是，我们两个人——奥莉加和我，不由自主地共同吟诵起他的那封“诀别信”：
“……等待我的是严酷的命运和考验。我想和你说明一点，我和你的生命是属于历史的，几百年过去以后，我们的名字仍将使人们感到亲切，当和我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已被遗忘的时候，人们还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想起我们。因此，我们应该精神振奋，不要让后人失望……”
这时候，我们三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奥莉加和我互相环视着对方，我们都微笑了。
此刻，天堂钟声响起，夜幕降临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催促我快换上夜礼服去参加今晚在天堂五号广场的盛大晚会。一想到我将见到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一想到我将见到雨果、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乔治桑、海明威……我的心就高兴得发抖。我突然问：
“我还想见苏格拉底！他今晚也来吗？”我的成长过程中，也一直印着他判服死刑之前那份荡人心旌的不朽的《辩护词》。
“你来的正是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明天，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要来我家做客，你会有机会和他们作一番长谈，他们一定会很感兴趣：在今天20世纪的中国，还有人在读公元前399年一位古希腊人写的东西。我相信苏格拉底在作《辩护词》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这点。就像我绝不会想到你——一个中国女子对我一百多年前写的《怎么办？》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一样。”他的语气既坦率又亲切。
“是的，”我说，“你永远不可能认识你所有的读者。但是，当你接触到他们的心时，你发现他们的心就是你的心。”
……
不知何时，我又回到了纽约中央公园的人间天堂，万籁俱寂，星光闪烁，只有那位女歌唱家在委婉地唱着：
让心灵与宇宙星空作伴吧，
因为有高尚的人在天堂等着与你见面……
寻找海明威
——流动的宴会
我的寻找路线：佛罗里达Keywest—纽约第五大道61街海明威故居
海明威曾对小他三十多岁的挚友、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霍契勒（他将海明威多部作品改编为电影）说：“如果你曾是个在巴黎生活过的好运的年轻人，那么你后辈子无论到哪里去，巴黎都将伴随着你，因为巴黎是个流动的宴会。”
这就是我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将这篇文章原来的标题：《幸福的早晨——寻找老爸海明威》改为现在这个题目的原因。我很喜欢巴黎，但就生活来讲，我更喜欢曼哈顿。无论我在上海或北京，在Keywest或在马德里、巴黎、威尼斯，曼哈顿都伴随着我。因为曼哈顿是个流动的宴会。嗨，不错，幸福就是流动的宴会。
今天早晨7∶00新闻中播出布什战胜克里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请别误会，我并不是讲布什连任给我带来什么幸福。相反，我认为克里在许多地方比布什更聪明，至少他不会轻易将美国拖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不过本·**的两次电视讲话帮助了布什获得更多选票。美国人一看到本·**就像看到了外星魔鬼杀手，他们需要一个强硬（哪怕犯错误）的总统保护他们。
这会儿，在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坐在上海东方曼哈顿27楼阳台上写这些感想时，真想给李肇星打一个电话，想必他也很高兴布什连任，至少中美关系不需要重新磨合一阵子了。另一个让我高兴的原因是我的朋友，北大荒兵团时代的老兄，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周禹鹏刚刚给我打了电话，时间早晨8点15分。他讲正在往浦东国际展览中心的路上，去为上海国际工博会揭幕。“累坏了！”他说，陪同**副总理访问瑞典、拜见瑞典国王之后，一直马不停蹄，从主持上海国际市长咨询会，到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刚飞回沪就去给国际工博会剪彩。身为上海世博局局长的他立即又要接待法国国际世博局代表团，讨论2010年举办上海世博会的规划……
周副市长在电话中确认了和我纽约第五大道的客户共进午餐的时间之后，说：“我看还是布什当选好。”他仿佛松了一口气的样子。两年前他在老布什面前曾发表过一次精彩的英文演讲，回忆了老布什夫妇80年代在北京骑自行车及登长城的往事，话题一转又谈到自己如何从一个北大荒知青成为国际大城市的副市长，而1995年在美国纽约大学商学院学习则给了他重要的理念转折，使他成为上海市场经济和外贸外企投资行为的决策人之一。
周副市长的英文讲稿事先让我看过，并在我和另一位朋友面前预演了一遍。当晚，周副市长高兴地告诉我他的演说获得了老布什一行的热烈喝彩。他请我和浦东张江科技集团总裁戴海波等一些老友在灯火璀璨的浦东陆家嘴相聚，畅饮人头马酒欢庆。
我有时惊异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譬如今天早晨美国大选的结果，多少有点儿像鲜花盛开的原野上弯弯曲曲的小道一样，一直通向我的生活和我的回忆中。单单这个就让我感到上海11月的阳光格外明媚灿烂，与优秀人物作灵气上的相通，真的让你感到Happy and Content－快乐与满足。这就是在这个远离美国的上海东方曼哈顿公寓中我的一点“幸福早晨联想”。嘿，我真幸运。我是说当我在少女时代孤独地用一根树枝放牧猪群时，或者在北大荒的暴风雪中为“黑档案”踉跄奔走时，如果我知道有什么在前面等着我的话，我就不会在雪地里大哭了。
然而，以上这些并不是今天早晨我急于找出纸笔写这篇文章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灵魂中与另一位早已辞世的老友重新相聚。事实是，在我来到美国的近二十年里，我一直在寻找他的足迹，像女儿寻找一位久别的父亲。现在我看到海明威带着遍体鳞伤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一周之前，无论在加州棕榈海边，在墨西哥湾白色沙滩，还是在10万吨皇家公主号游船的香槟酒舞会上，我一直夹着A.E.Hotchner霍契勒写的《PaPa Hemingway》（《老爸海明威》）这本书，还有海明威本人的一些作品：《太阳照样升起》、《乞力马扎罗的雪》、《永别了的武器》。我承认有时我会不知不觉地活在海明威的影子里。海明威在曼哈顿的住所离我家很近，他住在东61街近第五大道，我住在东60街道近公园大道。每当我路经他那幢白色大理石的房子时，我脑海中就会浮现霍契勒在《老爸海明威》一书开头中的一段话：
1961年7月2日，一位被许多评论家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一位对生活和冒险的兴趣都像他的天才一样大的人，一位诺贝尔奖与普利策奖的获奖者，一位好运道的大兵；他在爱达荷州索图斯山区有一个家园供他冬天打猎，在纽约市有一个套房，他有一艘装备特殊的游艇供他去墨西哥湾钓鱼，他在巴黎的里兹宾馆与威尼斯的戈丽宾馆皆备有他使用的套房；他拥有牢固的婚姻，没有严重的疾病，好友遍天下——就是这个人人羡慕的人，在7月的那一天竟然举起猎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开枪自杀。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为了什么？
为了找到这个为什么，我不仅重新阅读海明威著作与霍契勒回忆，也走遍了从佛州到明尼苏达疗养院、直到马德里、巴黎、威尼斯、南非、加拿大那些曾经留下海明威足迹、激发他创作灵感的地方。我仿佛听到霍契勒在海明威的最后岁月中与他的对话。
霍契勒说：“爸爸，春天来了！”那时海明威住在明尼苏达罗切斯特梅奥精神疗养院中，他已经两次企图将枪对准自己脑袋。
海明威呆滞地望着他挚爱的友人，旧眼镜后面的眼睛是阴沉的：“不会再有春天了。霍契！”（读到这里我黯然神伤）“……也不会再有秋天了。”他整个身体松弛地坐在一道石墙的断垣上。
霍契温和地问：“爸爸，你为什么想自杀呢？”
海明威迟疑了一下，用深思熟虑的方式说：“一个人快到62岁了，他想到他没法写作他许诺过的书和小说，你看他会怎么办？冠军和别人不一样，他不能退休。因为，我一天、一年、十年不写作并没有关系，只要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我能写作，然而在我不清楚这一点的那一天，或者没有把握的那一天，来世就到了。”
非洲冒险打猎之旅和两次坠机损害了他的健康。他说：“一个人该关心什么？身体保持健康，好好工作和朋友们吃吃喝喝，在床上找点乐趣，我一个也做不到了，你明白吗？该死！全做不到了！我计划过美好日子，周游全世界……”
那次谈话后的一周，在爱达荷凯彻姆家中，一个夜晚，海明威吃了一顿饭，和妻子玛丽一起唱了他们喜欢的一支歌。第二天清早，家里发生猎枪的响声，玛丽跑下楼去，海明威已经将猎枪头塞进喉咙，按下扳扣……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上海高楼大厦后面的云朵顿时变成了袅袅硝烟。我仿佛站在流血的海明威和哭泣的赫契勒之间。在硫磺味和硝烟之中，我看到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的片段像云彩一样掉落在老人头上。金色和绯红的光辉代替了暗红色的小溪般流淌的鲜血，天使们用白色的翅膀将这个长着灰白胡子的美国男人托到云间。风笛中是他歌儿一般的是诗句。
我很高兴，我们用不着想法去射落星星。想象一下吧！要是每天有人想法去射落月亮，月亮就会逃掉了。然而，想象一下，要是有人想法射落太阳，那会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生来真幸运。
就这样，这个曾经是妙趣横生、神采焕发的男子汉，以自己特殊的死，向“不能写作”的生命终极报到——把自己生命的太阳射落了。他的生与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有志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我1992年在《曼》书末尾曾这样写道：
海明威遭受到一系列的创伤、枪伤和不幸，所以他说：“我简直遍体鳞伤。”他在战壕中写下《太阳照样升起》，他像一头勇敢的公牛。虽然被斗牛士刺的鲜血淋漓，被红绒旗激得气急败坏，但依然站在斗牛场上。
我要拿起我的笔。没有比报道一代人的史诗更为神圣的事了。
刚写到一半，电视中出现**、**分别向布什、切尼发贺电祝贺连任的报道。接下来的新闻是，11月4日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隆重开幕。早晨打电话来问候的朋友正用他富有磁性的声音大声宣布工博会开幕。在电视中看到老友总是让人高兴的事。现代社会似乎也与海明威有关。我的这位副市长朋友，还有我及从北大荒出来的幸运者，我们也曾经像《老人与海》中的老人奋力与命运搏斗，不过到头来我们拖到岸上来的不是一副白骨，而是实在太多的累累硕果和人生盛宴。这反而会产生让我们远离《老人与海》的危险。我知道李肇星一直是波涛中的老人，尽管他和世界上所有的总统、国王、首相们不断握手，但他一直在写诗，一直记住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与那位出海84次的老人相去不远。他曾和我谈到幼年时在草垛上边看星星边写诗的体验。这种“天地情结”使他在华盛顿享有“诗人外交家”的盛誉。作家的伟杰在于他笔下的文字的震撼力，能让心灵歌唱或者哭泣。我极喜欢海明威那独特“燃烧”的语言，让人体验生活的坎坷与壮丽:
“我的脸像被闪电烧伤过一样伤疤不少。”
“不能刮胡子，一取下眼纱布，皮肤就像邮票一样往下掉。”
“你知道，你写了一本书，多年来你一直很喜欢它，后来你看到它变成了这个样（《永别了的武器》改编成的电影）就好像有人在你父亲的啤酒里撒了一泡尿。”这是他走出纽约东49街洛克菲勒电影院时和霍契勒讲的话。后来海明威从头到尾参加了《老人与海》的电影拍摄，和摄制组一起在秘鲁滨海为捕捉马林鱼而忙得焦头烂额。有一次他在赛车场终点站边，一边吃着墨西哥大螃蟹一边把《老人与海》电影结尾重写了三十九遍。这使我联想到在巴黎罗丹雕塑博物馆所看见的萧伯纳头像及轶事：有一次罗丹为戏剧家、诺贝尔文学奖主、诗人萧伯纳雕头像，一开始萧伯纳很兴奋，将自己的姿态按大师要求摆好。但罗丹完成雕塑后不满意，推翻重来，这样反复到第二十二遍时，这位诗人吓得逃走了……
老爸海明威对钱也有一种“灰色幽默”，当赫契勒20岁出头时第一次被《世界主义者》杂志派出邀请海明威写一篇题为《文学的未来》的论文时，海明威双手一摊，讲：“事实上我不知道任何事情的什么未来。”但当他被告知杂志社准备支付他15000美元的稿费时，他立即一拍大腿：“得！这笔钱本身就够振兴文学的未来了！”
我非常幸运自己能拥有与海明威类似的生活方式。海明威最令人羡慕的是能有时间做大多数人梦想的事情；有勇气、精力、自由的时间和充足的财富去享受有冒险的旅游；转动一下地球仪即可以在几天之内到达任何一个自己突然发生兴趣的地方，然后把领略到的一切都写出来。在海明威和我身上几乎共同有一种季节的变换：在陆地上度过一个季节，然后潜入地下，又有节奏地脱颖而出，精神焕发，充满了再生的活力。
有一次我从南非回来，因在无边无际的非洲旷野追踪狮子群太激动人心，所以我回纽约后就急忙去看动物，而海明威也曾在同样的地方—麦迪逊广场公园Ringling Brotehrs马戏团同笼子里的动物谈话，他竟然用特殊的语言使得北极熊和大猩猩呜咽起来，并最后亲吻他。“我真是见鬼了。”饲养员说。
“我有点印度血统。”海明威讲，“熊类都喜欢我，一向如此。”他曾在非洲丛林一连射倒三只大棕熊，因为其中一只凶猛的大棕熊将他雇用的当地向导的屁股一口咬掉。
当我在茫茫雪原，德国与瑞士交界的阿尔卑斯山脉滑雪时，在缆车上眺望阳光下的银枝玉树和雪原，不禁想起海明威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海明威那年和妻子哈德莉（第二任妻子）一起来德国滑雪，并担任滑雪教练以支付生活费。前一个季节滑雪场老板林特先生的15个客人中有11个在雪崩中丧生。第二年一个客人也没有，整个雪山变成了只有海明威夫妇两个影子。夜里林特先生通宵打牌，对手是另一家滑雪客栈的老板，林特先生输掉了他的客栈、滑雪场和他在巴伐利亚的房产——海明威把这个夜晚写进了《乞力马扎罗的雪》里。像他这样以真实丰富的生活为基础的天才作家几乎是凤毛鳞爪，就是当今社会也一样。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不少作品是毫无生活的作者苦思冥想编出来的。海明威有一次对朋友讲有一名“空洞”作家常常剽窃他的短篇小说：“我刚一写完，他就偷走了，他把小说里的人名、地名改动一下，卖得钱比我得到的还多，我想了个办法整他：我两年停止写作，这个**养的就饿死了！”
海明威虽然写的是小说，不是纪实文学，但他的天才就在于把他锐利目光所触及的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特殊的人变成他虚构文学中的主角。我一直寻找的就是他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足迹。《太阳照样升起》出版后的第二天，海明威对纽约的赫契勒说：“我得到了消息，哈罗德·洛布（就是小说主角罗伯特·科恩的原型）扬言一看到我就要把我杀掉，但我主动邀请他出来喝酒把他摆平了！”《太阳照样升起》里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的，真正的主人公是大地。
海明威虽然只是高中毕业，自嘲“不会数数”，但他酷爱书报杂志，他在Keywest和爱荷达的藏书有5000册，每天还订购大量杂志报纸。他说：“我从来不喜欢在没有女人，或是没有好书，或是没有《电讯早报》陪伴的时候上床。”一切悲剧在他看来都可能成为伟大的诗篇。最令人感动的是赫契勒关于他初次阅读《老人与海》手稿的回忆：
那天深夜，欧内斯特（海明威）来到我的房间，带着一个夹板，金属夹里面夹着一摞手稿。欧内斯特有点踌躇，几乎是坐立不安。他说：“想叫你读点东西，玛丽一晚上就把它读完了，清早见面时，她说她原谅我做过的一切，还叫我看她膀子上的鸡皮疙瘩。作为作家，我总算获得了大赦。我希望我不会因为自己家里人喜欢它，就傻乎乎地认为自己写出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所以我赞成请你读一下——明天早晨，咱们坦率地谈谈。”
他把夹板放在我的床上柜上，突然就走开了。我上了床，打开电灯，拿起稿件。标题是用墨水写的《老人与海》，夜里虫群扑打着窗帘，我似乎身处邻近的古巴科玛港，然后乘船出海。经受着我一生读书经历中最大的一次心灵震撼，经常激起欧内斯特兴趣的是为生活而做的拼搏。一个勇敢、简朴的人与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进行着一场无法取胜的斗争，这种生命的拼搏就是一首宗教诗。
第二天早晨，我把我的感受告诉了欧内斯特，他说：“你认为我可以先单独发表，我很高兴。这本书的核心是我所熟知的一句最古老的双重格言：……这种格言顺着来说反过来说都是一样，这句格言是：人可以被毁灭，但不会被打败。”
“人可以被打败，但不会被毁灭。”
是的，反过来说便这样，但我总更乐意相信人是打不败的。
以下的话更让我兴奋。因为海明威和我一样遭遇过一帮“靠攻击他出名”的文字敌人。
